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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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内。
雖說美國對中國曆來不乏好意的支持，美利堅卻不能在曆史上對中國提供曆史上的向導。
美國成立時衡平法與習慣法之結合雖未全部完成，兩者交彙至少已有超過一百年的曆史。
美國人不能想像農場之管理和鄉村之治理不能以金錢為主的情形；他們了解，立法雖接近現代化，後面沒有社會上強迫執行的要求，則到頭仍行不通。
美國的商業效率，亞洲國家不能輕易照抄，因為它有環境上的優點，将一種業已證明有效的系統在長時間内逐漸加于一個大陸的廣大地區之上。
另一方面，她奮鬥的特殊紀錄，包括“塞家叛變”（Shays'sRebellion），威士吉叛變，各州否定聯邦法律（Nullification），各州高持“州權”（staterights）的例子，更有關于貨币、銀行、反對托拉斯、管制勞工與跨州商業的立法而産生的各種糾紛。
這樣一來，現下美國分工合作的辦法，也是隻此一家了。
如果我們要從曆史裡得到教訓，最好還是追根看清資本主義在西歐發展的原始形貌，才能為了解今日之中國提供一大有益借鏡。
從宏觀的立場看來，世界上從無一種全然相同的事物在曆史上發生兩次。
每一事物都有它獨特之基點。
所以在提出因果關系時，我們也應當将曆史事迹盡量前後連貫看去，而不應因一時一事偶爾相似即下定論。
【高層機構：國民黨與蔣介石】 在上列例子裡，可以看出所有國家都企圖脫離以農業經驗為作主的管制方式，采取重商主義的辦法，不論其結局稱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
這運動由小國波及大國，從海洋性的國家觸及大陸性格的國家，從曆史文化不十分鞏固的國家到這種力量根深蒂固的國家。
不僅法國大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可視作這普遍趨向裡所作的大型調整，即是今日多數國家的掙紮，包括“有錢的”和“沒錢的”，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和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國家，也仍離不開這組織上的問題。
假使我們将這世界史的大框加在中國史之上，即可看出鴉片戰争以來之事迹并非一連串，做得無頭無腦上下不得的錯誤。
中國對西方之挑戰的反應既強烈，也前後一貫。
她起先拒絕改變，以後将改變限于若幹方面，并企圖振起傳統的社會價值以為抵制。
這和其他各國的經驗比較起來也隻算得合乎情理。
如果與荷蘭及英國曠日持久的紀錄相較，也不能說中國已放棄了很多機會，坐費了不少寶貴光陰。
讀者可以再三考慮目下的一段隐喻：中國是一隻大型的潛水艇夾肉面包。
五四運動已經策劃了上面這塊長面包，昔日文士官僚今日已醒覺為革命的主使人。
邏輯裡下面這塊長面包，亦即為數億萬無從區劃的農民，則構成革命之動力。
可是前者的自覺與後者之解放尚不是這群衆運動之終點。
最後之目的在使全國接近世界标準，能在數目上管理，擴大這國家功能上可活動的程度，也增進它結構上的實力。
以這樣的眼光看來，中國的當代史可以簡明的條例：國民黨和蔣介石制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
中共與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并将之突出于蔣之高層機構之前。
現今領導人物繼承者的任務則是在上下之間敷設法制性的聯系，使整個系統發揮功效。
蔣曾受無數指摘。
有人批評他缺乏系統，凡事臨時湊合。
也有人說他無從肅清内部的貪污不法。
也有人指斥他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動驅使部下。
更有人責備他不新不舊，既不全部維新，又不是一意保守。
每項批評都有相當真實的成分，可是批評的人自己就不能說明如何可以避免這些錯處，此外他們也沒有另辟途徑的講出應采取的路線。
事實的發展表示著各種不如人意的地方無法避免。
如果另有較好的方針，中國人不難另選賢能。
一個現實的證據是周恩來一九二七年被蔣的部下拘捕于上海，生命幾遭叵測。
可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時周又周旋使蔣被釋。
看來責罵蔣介石容易，表揚他的成就困難。
我們也無從對蔣的言行一句一事無選擇性的全部支持。
可是蔣是一個曆史人物，他的一生表彰著一個極為偉大的群衆運動，有了這運動作基礎，才可能有日後的人民共和國之産生。
