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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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掌握中，另有一批新幹部進入。
過度的行為被檢點；對過去之事尋差報仇也不再繼續。
村民開始行使他們的選舉權，整個地區内共産黨員的名單也開始露白。
所有黨員都要一一在人民面前對帳，稱為“過關”，凡是被村民否定者不得為共産黨員，或也要改造學習。
各幹部将馬克思的勞力價值說（一切價值出于勞力）教與村民。
重新分配土地時固然視家庭内之需要，也顧及其已有之勞力。
事無大小，共産黨員均不厭其詳的一一區分。
其所作調查統計之細超過任何習慣之标準。
用道德規勸的時候也貫穿各人良心。
毛澤東與共産黨人執行土地改革之精，确實令人驚訝。
讀《翻身》，一個讀者可以體會到整個社會實際上已解散，一切重新做起。
盧梭所謂“高尚的野蠻人”在此時出現，也開始組織他們的“社會契約”。
主要的行動全經過協定，詳細規劃，初步試驗、修訂，付之實施、重新檢讨，到第二次修正才能算數。
在村莊之外，地區工作人員檢讨他們的工作時，其擴大會議可以糾集到幾百個代表讨論上好幾個星期。
韓丁提出，在一九四七年的一次會議，有一千七百個代表參加讨論了八十五天。
這樣一來，中共與毛澤東替中國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
重分土地之後，不僅使以後組織農民合作社和公社相當容易，同時毛和中共也構成了一種發号施令之體制，由以萬計的村民大會一直向上結合而成。
它們又有農民協會和貧農團體支持。
某些單位等于選區。
有了這樣的力量擺在他們後邊，中共從此對付國民黨的軍隊已無實質上的困難。
國民黨軍所轄疆土日蹙，防線也愈退近各市區的城垣。
一九五○年間的成功，加上與美軍作戰至少也打得一個平手，大為增進了毛的威信。
經濟方面的成功也不難道出：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可謂有三個不同的經濟體系。
在東北原來有“日滿鮮”體系，東北的生産和分配隻向日本與朝鮮的配合。
沿海的城市經濟大體向外，由國際力量支配。
中國内地既為農民叢集之區，一向被遺棄如孤兒。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三位一體，全部經過共同管制。
蘇聯援助數量極為有限，但是無耗費的放在有效之處實施，也發揮了功用。
農地集體化，除去了當中的阡陌，減少了荒廢，也節省了人工。
中國的工業本來就級位低，又受多年戰争損壞，所以經整頓培植，新狀态就和以前豁然不同。
隻是以上的條件都隻一次有效，而缺乏循環性。
到一九五八年，所有有利條件或已用盡，或無從繼續。
在這關頭，毛澤東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大躍進顯示他以為，隻要有意志力，任何問題都可解決。
“後院煉鋼”成為一時風尚。
當各種事業缺乏資本的時候，毛認為，鼓足幹勁，筋肉上的額外付出能創造資本。
當經濟内服務性質的事業用到盡頭時，他認為即地生産可以省除必要的交通，并規避科技之需要。
這樣一來他創造了一種新的原始經濟，凡他力所能及，所有因素都超過限度做到極端。
他力之不及，則雖必需卻令其付諸阙如。
自此，這些原始的細胞之間産生了各種不平衡，即使各自有成也無法利用。
這和現代經濟原則相違。
後者抓住各地區和各因素間之不平衡，将一種互為協定的辦法使一切整體化，而在更大的地區及更高的層次取得平衡。
大躍進的災害已經傳遍。
可是在這錯誤的後面仍有一種不同的人生哲學。
一九五八年年底，劉少奇指摘毛澤東時以為他已創造了無階級社會，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這樣就算得上共産主義，中國的社會也無須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了。
這一切，劉綜合稱為“一個烏托邦的夢想”〔注〕。
〔注〕這批判由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的決議提出，原文載《人民日報》、英譯見DanN.JacobsandHansH.Baerwald,ed.ChineseCommunism:SelectedDocuments（NY:Harper＆Row,1963）,pp.109-132 因為兩人的立場既如此明顯，本書作者即直接指出此系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批判。
