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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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邏輯上之困難。
目前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以時下标語概括之，可謂“緻富是一種光榮”。
這趨勢可以從兩方面說明：一方面是擴張國民經濟的運動，其規模如此龐大，不能不招緻私人參加。
譬如，即使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全屬國營，它也需要無數零件供應者，服務性質的行店更不可少，如賣汽車的特約經紀與加油站，更有供應快速食品的餐館和車行取款的銀行櫃台，又有訓練女速記員和汽車旅館經理的學校。
說國家經濟計劃都能将各節籌辦得完滿，不免是欺人之談。
十九世紀中國的自強運動之所以失敗，即是缺乏以上有縱深的準備。
招緻私人企業也是承認個人财産權的辦法。
此事之重要尚未盡為人看出。
這當中的關系有立法的意義。
一種事業經過批準，其特權應當在法律面前有效。
如政府不時将其撤銷，則授權者應有權要求賠償。
在這種特權上存積之财富也不當受政治運動騷擾。
如是，私人财産權逐漸鞏固，也是良好政府之基礎。
從王安石失敗的故事，我們也可以獲得當前的教訓：除非下層有法制上的保護，上端無限制抽稅的權力并非執政者之福。
因為全國财政并沒有實際上的結構，各級人員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責，總之即無從考核。
這樣也落入一種離奇的局面裡去，下端的人民感到稅重而喘不過氣來，上端國庫的收入則不足預期數量。
這也可由最近的一個情形看出： 東北的鞍山鋼鐵廠有好幾十所廠房分散在一個廣大的地區上。
在最近之前，北京的鋼鐵部隻拼死要它增加生産的噸數。
财政部則以為它是一種财源。
省政府與市政府也要求它将鋼材拿出來貢獻本地的建築。
如是各方争論不已。
技術上的問題也可能牽扯一段思想上的問題和意識形态的問題。
最後隻有提出一段建議，這企業應當視為一種國營事業，讓它自身決策牟利，不過同時向國家和遼甯省兩頭繳所得稅（可是本書出版之日是否照這建議辦理，不得而知）。
增強私人财産的權利也無非同樣的将一切合理化，因之各人有了自衛的權力，影響所及，各選區也可就本地的特殊情形強調它們的本色，回頭作特殊的貢獻。
假如不如此，則照王安石失敗的情形看來，中國隻能仍然當作一個龐大的農村看待，農民也仍隻能集體驅使。
此中關鍵是政治之改革與經濟之擴充必互相提攜。
要使中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先就要提出真實的數字。
世界上沒有所謂“叫化子的民主”（Beggarsdemocracy；由魏複古〔KarlA.Wittfogel〕提出，文字上帶諷刺之意）。
曆史家從本身的愛憎去褒貶一個現存的政權，與自己身份不符。
可是他必須具備能力判斷這樣一個政權，尤其在它有一種群衆運動在後支持時，是否在長期的曆史意義裡與它前任的行動相銜接。
在現在的情形下，我們沒有理由作否定的答複。
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在人身方面或者互相敵視，在宏觀曆史的角度看來卻代表著一種連續運動之三個段落。
今日之人民共和國能自由行動之處，無非自它前任而得來。
縱使功勞不加在領袖人物的個人頭上，至少也要歸功于他們所代表的群衆運動。
再從中國整個曆史看來，這長期革命的看法也和以前所段落銜接。
中國專制時代的第三帝國曆時五百四十三年，它的特點是内向而無競争性格。
它的體制既如此的與新時代大相迳庭，故改造起來不能避免極端的痛苦。
這情形也和十七世紀的英國大緻相似。
【資本主義體制】 再回頭提到中國是否已進入資本主義體制，我們必須鄭重再三聲明，這問題隻能有條件的答複。
要是不加思索，也可以直率說正是如此。
如果時裝廣告牌出現于人民大會堂不過一箭之遙的地方，有冰箱和冷氣的高貴汽車供私人使用，而且新企業以出售股票籌集資本，那就難于解說這些事物仍屬社會主義範疇。
可是從曆史上看來，“資本主義”這名詞從西方傳來，到底有它歐洲之背景。