要是忽視他的作為的積極性格，則任何人無從以技術角度解釋何以中國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二○年代會有如是劇烈的差異。
為了保持曆史上的連續性，我們尚且要承認中國帝制被取消之後軍閥割據不可免。
蔣收拾著留下來的殘局，隻能兼容并包，無從憑己意區分去留。
他以黃埔畢業生造成部下主力，于是将各省區間的強人和政客拉攏過來，構成一種人事上的團結。
此間應值得注意，這批強人也沒有落地生根在下層獲得選民支持。
缺乏财政能力是蔣的另一弱點。
中國在帝制時代向來無力動員全國上下一緻成為一體和外強作戰，或與類似的國家作經濟上的全面競争（在這條件下，中國在二十世紀和英國在十七世紀初期相似）。
對日戰争爆發前十年，國民黨之南京政府獲得關稅自主。
創立了一家中央銀行（事實上由中央、中國、交通和農民銀行分擔應有的央行業務），利用關稅、鹽稅和煙酒稅支持整個新體系。
再有收支間的不平衡，即靠國内發行的公債彌補。
即算有了上述的舉措，抗戰前夕國家總預算尚隻有十二億五千萬元。
以當日三比一折合美金計算，為美金四億元。
雖說當日的購買力與今朝不同，這四億仍是一個極為纖小的數目。
蔣介石全靠這組織上的能力得世界之公認，成為中國之希望。
也因為如此，他刺激了日本軍人，終有全面武裝沖突。
他也明知中國無力單獨取勝，必須倚藉外國援助。
在采取這立場時他隻是無可如何，批評者也不應就此指摘，因為他與當日同盟國家的領袖邱吉爾、戴高樂無異。
隻是戰局結束後他沒有将歡樂帶及于援助他的人。
相反的，與他結盟成為一種累贅，也成了一種羞愧不能告人之處，因此他一直沒有被人寬恕。
将情形弄得更糟的，尚有史迪威事件加在他的政府殘暴、貪污和無能的罪名上。
及至今日，很少美國人能想起，以每一援華之美元計，對中國國民政府的支持仍不失為一種廉價的買賣。
如果将國民黨奮鬥的長期結果綜合看來，觀察者應有與杜魯門和馬歇爾在日不同的看法。
蔣介石可以被認為首先給中國制造了一個原始型的統一政府。
這政府縱有各色各樣不是，它終究主持了自衛，且在圖生存的關頭裡獲得百馀年來在國際戰争中的第一次勝利。
現代戰争有一種特性通常尚為交戰國忽視。
全面動員極端講求效率之際，戰線之後方常産生一種重新改造社會的運動。
一經掀起，這運動不必與雙方宣戰時之目的吻合。
第一次大戰爆發時，德皇及俄國沙皇彼此無從預悉此次戰争之成果首在清算專制皇權，因其跨地過廣牽涉過多，不符時代之需要。
此與其位于何處、當初以何原因投入戰鬥無關。
第二次大戰爆發時，希特勒以争取日爾曼民族之“生存空間”（Lebensraum）為志，殊不知曾幾何時此計失敗，反動所及，各色人種之平等傳遍各處，造成一種全球風尚，甚至出于張伯倫和邱吉爾預料之外。
中國之内戰與這種出處縱然不同，也産生了出人意外的後果。
【低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 三十年或四十年前無人曾預料中國之土地革命将造成一種新的低層機構，它的用處在使中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
當時對共産主義有極端信仰之人士亦不過含糊提及要在農村“将生産力解放”。
其他人即以為經濟上的平等本身即是目的。
這樣的看法顯然也是毛澤東的著眼，不然他日後不會再發起不合實用的文化大革命。
隻是從文化大革命及内戰之後果看來，曆史在長時間内所表現的合理性可能與組織這些情事者的初心相違。
這也不是說毛澤東在曆史上的成就應當小視。
四十或五十年前極少人能有長遠的眼光看透中國的前途将從一隻潛水艇夾肉面包的結構上改造著手。
經濟上的建設應當注重最前進的部門。
與農民為伍，不無人道主義的吸引力，要假他們之手改造中國的命運，聽來則不免荒唐。
可是隻因毛锲而不舍，事實之展開終如他之謀劃。
他的運動既要勇氣，也要耐性；一方面出于機巧的計略，一方面也靠好運高照。
這些條件彙集，才有人民解放軍的成功。
此中也有一種命運上的錯安排：傳統傾向于均一雷同，以争取動員時的簡單，終能抵擋住對方使用科技的優勢。
這優勢不能全面分配，在戰場上反足為使用者之拖累（雖然稍有出入，這基本戰略也被越共使用，日後使美軍的優勢無法施展）。
并且在内戰期間，毛之野戰軍有意避免高層機構。
中共統治之下極少有大城市。
都市文化故意不要。
大部隊隻用無線電聯絡。
在戰場上軍事人員和政工人員暨經理人員一般靈活互相調用。
在雙方互予彼此極大之損害後，這農民軍的鄉村性格使它元氣容易恢複，為國民黨軍隊所不及。
可是毛澤東的農村改造更有長遠影響。
中國的農業問題在戰前已由貝克（JohnLossingBuck）、陶尼（RichardH.Tawney）和費孝通等人提出。
這問題的根源也可以從各種方志上看出，總之是耕地短绌、人口過剩、農民負債。
可是及至詳細情形經過實地報告提出，當中問題之龐大與嚴重，仍足以使從事工作者驚訝。
佃農問題并非一切不平的所在。
耕地有時分割得如房間大小，耕牛無從轉身。
有時所謂地主與佃農隻有大同小異，彼此距挨餓不過隻兩三步。
放高利貸已是千篇一律，及于放貸者的親戚與鄰舍。