讀者也可參閱中共在一九八七年編印之《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頁三百四十三以下各節，内中對毛澤東主動與間接參與文革有直率的批判。
＃＃＃＃＃ 經濟企劃失敗，加上蘇聯收手及收成無起色，毛澤東的命運跌至最低點。
可是他不甘心。
他以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度出場。
這看來也奇怪：如何一個人會有這樣的力量？而事後全國都認為這一切都是“錯誤”、“離奇謊言”、“恐怖空氣”？這樣，我們如何說明曆史上長期的合理性？ 簡概說來，文革不能以參與者的言行解釋，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觀察者而獲得适當解釋。
它在曆史上的意義可能尚在毛澤東本人理解之外。
毛做農民運動前後四十年，也解決了曆來在中國曆史裡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問題，他并作詩自為炫耀。
在其過程中，他也有兩弟一妹一妻一子慘死，他卻覺得他的權力足以保全他創下的運動。
同時，不要高層機構著手的廣泛群衆運動也是他的一貫作風。
他既有人之弱點，也可能在給新興官僚和一班文學藝術家打擊時感到惡意的滿足。
很少人提及，毛所創的低層機構從未與上端構成組織結構上的聯系，而隻因事情不能以固定的意識形态為憑。
一到實際的政治作風露出真相時，毛澤東即想不出自己為何必須放棄他做中國革命發言人的地位。
這時候他隻要和林彪聯絡，又動員紅衛兵，就完成了重新奪取領導權的一切準備。
毛澤東雖孜孜不倦讀史，卻想不到自己不過曆史的工具，他，毛澤東，一生事業也不過是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一環。
他已經掃除了農村内放債收租的陋習，過去這習慣如癌症般影響到鄉村裡每一個細胞的健康，阻擋中國的現代化。
可是要把因此而産生的均平主義當作最終目的，從今之後一切都維持原狀，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過産生一種現代形式的“均田”。
從過去的經驗看來，這種制度縱有政府下令保護，亦無從防制日後的侵蝕。
毛好像不是對此毫不知情。
他是否确曾囑咐江青不要搞“四人幫”，暫且不說。
無可否認，最後幾年他已與林彪疏遠而決絕，而且讓周恩來與尼克森及季辛格接觸。
至此看來，他已經在尋覓另外的對策。
【經濟成長與法制】 隻是中共如要和過去傳統上的朝代形式隔絕，那它應當使這新的下層機構成為一個不受拖累，可能生長擴大的經濟基礎。
因此經濟也務必要多元化，盡力将互相交換的條件提高，做到高度分工合作。
如此，中國解剖學上的型式──一個潛水艇夾肉面包的模樣──才可一去不複還。
要是能做到這田地，則文革沒有白費。
雖說十年離亂，它也供給了一個新改組的機會。
況且它的摸索也産生不少教訓。
文革也顯示中國在毛的布置之下雖執拗而不能穩定，他仍需要上下之間的法制性聯系才能談得上革命最後成功。
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很多國家一經現代化，總是随著有經濟上的生長擴充。
當中的步驟不能全部預先籌措，大緻上隻能因内外壓力之逼而形成。
隻是一遇到突破階段，這運動已替它自己選擇了當前的大道。
政府的扶助與督導仍然必要，卻已處于次要。
多元化的社會（pluralsociety）必因著經濟多元化而興起。
一種自然而然的現象使這運動加速。
也就是說其要點在掃除當中之障礙，不是預作理想上的答案去解決假設的問題。
從一切的情形看來，中國已突破這駐點。
中國缺乏西方式法制，既有好處也有壞處。
西方人士經常提及的一個印象是，内中有多數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國人民，又有一群貪污枉法之官吏，不外我們所說潛水艇夾肉面包之另一面，本書早已不厭再四提及。
這是一個不合時代的體制。
因為它的緣故，中國上下在過去一百年内業蒙受重大犧牲。
今日它被鏟除，隻有極少的人為它流淚。
這樣的背景使我們想見今後幾十年内是從事中國法制生活人士的黃金時代。
他們有極多機會接受挑戰，盡量創造。
針對物質生活的新範圍，必有新法律産生。
這種工作過去無從提前先做，有如汽車尚未發明之際無從預先構成高速的現代交通管制法案。
英國十七世紀的經驗又使我們體會到，起先看來互不相容之觀念，一旦被環境逼迫，到時也可能同時為法律容納而調和。
即是立法程序不及，也仍可以利用司法機關審案的機會補救。
再回到上面提及的一個問題：是否中國已在實驗資本主義？我們看來，這問題的本身即應重新考慮。