如果将四周牽扯的事物一并拿來讨論，也可以從狹義的說資本主義隻能由市民之特權（municipalfranchise）作基點産生。
不論從内從外看去，資本主義總是和自由城市結不解緣。
因之市民階級（bourgeoisie）有了他們的絕對優先權。
也因此，私人之資本總是在公衆生活中構成特殊影響。
中國的革命，從毛澤東的故事看來，則主要的是由受過教育的年輕人領導農民發動。
在後來建國過程之中，中國人發現西方和日本所創以貨币為主的管制方式不能避免。
從這一點上模仿過去，鄧小平影響下之中國才有了一種所謂資本主義色彩。
可是這色彩與内容之間仍有極大區别，不僅方面多而且内容深。
雖有最近的放松管制，但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從未宣布它将放棄在很多事業上的專利，這專利及于冶金、煉油及化學工業、機械工程、造船業、交通事業、保險業、對外貿易、傳播事業甚至旅遊事業。
這些事業是國民生産值中之極重要部分。
目前的解放，仍隻是管理的人員有行使職權之自由。
私人企業還隻限于小商店、食品供應零售業和若幹政府本身不能生利的事業。
并且很多事業尚且是撥歸私人辦理，不過是“承包到戶”，出之以合同的關系。
此外公辦私營的範圍已擴大，人民公社可以說是停止了本身的操作，因為食品生産已由農民自己作主、可是尚不能說公社已經廢除，因為它們仍是原則上的土地所有人，将土地租與個人。
政府也仍在收購食物，管理其分配并釐定其價格。
這些都是社會主義性格。
接受私人資本和采用先進國家管理的技術，并無肅清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形态的趨向。
【矛盾與解決】 不過，從西方眼光看來，中國自相矛盾的情形極多。
此中的混淆也由于某些人士過度渲染，他們好像将經濟合理化的運動牽扯到極端，不到局面破裂不止。
另一方面，又有對意識形态死硬不肯放松的人，他們沒有把“馬克思主義”〔注〕當作革命過程中的一種工具，而是倚之為自身安全的保障，這樣一來糾紛才多了。
〔注〕馬克思主義之本身為由知識界所掀起的各種左傾思想組成的一大集團，缺乏固定輪廓。
馬克思自己所作政治小冊子不如他經濟方面著述之詳盡。
《共産黨宣言》内中條列的各項步驟在十九世紀中期看來帶革命性格，以後卻供很多西方國采納，連美國在内。
此外，《資本論》則由羅賓生教授（JoanRobinson）與熊彼德教授（JoseghSchumpeter）指出，内中有不少不合實際的地方，如機器隻能傳達價值，不能産生價值，如大學教授不事生産，隻是社會上遊手好閑的人物，如娼妓，如資本家承擔風險不能算是對社會或經濟的一種貢獻。
殊不知現代高等科技如計算機等即全由他所不承認的三個因素産生。
總之則二十世紀末期沒有人能說他全都遵守馬克思主義，更不用說整個國家。
＃＃＃＃＃ 人民共和國裡有一位書評家指出本書作者“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觀點有可商之處”（見《讀書》一九八三年五月号）。
這點我完全承認。
可是另一方面，認為經濟之組織對法律和文教有決定性的影響，作者也和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的作家一樣無法否認受有馬氏的影響，刻下将曆史觀作冗長、互相繼續而作梯度前進的觀察時尤然。
中國人的平等觀念和某些集體行動之性格有長久曆史根據（詳以上各節，尤其第二章所叙），因之由西方産生的原始型資本主義可說和中國文教傳統相違。
這原始型色彩造成城市裡的無産階級，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參加商業戰争等等，在二十世紀已不能照辦；開頭如此的國家也早将這些辦法革除。
要是中國還将它們之所遺棄當作出發點，也是不可思議了。
這樣看來，今後中國可能繼續保持其典型的矛盾而避免極端。
這種辦法也是環境逼然。
實際上，一方面既要扶植私人資本，一方面又要防制其過度發展，也是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裡揭示的宗旨，已在半個世紀之前宣布流傳。
很可能這也是發展較遲的國家今後通用的辦法。
隻是在中國一切還未成定型之前，這種兩端讨好的辦法免不了産生一種照片上雙重曝光的印象。
以一個國家追求兩種“主義”，也使人猜想它們所代表的力量必将鬥争得你死我活。
可是事實之發展顯示，任何國家在革命行程中通過突破後都有将兩種體系結合歸并的形勢。
