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魯迅先生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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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新興的無産者才有将來”（《二心集·序言》），及“知道這&lsquo新的&rsquo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産階級”（《答國際文學社問》）之後，魯迅便堅決地站在無産階級的立場上，而且老而益堅，一直到他最後的呼吸為止，沒有動搖過。
魯迅的實際言論、行動，證明他是無産者和勞動群衆底戰士（不僅朋友），是配得上他“自以為光榮的”“得引為”共産黨的“同志”的（引号内是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語）。
從哪裡見得，魯迅雖在組織上不是共産黨員，但他的無産階級的立場很穩，黨性很強呢？還是在序《呐喊》的時候，他便說過，他之從事于寫作是“遵着命令”。
遵誰的命呢？他自己回答說：“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在壓迫之下的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本來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圓和指揮刀。
”&mdash&mdash這裡他明顯地說了文藝是為政治服務的見解，而且注釋了革命者應有的自覺的紀律。
至于後來，一九二七年寫的《革命文學》裡所說的“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lsquo革命人&rsquo，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lsquo革命文學&rsquo。
從噴泉裡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裡出來的都是血”，在黃埔講演時所說的“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二八年寫的《文藝與革命》，二九年講的《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三〇年講的《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三一年寫的《中國無産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現狀》、《上海文藝之一瞥》，尤其是三三、三四年和“第三種人”的論戰，及三六年《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魯迅不止一次的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正面地提的非常明顯、肯定、尖銳。
&hellip&hellip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這“自己”，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忠實于他自己的藝術的人，也就是忠實于他本階級的作者，在資産階級如此，在無産階級也如此。
（《南腔北調集·又論“第三種人”》） 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hellip&hellip新的口号的提出&hellip&hellip決非停止了曆來的反對法西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鬥争&hellip&hellip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将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緻去對外。
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場。
（《且介亭雜文末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自然，這裡所說的階級，魯迅是指的無産階級。
在階級論與人性論這問題上，魯迅在與人辯駁中也說出了自己是反對所謂人性論和空洞、欺騙的“人類之愛”的。
他說：“向培良先生現在在提倡人類的藝術了，他反對有階級的藝術的存在，而在人類中分出好人和壞人來，這藝術是&lsquo好壞鬥争&rsquo的武器。
”（《上海文藝之一瞥》）在《答有恒先生》裡，魯迅就曾說出他的“一種妄想破滅了”。
他說： 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
這種老人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
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于别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
魯迅已經知道，世上既無所謂“好壞鬥争”，也無所謂“老少鬥争”，而隻是階級鬥争了。
最後，在他末年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這幾篇文章，将魯迅更加提高了到真正的“非黨的（或黨外的）布爾塞維克”！我說，我們還有許多“黨内的非布爾塞維克”&mdash&mdash即毛澤東同志所說的“組織上入了黨，但思想上還沒有入黨”的，這些同志們，拿魯迅做模範吧！是的，“我們應當向他學習，我們應當同他前進”（瞿秋白）。
現在讓我們看看魯迅的黨性之強的另一面。
他從事于文藝，是自覺地遵奉革命前驅者的命令。
他“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mdash&mdash看吧，魯迅甘心情願做無産階級的牛。
而且真做了：“我好像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 由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
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hellip&hellip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别人，當作自己的喽啰。
他隻是大衆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衆的事業。
（《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 注意，魯迅覺得，“他隻是大衆中的一個人”。
在《寫在〈墳〉後面》，他自己以為隻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麼前途的目标，範本”。
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後如竟沒有炬火：
魯迅的實際言論、行動，證明他是無産者和勞動群衆底戰士（不僅朋友），是配得上他“自以為光榮的”“得引為”共産黨的“同志”的（引号内是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語）。
從哪裡見得，魯迅雖在組織上不是共産黨員，但他的無産階級的立場很穩，黨性很強呢？還是在序《呐喊》的時候，他便說過，他之從事于寫作是“遵着命令”。
遵誰的命呢？他自己回答說：“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在壓迫之下的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本來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圓和指揮刀。
”&mdash&mdash這裡他明顯地說了文藝是為政治服務的見解，而且注釋了革命者應有的自覺的紀律。
至于後來，一九二七年寫的《革命文學》裡所說的“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lsquo革命人&rsquo，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lsquo革命文學&rsquo。
從噴泉裡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裡出來的都是血”，在黃埔講演時所說的“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二八年寫的《文藝與革命》，二九年講的《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三〇年講的《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三一年寫的《中國無産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現狀》、《上海文藝之一瞥》，尤其是三三、三四年和“第三種人”的論戰，及三六年《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魯迅不止一次的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正面地提的非常明顯、肯定、尖銳。
&hellip&hellip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這“自己”，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忠實于他自己的藝術的人，也就是忠實于他本階級的作者，在資産階級如此，在無産階級也如此。
（《南腔北調集·又論“第三種人”》） 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hellip&hellip新的口号的提出&hellip&hellip決非停止了曆來的反對法西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鬥争&hellip&hellip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将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緻去對外。
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場。
（《且介亭雜文末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自然，這裡所說的階級，魯迅是指的無産階級。
在階級論與人性論這問題上，魯迅在與人辯駁中也說出了自己是反對所謂人性論和空洞、欺騙的“人類之愛”的。
他說：“向培良先生現在在提倡人類的藝術了，他反對有階級的藝術的存在，而在人類中分出好人和壞人來，這藝術是&lsquo好壞鬥争&rsquo的武器。
”（《上海文藝之一瞥》）在《答有恒先生》裡，魯迅就曾說出他的“一種妄想破滅了”。
他說： 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
這種老人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
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于别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
魯迅已經知道，世上既無所謂“好壞鬥争”，也無所謂“老少鬥争”，而隻是階級鬥争了。
最後，在他末年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這幾篇文章，将魯迅更加提高了到真正的“非黨的（或黨外的）布爾塞維克”！我說，我們還有許多“黨内的非布爾塞維克”&mdash&mdash即毛澤東同志所說的“組織上入了黨，但思想上還沒有入黨”的，這些同志們，拿魯迅做模範吧！是的，“我們應當向他學習，我們應當同他前進”（瞿秋白）。
現在讓我們看看魯迅的黨性之強的另一面。
他從事于文藝，是自覺地遵奉革命前驅者的命令。
他“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mdash&mdash看吧，魯迅甘心情願做無産階級的牛。
而且真做了：“我好像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 由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
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hellip&hellip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别人，當作自己的喽啰。
他隻是大衆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衆的事業。
（《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 注意，魯迅覺得，“他隻是大衆中的一個人”。
在《寫在〈墳〉後面》，他自己以為隻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麼前途的目标，範本”。
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後如竟沒有炬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