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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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魯迅死去一周年了。

    這一年來我們的悲痛不會一日減少。

    我們的景慕隻有日益加深。

     我們的魯迅死去一年了。

    這一年來我們國家民族的危機愈益加深:日寇蹂躏着魯迅開始創作生活和講學多年的我們的故都北平,轟炸魯迅幼年入學的,我們的首都南京,轟炸魯迅的生長地浙江省,和他中年做教員的杭州,及後來講學、革命的發祥地廣州、廈門&hellip&hellip魯迅晚年創作、戰鬥以至于死的上海,遭受了日寇的猖狂的進攻;全國各地無辜男女老幼千千萬萬被日寇慘無人道地炸死&hellip&hellip假如地下的魯迅有知,他該如何地悲憤痛恨。

    假如魯迅還活着,他當如何慷慨赴戰舍身救國。

    “等到這支筆沒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來,決不會在徐懋庸等輩之下!”根據魯迅一生的正義、理性,敢說、敢罵、敢打,老當益壯的精神,我們是絕對相信他這句話的。

     我們的魯迅死去一年了。

    這一年來我們海内外的同胞舉行過無數次追悼紀念魯迅的大會,報紙雜志發表過無數悼念魯迅的文字,全國男女長幼各界各階層的人們莫不同聲悲痛。

    這證明魯迅是我們人民大衆的魯迅。

     我們的魯迅死去一年了。

    這一年來,尤其是剛死去之後,許多論述魯迅道德學問文章的文字,除開極少數“放冷箭”的以外,一般都是出于至誠。

    他生前的敵人,在他死後也不能不承認他的偉大。

    他的偉大把那“放冷箭”的宵小都鎮壓了下去。

    魯迅的人格、道德、學問、文章,魯迅的天才、熱情,無一不是偉大的,就是說,他的偉大是多方面的,你就想開出許多題目來研究他,也很難包括他的一切。

    “無已”,我權且将我這一年來在國外向中國人和外國人所作的關于魯迅的報告及在各種外國文字的文學刊物上所作關于魯迅的文章用中國字寫出來,作為研究魯迅的生平和創作的一個簡要的,還遠不完備的提綱。

     一 魯迅的身世 魯迅出身貧寒,從小傾受盡人世艱苦,我們重溫他自己所寫的一些血淚的文字罷: 我有四年多&hellip&hellip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裡&hellip&hellip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裡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hellip&hellip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hellip&hellip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hellip&hellip(《呐喊·自序》) 在我幼小的時候,家裡還有四五十畝水田&hellip&hellip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

    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

    我于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

    我漸至于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

    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hellip&hellip(《死魂靈》附錄:《自傳》) 此外,我們從魯迅的作品中,例如《孔乙己》一篇裡還可看出魯迅先生小時候的生活狀況: 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魯鎮鎮口的鹹亨酒店裡當夥計,掌櫃說,樣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就在外面做點事吧。

    外面的短衣主顧,雖然容易說話,但唠唠叨叨纏夾不清的也很不少。

    他們往往要親眼看看黃酒從壇子裡舀出,看過壺子底裡有水沒有,又親看将壺子放在熱水裡,然後放心;在這嚴重監督之下,羼水也很為難。

    所以過了幾天,掌櫃又說我幹不了這事。

    幸虧薦頭的情面大,辭退不得,便改為專管溫酒的一種無聊職務了。

     我從此便整天站在櫃台裡,專管我的職務。

    雖然沒有什麼失職,但覺有些單調,有些無聊。

    掌櫃的一副兇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潑不得;隻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

    (《呐喊·孔乙己》) 在他的短篇《故鄉》裡我們知道魯迅曾回到故鄉去,将房屋家具通通賣掉,和他的母親“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地方去”。

     從這些自述的文字裡我們可知魯迅自幼至長大為人是如何困苦為生的,也就可知他為什麼這樣了解“下層”社會的現實生活,亦可知道他為什麼一向的主張“做起小說來&hellip&hellip以為必須是為&lsquo人生&rsquo,而且要改良這人生&hellip&hellip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及“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造社會”。

     這些都是魯迅的人生觀之形成的背景。

    這些都使魯迅一向便為理性主義者,富有正義感,富于反抗精神,從開始他的覺悟的生活起直至死之日,三十年來無一時苟且、松懈、消極、退讓&mdash&mdash這豈是偶然的! &hellip&hellip我&hellip&hellip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hellip&hellip大約過了半年&hellip&hellip改進路礦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

    但待到在東京的預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

    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确知道了新的醫學對于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hellip&hellip(《死魂靈》附錄:《自傳》) 在《呐喊·自序》裡他寫道: &hellip&hellip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争時候便去當軍醫。

    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

     看這段自傳,我們知道魯迅之決定學醫,是為的救人。

    尤是“戰争時候便去當軍醫”一句話,看出魯迅之少年愛國熱忱。

    他在這時代是接受科學,企圖維新以振興中國。

     &hellip&hellip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

    終于,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别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

    但革命已發生,紹興光複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

    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hellip&hellip(《死魂靈》附錄:《自傳》) 這個《自傳》止于一九二七年九月。

    我們記得,在一九二六年春天,北京政府預備通緝五十個“過激”的教授和知識分子,魯迅便是其中之一。

    他被勸南下,擔任福建廈門大學的中國文學講座。

    在這裡他又招讕言攻擊,說他是故意不遠千裡而來,使這個平靜的地方發生風潮&hellip&hellip他于是被請到廣州中山大學擔任文科學長。

    福建的一些敬愛他的學生随着他去了。

    然而一九二七年國共分家,形勢緊張,魯迅乃退出了中山大學,暫匿居于廣州的某地一間樓房裡。

    後來才乘機到了上海。

    在這裡一直住下到死之日。

    中間隻曾一次到北京去省母,在各校演講數次,大受聽衆歡迎。

    他一八八一年生于紹興,一九三六年死于上海。

    死時是五十六歲。

    夫人許遐,号廣平,又名景宋。

    死後遺子海嬰剛七歲,還有老母和兩個兄弟:周作人、周建人。

    魯迅原名周樹人,字豫才。

    “魯迅”是他的筆名。

     二 魯迅&mdash&mdash偉大的現實主義的作家,中國新文學的創立者 魯迅“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四月”,但我們論他的開始文學活動還應該早一點。

    他的《自傳》裡說: &hellip&hellip正值日俄戰争,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為做偵探而将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還應該有較為廣大的運動&hellip&hellip先提倡新文藝。

    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繼續失敗了。

     在《呐喊·自序》裡說: &hellip&hellip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

    凡是愚弱的國民&hellip&hellip我們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這幾段引證使我們明了魯迅決心從事于文藝的由來。

    他“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lsquo閑書&rsquo,而且将&lsquo為藝術而藝術&rsquo,看作不過是&lsquo消閑&rsquo的新式的别号”,“做起小說來&hellip&hellip以為必須是&lsquo為人生&rsquo,而且要改良這人生&hellip&hellip”,“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這可見魯迅創作的目的在于戰鬥,在于“救救孩子!”&mdash&mdash這是他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最後一句話。

    真正人道主義者的魯迅是不能不“為人生而藝術”的,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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