荷蘭民國即以聯邦制解決内陸部分與海洋部分之不同。
英國即以司法審判的方式使兩種不同的法律觀念融合，亦即将衡平的觀念注入到習慣法裡去。
其方法不同，而目的隻在使全國能用數目字管理，能适用貨币管制之方式。
中國也無可例外。
有了這種突破，我們可以斷言中國的曆史從此将和西方現代史彙合。
亦如以前留下來的成例，過去官方所堅持的正統教條，不論是伊麗莎白以來的聖公會《祈禱書》，或者喀爾文派的定命論，或是馬列主義、《毛主席語錄》，都可以在背景裡退去，成為文教上的影響力量，而不緻成為令人畏懼之鞭策。
對中國人和世界，這是一段良好時光。
數以百萬計觀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寝去看陶制兵馬俑，或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前散步，都可以體會到中國長期革命之确實情形，而同時欣賞它之圓滿結束。
可是有思想的觀察者不會忽視當前問題之存在。
耕地不足、人口過剩，以及如工業化和保護環境之沖突等基本問題絕不會因革命成功而掃除。
自然之災害仍将不斷發生，雖說救災的能力已較前加強。
中國經濟完全由貨币操縱之後，先進國家繁榮及市場不景氣之周期也會随著發生。
雖說在今後幾十年内中國應有一個極好機會在“已有的”和“尚無的”國家之間做和事佬，調節折沖，可是它也可能在兩方之間同被排擠。
工業先進的國家可找到很多借口抵擋人民共和國廉價而有技能之勞動力；而尚不能在數目上管理的國家，則用各種教條，指責北京之侵略性。
這侵略性之趨向與中國文教傳統無關。
從一個以農立國國家的觀點看來，一個以商業為主的經濟體系總好像是具侵略性的。
沒有人能縷叙其間之全部可能性。
我們說中國已經過一種突破，不過指出先前若幹無力伸展的地方今日已不存在，以前若幹掣肘的障礙現已克服。
一個新國家之行動自由必會展開一長列的可能機緣。
一般而論，曆史家之職責限于叙述過去。
習慣也要求他對現狀保持起碼的距離，以防備事體可能之逆轉。
隻是在這特殊情形之下，用宏觀的眼光看去，我們覺得這樣的謹慎已無必要。
我們背後已有好幾十年從未間斷的運動邏輯。
又有很多先進國家留下來的痕迹，其用途有如道路上的指路碑，則我們應當能下今日之結論了。
如果我們寫曆史的人再含糊推诿，即是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
目前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以時下标語概括之，可謂“緻富是一種光榮”。
這趨勢可以從兩方面說明：一方面是擴張國民經濟的運動，其規模如此龐大，不能不招緻私人參加。
譬如，即使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全屬國營，它也需要無數零件供應者，服務性質的行店更不可少，如賣汽車的特約經紀與加油站，更有供應快速食品的餐館和車行取款的銀行櫃台，又有訓練女速記員和汽車旅館經理的學校。
說國家經濟計劃都能将各節籌辦得完滿，不免是欺人之談。
十九世紀中國的自強運動之所以失敗，即是缺乏以上有縱深的準備。
招緻私人企業也是承認個人财産權的辦法。
此事之重要尚未盡為人看出。
這當中的關系有立法的意義。
一種事業經過批準，其特權應當在法律面前有效。
如政府不時将其撤銷，則授權者應有權要求賠償。
在這種特權上存積之财富也不當受政治運動騷擾。
如是，私人财産權逐漸鞏固，也是良好政府之基礎。
從王安石失敗的故事，我們也可以獲得當前的教訓：除非下層有法制上的保護，上端無限制抽稅的權力并非執政者之福。
因為全國财政并沒有實際上的結構，各級人員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責，總之即無從考核。
這樣也落入一種離奇的局面裡去，下端的人民感到稅重而喘不過氣來，上端國庫的收入則不足預期數量。
這也可由最近的一個情形看出： 東北的鞍山鋼鐵廠有好幾十所廠房分散在一個廣大的地區上。
在最近之前，北京的鋼鐵部隻拼死要它增加生産的噸數。
财政部則以為它是一種财源。
省政府與市政府也要求它将鋼材拿出來貢獻本地的建築。
如是各方争論不已。
技術上的問題也可能牽扯一段思想上的問題和意識形态的問題。
最後隻有提出一段建議，這企業應當視為一種國營事業，讓它自身決策牟利，不過同時向國家和遼甯省兩頭繳所得稅（可是本書出版之日是否照這建議辦理，不得而知）。