當一個十億人口的國家以超過一世紀的時間完成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革命，則以前的名詞和詞彙都有重新審訂的必要。
現在中國所産生的問題和她背景上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生活條件攸關，因此也有不盡能由西方經驗所産生的語詞全部籠罩之事例。
中國緣于地理上之要求，政治體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利益及地方上的組織無從充分發展先期構成多元社會，隻好采用間架性的設計，構成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
這種辦法貫穿了中國曆史。
再則栽培扶植小自耕農，除了極少的例外情形，一直是君主時代君臣之一貫方針。
施政缺乏縱深，也缺乏對一時一地一人一事之詳細掌握。
總之就是民法無從展開，私人财産權的各種奧妙也不能在法律面前發揮。
反面言之，資本主義之展開必待政府參與。
因為将資金廣泛流通，雇用外界人士為經理，又構成交網通信和保險事業，無不需要信用，而信用需要法律保障才可能形成系統。
中國傳統政府無此技術能力，也不願放棄其道德上的著眼為“為富不仁”的商人打算。
所以，僅由它拒絕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就可以阻塞資本主義之展開了。
這也就是以大陸的廣泛土地為背景的國家與歐美日本體系主要差别所在。
中國農村裡的剩馀既無門徑遠走高飛作有益的投資，小自耕農般又胼手胝足缺乏資本（小自耕農實際上也是小本生意人，春種秋收間的生活費也是一種投資），則韓丁所叙“剝削”在客觀條件上已無可避免。
他們在親戚鄰舍間的抵當借貸有時隻以口語為憑，不一定見文書，倒可以經鄉間的強人如保甲長及缙紳強制執行，因為不如此則關系地方治安。
有時候尚用不著麻煩衙門裡的父母官。
中共已把這癌症式的複雜情形大刀闊斧肅清。
有了以後曆史之發展，才使我們了解其真意義在豁除社會組織上的含糊情形，并非将私人之存積資本全部禁絕。
在經濟發展的程序上講，中國迄今在“原始存積資本階段”，大多數人民尚沒有享受到機器時代的生活方式。
如果真的依從狂熱分子之主張，将私人财産整個不要，隻能使全面貧窮更惡化。
這錯誤既已被認識，但在社會主義旗幟下廓清私人财産權仍無從避免，雖說這行動已算是姗姗來遲而且在解釋其立場時中共已大為
過度的行為被檢點；對過去之事尋差報仇也不再繼續。
村民開始行使他們的選舉權，整個地區内共産黨員的名單也開始露白。
所有黨員都要一一在人民面前對帳，稱為“過關”，凡是被村民否定者不得為共産黨員，或也要改造學習。
各幹部将馬克思的勞力價值說（一切價值出于勞力）教與村民。
重新分配土地時固然視家庭内之需要，也顧及其已有之勞力。
事無大小，共産黨員均不厭其詳的一一區分。
其所作調查統計之細超過任何習慣之标準。
用道德規勸的時候也貫穿各人良心。
毛澤東與共産黨人執行土地改革之精，确實令人驚訝。
讀《翻身》，一個讀者可以體會到整個社會實際上已解散，一切重新做起。
盧梭所謂“高尚的野蠻人”在此時出現，也開始組織他們的“社會契約”。
主要的行動全經過協定，詳細規劃，初步試驗、修訂，付之實施、重新檢讨，到第二次修正才能算數。
在村莊之外，地區工作人員檢讨他們的工作時，其擴大會議可以糾集到幾百個代表讨論上好幾個星期。
韓丁提出，在一九四七年的一次會議，有一千七百個代表參加讨論了八十五天。
這樣一來，中共與毛澤東替中國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
重分土地之後，不僅使以後組織農民合作社和公社相當容易，同時毛和中共也構成了一種發号施令之體制，由以萬計的村民大會一直向上結合而成。
它們又有農民協會和貧農團體支持。
某些單位等于選區。
有了這樣的力量擺在他們後邊，中共從此對付國民黨的軍隊已無實質上的困難。
國民黨軍所轄疆土日蹙，防線也愈退近各市區的城垣。
一九五○年間的成功，加上與美軍作戰至少也打得一個平手，大為增進了毛的威信。
經濟方面的成功也不難道出：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可謂有三個不同的經濟體系。
在東北原來有“日滿鮮”體系，東北的生産和分配隻向日本與朝鮮的配合。
沿海的城市經濟大體向外，由國際力量支配。
中國内地既為農民叢集之區，一向被遺棄如孤兒。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三位一體，全部經過共同管制。
蘇聯援助數量極為有限，但是無耗費的放在有效之處實施，也發揮了功用。
