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魯迅先生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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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是唯一的光。
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随喜贊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内。
（《熱風·随感錄四十一》） 縱令不過一窪淺水，也可以學學大海；橫豎都是水，可以相通。
（同上） 讀了這些精辟的，自表心事的辭句，我們能在魯迅那裡找到半點個人英雄主義、領袖主義、鬧地位、鬧出風頭及“在思想意識上，發展小資産階級的個人主義，來反對無産階級的集體主義，一切從個人出發，一切表現個人，個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個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誇大，風頭主義，不實事求是的了解具體情況，不嚴肅慎重的對待問題，鋪張求表面，不肯埋頭苦幹，不與群衆真正密切聯系”（《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這些歪風，邪風嗎？ 上面一段話，都是警句，對于我們，特别對于我自己，幾乎每句都是一鞭子，打得心裡很痛！這裡剩下的，我想是，魯迅的實事求是的了解具體情況的精神，嚴肅慎重的對待問題的态度，及與群衆真正密切聯系這幾點，有加以“考證”之必要。
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争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
關在房子裡，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
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會主義者”，便是指這而言。
&hellip&hellip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
&hellip&hellip（《二心集·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hellip&hellip那時（指大革命失敗後&mdash&mdash蕭注）的革命文學運動，據我的意見，是未經好好的計劃，很有些錯誤之處的。
例如，第一，他們對于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将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地運用了。
（《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上面所引的魯迅的兩段話，不恰好是對教條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的當頭棒喝嗎？魯迅一向便注重研究調查的。
我們從《且介亭雜文》裡所說的“&hellip&hellip覺悟的智識者&hellip&hellip必須有研究，能思索&hellip&hellip”，從《論睜了眼看》裡所批評的“中國的文人，對于人生，&mdash&mdash至少是對于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都可看出他的了解具體情況的精神與主張。
而“有一分熱，發一分光”，“要治這麻木狀态的國度，隻有一法，就是&lsquo韌&rsquo，也就是&lsquo锲而不舍&rsquo。
逐漸的做一點，總不肯休，不至于比&lsquo踔厲風發&rsquo無效的”（《兩地書》第一集十二），“對于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争，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和他所主張的“壕塹戰”，都可見魯迅的實事求是，踏踏實實，不鋪張求表面的精神。
魯迅的嚴肅慎重的對待問題的态度，我們在他《答北鬥雜志社問·創作要怎樣才會好？》幾條裡，已經看得見了。
這裡不妨再引他的《我怎麼做起小說來》裡面的一段話&mdash&mdash“宣傳指南”文件内沒有印的，但我覺得，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對于做文字工作的我們，和整頓文風&mdash反黨八股的學習同志們。
我力避行文的唠叨，隻要覺得夠将意思傳給别人了，就甯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hellip&hellip我深信對于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删幾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甯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隻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
&hellip&hellip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hellip&hellip（《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這幾節話，和許多偉大作家所主張的“藝術的至上境在于經濟”，又多麼吻合呢！ 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演說時，魯迅講過：“翻譯并不比随便的創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學的發展卻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魯迅自己一生便埋頭苦幹，作了許多翻譯介紹别國的，尤其是俄國&mdash蘇聯的理論和作品到中國來的工作。
&mdash&mdash我特别在這裡提一提這件事以作自我反省、批判、鞭策：這個工作，我做的太少太少了！ 魯迅做這項工作，也是本着他的“拿來主義”吧。
“總之，我們要拿來。
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
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
然而首先要這人沈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且介亭雜文&middo
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随喜贊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内。
（《熱風·随感錄四十一》） 縱令不過一窪淺水，也可以學學大海；橫豎都是水，可以相通。
（同上） 讀了這些精辟的，自表心事的辭句，我們能在魯迅那裡找到半點個人英雄主義、領袖主義、鬧地位、鬧出風頭及“在思想意識上，發展小資産階級的個人主義，來反對無産階級的集體主義，一切從個人出發，一切表現個人，個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個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誇大，風頭主義，不實事求是的了解具體情況，不嚴肅慎重的對待問題，鋪張求表面，不肯埋頭苦幹，不與群衆真正密切聯系”（《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這些歪風，邪風嗎？ 上面一段話，都是警句，對于我們，特别對于我自己，幾乎每句都是一鞭子，打得心裡很痛！這裡剩下的，我想是，魯迅的實事求是的了解具體情況的精神，嚴肅慎重的對待問題的态度，及與群衆真正密切聯系這幾點，有加以“考證”之必要。
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争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
關在房子裡，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
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會主義者”，便是指這而言。
&hellip&hellip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
&hellip&hellip（《二心集·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hellip&hellip那時（指大革命失敗後&mdash&mdash蕭注）的革命文學運動，據我的意見，是未經好好的計劃，很有些錯誤之處的。
例如，第一，他們對于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将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地運用了。
（《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上面所引的魯迅的兩段話，不恰好是對教條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的當頭棒喝嗎？魯迅一向便注重研究調查的。
我們從《且介亭雜文》裡所說的“&hellip&hellip覺悟的智識者&hellip&hellip必須有研究，能思索&hellip&hellip”，從《論睜了眼看》裡所批評的“中國的文人，對于人生，&mdash&mdash至少是對于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都可看出他的了解具體情況的精神與主張。
而“有一分熱，發一分光”，“要治這麻木狀态的國度，隻有一法，就是&lsquo韌&rsquo，也就是&lsquo锲而不舍&rsquo。
逐漸的做一點，總不肯休，不至于比&lsquo踔厲風發&rsquo無效的”（《兩地書》第一集十二），“對于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争，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和他所主張的“壕塹戰”，都可見魯迅的實事求是，踏踏實實，不鋪張求表面的精神。
魯迅的嚴肅慎重的對待問題的态度，我們在他《答北鬥雜志社問·創作要怎樣才會好？》幾條裡，已經看得見了。
這裡不妨再引他的《我怎麼做起小說來》裡面的一段話&mdash&mdash“宣傳指南”文件内沒有印的，但我覺得，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對于做文字工作的我們，和整頓文風&mdash反黨八股的學習同志們。
我力避行文的唠叨，隻要覺得夠将意思傳給别人了，就甯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hellip&hellip我深信對于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删幾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甯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隻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
&hellip&hellip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hellip&hellip（《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這幾節話，和許多偉大作家所主張的“藝術的至上境在于經濟”，又多麼吻合呢！ 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演說時，魯迅講過：“翻譯并不比随便的創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學的發展卻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魯迅自己一生便埋頭苦幹，作了許多翻譯介紹别國的，尤其是俄國&mdash蘇聯的理論和作品到中國來的工作。
&mdash&mdash我特别在這裡提一提這件事以作自我反省、批判、鞭策：這個工作，我做的太少太少了！ 魯迅做這項工作，也是本着他的“拿來主義”吧。
“總之，我們要拿來。
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
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
然而首先要這人沈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且介亭雜文&mid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