增強私人财産的權利也無非同樣的将一切合理化，因之各人有了自衛的權力，影響所及，各選區也可就本地的特殊情形強調它們的本色，回頭作特殊的貢獻。
假如不如此，則照王安石失敗的情形看來，中國隻能仍然當作一個龐大的農村看待，農民也仍隻能集體驅使。
此中關鍵是政治之改革與經濟之擴充必互相提攜。
要使中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先就要提出真實的數字。
世界上沒有所謂“叫化子的民主”（Beggarsdemocracy；由魏複古〔KarlA.Wittfogel〕提出，文字上帶諷刺之意）。
曆史家從本身的愛憎去褒貶一個現存的政權，與自己身份不符。
可是他必須具備能力判斷這樣一個政權，尤其在它有一種群衆運動在後支持時，是否在長期的曆史意義裡與它前任的行動相銜接。
在現在的情形下，我們沒有理由作否定的答複。
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在人身方面或者互相敵視，在宏觀曆史的角度看來卻代表著一種連續運動之三個段落。
今日之人民共和國能自由行動之處，無非自它前任而得來。
縱使功勞不加在領袖人物的個人頭上，至少也要歸功于他們所代表的群衆運動。
再從中國整個曆史看來，這長期革命的看法也和以前所段落銜接。
中國專制時代的第三帝國曆時五百四十三年，它的特點是内向而無競争性格。
它的體制既如此的與新時代大相迳庭，故改造起來不能避免極端的痛苦。
這情形也和十七世紀的英國大緻相似。
【資本主義體制】 再回頭提到中國是否已進入資本主義體制，我們必須鄭重再三聲明，這問題隻能有條件的答複。
要是不加思索，也可以直率說正是如此。
如果時裝廣告牌出現于人民大會堂不過一箭之遙的地方，有冰箱和冷氣的高貴汽車供私人使用，而且新企業以出售股票籌集資本，那就難于解說這些事物仍屬社會主義範疇。
可是從曆史上看來，“資本主義”這名詞從西方傳來，到底有它歐洲之背景。
如果将四周牽扯的事物一并拿來讨論，也可以從狹義的說資本主義隻能由市民之特權（municipalfranchise）作基點産生。
不論從内從外看去，資本主義總是和自由城市結不解緣。
因之市民階級（bourgeoisie）有了他們的絕對優先權。
也因此，私人之資本總是在公衆生活中構成特殊影響。
中國的革命，從毛澤東的故事看來，則主要的是由受過教育的年輕人領導農民發動。
在後來建國過程之中，中國人發現西方和日本所創以貨币為主的管制方式不能避免。
從這一點上模仿過去，鄧小平影響下之中國才有了一種所謂資本主義色彩。
可是這色彩與内容之間仍有極大區别，不僅方面多而且内容深。
雖有最近的放松管制，但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從未宣布它将放棄在很多事業上的專利，這專利及于冶金、煉油及化學工業、機械工程、造船業、交通事業、保險業、對外貿易、傳播事業甚至旅遊事業。
這些事業是國民生産值中之極重要部分。
目前的解放，仍隻是管理的人員有行使職權之自由。
私人企業還隻限于小商店、食品供應零售業和若幹政府本身不能生利的事業。
并且很多事業尚且是撥歸私人辦理，不過是“承包到戶”，出之以合同的關系。
此外公辦私營的範圍已擴大，人民公社可以說是停止了本身的操作，因為食品生産已由農民自己作主、可是尚不能說公社已經廢除，因為它們仍是原則上的土地所有人，将土地租與個人。
政府也仍在收購食物，管理其分配并釐定其價格。
這些都是社會主義性格。
接受私人資本和采用先進國家管理的技術，并無肅清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形态的趨向。
【矛盾與解決】 不過，從西方眼光看來，中國自相矛盾的情形極多。
此中的混淆也由于某些人士過度渲染，他們好像将經濟合理化的運動牽扯到極端，不到局面破裂不止。
另一方面，又有對意識形态死硬不肯放松的人，他們沒有把“馬克思主義”〔注〕當作革命過程中的一種工具，而是倚之為自身安全的保障，這樣一來糾紛才多了。
〔注〕馬克思主義之本身為由知識界所掀起的各種左傾思想組成的一大集團，缺乏固定輪廓。
馬克思自己所作政治小冊子不如他經濟方面著述之詳盡。
《共産黨宣言》内中條列的各項步驟在十九世紀中期看來帶革命性格，以後卻供很多西方國采納，連美國在内。