農地集體化，除去了當中的阡陌，減少了荒廢，也節省了人工。
中國的工業本來就級位低，又受多年戰争損壞，所以經整頓培植，新狀态就和以前豁然不同。
隻是以上的條件都隻一次有效，而缺乏循環性。
到一九五八年，所有有利條件或已用盡，或無從繼續。
在這關頭，毛澤東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大躍進顯示他以為，隻要有意志力，任何問題都可解決。
“後院煉鋼”成為一時風尚。
當各種事業缺乏資本的時候，毛認為，鼓足幹勁，筋肉上的額外付出能創造資本。
當經濟内服務性質的事業用到盡頭時，他認為即地生産可以省除必要的交通，并規避科技之需要。
這樣一來他創造了一種新的原始經濟，凡他力所能及，所有因素都超過限度做到極端。
他力之不及，則雖必需卻令其付諸阙如。
自此，這些原始的細胞之間産生了各種不平衡，即使各自有成也無法利用。
這和現代經濟原則相違。
後者抓住各地區和各因素間之不平衡，将一種互為協定的辦法使一切整體化，而在更大的地區及更高的層次取得平衡。
大躍進的災害已經傳遍。
可是在這錯誤的後面仍有一種不同的人生哲學。
一九五八年年底，劉少奇指摘毛澤東時以為他已創造了無階級社會，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這樣就算得上共産主義，中國的社會也無須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了。
這一切，劉綜合稱為“一個烏托邦的夢想”〔注〕。
〔注〕這批判由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的決議提出，原文載《人民日報》、英譯見DanN.JacobsandHansH.Baerwald,ed.ChineseCommunism:SelectedDocuments（NY:Harper＆Row,1963）,pp.109-132 因為兩人的立場既如此明顯，本書作者即直接指出此系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批判。
讀者也可參閱中共在一九八七年編印之《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頁三百四十三以下各節，内中對毛澤東主動與間接參與文革有直率的批判。
＃＃＃＃＃ 經濟企劃失敗，加上蘇聯收手及收成無起色，毛澤東的命運跌至最低點。
可是他不甘心。
他以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度出場。
這看來也奇怪：如何一個人會有這樣的力量？而事後全國都認為這一切都是“錯誤”、“離奇謊言”、“恐怖空氣”？這樣，我們如何說明曆史上長期的合理性？ 簡概說來，文革不能以參與者的言行解釋，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觀察者而獲得适當解釋。
它在曆史上的意義可能尚在毛澤東本人理解之外。
毛做農民運動前後四十年，也解決了曆來在中國曆史裡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問題，他并作詩自為炫耀。
在其過程中，他也有兩弟一妹一妻一子慘死，他卻覺得他的權力足以保全他創下的運動。
同時，不要高層機構著手的廣泛群衆運動也是他的一貫作風。
他既有人之弱點，也可能在給新興官僚和一班文學藝術家打擊時感到惡意的滿足。
很少人提及，毛所創的低層機構從未與上端構成組織結構上的聯系，而隻因事情不能以固定的意識形态為憑。
一到實際的政治作風露出真相時，毛澤東即想不出自己為何必須放棄他做中國革命發言人的地位。
這時候他隻要和林彪聯絡，又動員紅衛兵，就完成了重新奪取領導權的一切準備。
毛澤東雖孜孜不倦讀史，卻想不到自己不過曆史的工具，他，毛澤東，一生事業也不過是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一環。
他已經掃除了農村内放債收租的陋習，過去這習慣如癌症般影響到鄉村裡每一個細胞的健康，阻擋中國的現代化。
可是要把因此而産生的均平主義當作最終目的，從今之後一切都維持原狀，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過産生一種現代形式的“均田”。
從過去的經驗看來，這種制度縱有政府下令保護，亦無從防制日後的侵蝕。
毛好像不是對此毫不知情。
他是否确曾囑咐江青不要搞“四人幫”，暫且不說。
無可否認，最後幾年他已與林彪疏遠而決絕，而且讓周恩來與尼克森及季辛格接觸。
至此看來，他已經在尋覓另外的對策。
【經濟成長與法制】 隻是中共如要和過去傳統上的朝代形式隔絕，那它應當使這新的下層機構成為一個不受拖累，可能生長擴大的經濟基礎。
因此經濟也務必要多元化，盡力将互相交換的條件提高，做到高度分工合作。
如此，中國解剖學上的型式──一個潛水艇夾肉面包的模樣──才可一去不複還。
要是能做到這田地，則文革沒有白費。
雖說十年離亂，它也供給了一個新改組的機會。
況且它的摸索也産生不少教訓。
文革也顯示中國在毛的布置之下雖執拗而不能穩定，他仍需要上下之間的法制性聯系才能談得上革命最後成功。
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很多國家一經現代化，總是随著有經濟上的生長擴充。
當中的步驟不能全部預先籌措，大緻上隻能因内外壓力之逼而形成。
隻是一遇到突破階段，這運動已替它自己選擇了當前的大道。
政府的扶助與督導仍然必要，卻已處于次要。
多元化的社會（pluralsociety）必因著經濟多元化而興起。
一種自然而然的現象使這運動加速。
也就是說其要點在掃除當中之障礙，不是預作理想上的答案去解決假設的問題。
從一切的情形看來，中國已突破這駐點。
中國缺乏西方式法制，既有好處也有壞處。
西方人士經常提及的一個印象是，内中有多數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國人民，又有一群貪污枉法之官吏，不外我們所說潛水艇夾肉面包之另一面，本書早已不厭再四提及。
這是一個不合時代的體制。
因為它的緣故，中國上下在過去一百年内業蒙受重大犧牲。
今日它被鏟除，隻有極少的人為它流淚。
這樣的背景使我們想見今後幾十年内是從事中國法制生活人士的黃金時代。
他們有極多機會接受挑戰，盡量創造。
針對物質生活的新範圍，必有新法律産生。
這種工作過去無從提前先做，有如汽車尚未發明之際無從預先構成高速的現代交通管制法案。
英國十七世紀的經驗又使我們體會到，起先看來互不相容之觀念，一旦被環境逼迫，到時也可能同時為法律容納而調和。
即是立法程序不及，也仍可以利用司法機關審案的機會補救。
再回到上面提及的一個問題：是否中國已在實驗資本主義？我們看來，這問題的本身即應重新考慮。
當一個十億人口的國家以超過一世紀的時間完成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革命，則以前的名詞和詞彙都有重新審訂的必要。
現在中國所産生的問題和她背景上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生活條件攸關，因此也有不盡能由西方經驗所産生的語詞全部籠罩之事例。
中國緣于地理上之要求，政治體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利益及地方上的組織無從充分發展先期構成多元社會，隻好采用間架性的設計，構成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
這種辦法貫穿了中國曆史。
再則栽培扶植小自耕農，除了極少的例外情形，一直是君主時代君臣之一貫方針。
施政缺乏縱深，也缺乏對一時一地一人一事之詳細掌握。
總之就是民法無從展開，私人财産權的各種奧妙也不能在法律面前發揮。
反面言之，資本主義之展開必待政府參與。
因為将資金廣泛流通，雇用外界人士為經理，又構成交網通信和保險事業，無不需要信用，而信用需要法律保障才可能形成系統。
中國傳統政府無此技術能力，也不願放棄其道德上的著眼為“為富不仁”的商人打算。
所以，僅由它拒絕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就可以阻塞資本主義之展開了。
這也就是以大陸的廣泛土地為背景的國家與歐美日本體系主要差别所在。
中國農村裡的剩馀既無門徑遠走高飛作有益的投資，小自耕農般又胼手胝足缺乏資本（小自耕農實際上也是小本生意人，春種秋收間的生活費也是一種投資），則韓丁所叙“剝削”在客觀條件上已無可避免。
他們在親戚鄰舍間的抵當借貸有時隻以口語為憑，不一定見文書，倒可以經鄉間的強人如保甲長及缙紳強制執行，因為不如此則關系地方治安。
有時候尚用不著麻煩衙門裡的父母官。
中共已把這癌症式的複雜情形大刀闊斧肅清。
有了以後曆史之發展，才使我們了解其真意義在豁除社會組織上的含糊情形，并非将私人之存積資本全部禁絕。
在經濟發展的程序上講，中國迄今在“原始存積資本階段”，大多數人民尚沒有享受到機器時代的生活方式。
如果真的依從狂熱分子之主張，将私人财産整個不要，隻能使全面貧窮更惡化。
這錯誤既已被認識，但在社會主義旗幟下廓清私人财産權仍無從避免，雖說這行動已算是姗姗來遲而且在解釋其立場時中共已大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