此外，《資本論》則由羅賓生教授（JoanRobinson）與熊彼德教授（JoseghSchumpeter）指出，内中有不少不合實際的地方，如機器隻能傳達價值，不能産生價值，如大學教授不事生産，隻是社會上遊手好閑的人物，如娼妓，如資本家承擔風險不能算是對社會或經濟的一種貢獻。
殊不知現代高等科技如計算機等即全由他所不承認的三個因素産生。
總之則二十世紀末期沒有人能說他全都遵守馬克思主義，更不用說整個國家。
＃＃＃＃＃ 人民共和國裡有一位書評家指出本書作者“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觀點有可商之處”（見《讀書》一九八三年五月号）。
這點我完全承認。
可是另一方面，認為經濟之組織對法律和文教有決定性的影響，作者也和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的作家一樣無法否認受有馬氏的影響，刻下将曆史觀作冗長、互相繼續而作梯度前進的觀察時尤然。
中國人的平等觀念和某些集體行動之性格有長久曆史根據（詳以上各節，尤其第二章所叙），因之由西方産生的原始型資本主義可說和中國文教傳統相違。
這原始型色彩造成城市裡的無産階級，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參加商業戰争等等，在二十世紀已不能照辦；開頭如此的國家也早将這些辦法革除。
要是中國還将它們之所遺棄當作出發點，也是不可思議了。
這樣看來，今後中國可能繼續保持其典型的矛盾而避免極端。
這種辦法也是環境逼然。
實際上，一方面既要扶植私人資本，一方面又要防制其過度發展，也是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裡揭示的宗旨，已在半個世紀之前宣布流傳。
很可能這也是發展較遲的國家今後通用的辦法。
隻是在中國一切還未成定型之前，這種兩端讨好的辦法免不了産生一種照片上雙重曝光的印象。
以一個國家追求兩種“主義”，也使人猜想它們所代表的力量必将鬥争得你死我活。
可是事實之發展顯示，任何國家在革命行程中通過突破後都有将兩種體系結合歸并的形勢。
荷蘭民國即以聯邦制解決内陸部分與海洋部分之不同。
英國即以司法審判的方式使兩種不同的法律觀念融合，亦即将衡平的觀念注入到習慣法裡去。
其方法不同，而目的隻在使全國能用數目字管理，能适用貨币管制之方式。
中國也無可例外。
有了這種突破，我們可以斷言中國的曆史從此将和西方現代史彙合。
亦如以前留下來的成例，過去官方所堅持的正統教條，不論是伊麗莎白以來的聖公會《祈禱書》，或者喀爾文派的定命論，或是馬列主義、《毛主席語錄》，都可以在背景裡退去，成為文教上的影響力量，而不緻成為令人畏懼之鞭策。
對中國人和世界，這是一段良好時光。
數以百萬計觀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寝去看陶制兵馬俑，或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前散步，都可以體會到中國長期革命之确實情形，而同時欣賞它之圓滿結束。
可是有思想的觀察者不會忽視當前問題之存在。
耕地不足、人口過剩，以及如工業化和保護環境之沖突等基本問題絕不會因革命成功而掃除。
自然之災害仍将不斷發生，雖說救災的能力已較前加強。
中國經濟完全由貨币操縱之後，先進國家繁榮及市場不景氣之周期也會随著發生。
雖說在今後幾十年内中國應有一個極好機會在“已有的”和“尚無的”國家之間做和事佬，調節折沖，可是它也可能在兩方之間同被排擠。
工業先進的國家可找到很多借口抵擋人民共和國廉價而有技能之勞動力；而尚不能在數目上管理的國家，則用各種教條，指責北京之侵略性。
這侵略性之趨向與中國文教傳統無關。
從一個以農立國國家的觀點看來，一個以商業為主的經濟體系總好像是具侵略性的。
沒有人能縷叙其間之全部可能性。
我們說中國已經過一種突破，不過指出先前若幹無力伸展的地方今日已不存在，以前若幹掣肘的障礙現已克服。
一個新國家之行動自由必會展開一長列的可能機緣。
一般而論，曆史家之職責限于叙述過去。
習慣也要求他對現狀保持起碼的距離，以防備事體可能之逆轉。
隻是在這特殊情形之下，用宏觀的眼光看去，我們覺得這樣的謹慎已無必要。
我們背後已有好幾十年從未間斷的運動邏輯。
又有很多先進國家留下來的痕迹，其用途有如道路上的指路碑，則我們應當能下今日之結論了。
如果我們寫曆史的人再含糊推诿，即是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