所謂剝削也包括雇人工作而給予低過生活費之工資。
在這種情形之下，即是要劫富濟貧，也難劃分界線。
這種種現實是曆史上遺留下來的事迹。
當初農村問題本已嚴重，最少近幾十年來又無人過問，隻令之江河日下，況又内外煎逼，農村且還要承受戰争與災荒的後果。
毛澤東乃是古今一大宣傳家，他認為“蔣介石與美帝”應對這情形負責。
在他筆下，凡是中國傳統内之事物全可以稱為“封建”。
内戰期間，凡是青年男女受過教育或隻有幾分教育的，都全部募來組織戰線後面的工作。
中國既已有了整個年輕的一代對現狀不滿，中共不愁召集不到充足的幹部。
美國作家韓丁（WilliamHinton）已将山西省一個村莊裡土地革命的情形寫成專書《翻身》出版，也可視作一種古典型的紀錄。
鬥争以恐怖政策起頭。
一批鄉間的流氓地痞先進入鄉村将這村莊制住，中共的幹部也用威脅利誘的手段鼓動村民。
村民因為過去文教的束縛不願出頭，幾經慫恿才提到各人恩怨。
等到情緒被激起，他們即将村中若幹生活過得去者的家産沒收，也有好幾個過去為惡的人被當場打死。
可是這一切也還不過是一段序幕。
一到中共的控制穩定，整個地區也
雖說美國對中國曆來不乏好意的支持，美利堅卻不能在曆史上對中國提供曆史上的向導。
美國成立時衡平法與習慣法之結合雖未全部完成，兩者交彙至少已有超過一百年的曆史。
美國人不能想像農場之管理和鄉村之治理不能以金錢為主的情形；他們了解，立法雖接近現代化，後面沒有社會上強迫執行的要求，則到頭仍行不通。
美國的商業效率，亞洲國家不能輕易照抄，因為它有環境上的優點，将一種業已證明有效的系統在長時間内逐漸加于一個大陸的廣大地區之上。
另一方面，她奮鬥的特殊紀錄，包括“塞家叛變”（Shays'sRebellion），威士吉叛變，各州否定聯邦法律（Nullification），各州高持“州權”（staterights）的例子，更有關于貨币、銀行、反對托拉斯、管制勞工與跨州商業的立法而産生的各種糾紛。
這樣一來，現下美國分工合作的辦法，也是隻此一家了。
如果我們要從曆史裡得到教訓，最好還是追根看清資本主義在西歐發展的原始形貌，才能為了解今日之中國提供一大有益借鏡。
從宏觀的立場看來，世界上從無一種全然相同的事物在曆史上發生兩次。
每一事物都有它獨特之基點。
所以在提出因果關系時，我們也應當将曆史事迹盡量前後連貫看去，而不應因一時一事偶爾相似即下定論。
【高層機構：國民黨與蔣介石】 在上列例子裡，可以看出所有國家都企圖脫離以農業經驗為作主的管制方式，采取重商主義的辦法，不論其結局稱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
這運動由小國波及大國，從海洋性的國家觸及大陸性格的國家，從曆史文化不十分鞏固的國家到這種力量根深蒂固的國家。
不僅法國大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可視作這普遍趨向裡所作的大型調整，即是今日多數國家的掙紮，包括“有錢的”和“沒錢的”，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和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國家，也仍離不開這組織上的問題。
假使我們将這世界史的大框加在中國史之上，即可看出鴉片戰争以來之事迹并非一連串，做得無頭無腦上下不得的錯誤。
中國對西方之挑戰的反應既強烈，也前後一貫。
她起先拒絕改變，以後将改變限于若幹方面，并企圖振起傳統的社會價值以為抵制。
這和其他各國的經驗比較起來也隻算得合乎情理。
如果與荷蘭及英國曠日持久的紀錄相較，也不能說中國已放棄了很多機會，坐費了不少寶貴光陰。
讀者可以再三考慮目下的一段隐喻：中國是一隻大型的潛水艇夾肉面包。
五四運動已經策劃了上面這塊長面包，昔日文士官僚今日已醒覺為革命的主使人。
邏輯裡下面這塊長面包，亦即為數億萬無從區劃的農民，則構成革命之動力。
可是前者的自覺與後者之解放尚不是這群衆運動之終點。
最後之目的在使全國接近世界标準，能在數目上管理，擴大這國家功能上可活動的程度，也增進它結構上的實力。
以這樣的眼光看來，中國的當代史可以簡明的條例：國民黨和蔣介石制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
中共與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并将之突出于蔣之高層機構之前。
現今領導人物繼承者的任務則是在上下之間敷設法制性的聯系，使整個系統發揮功效。
蔣曾受無數指摘。
有人批評他缺乏系統，凡事臨時湊合。
也有人說他無從肅清内部的貪污不法。
也有人指斥他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動驅使部下。
更有人責備他不新不舊，既不全部維新，又不是一意保守。
每項批評都有相當真實的成分，可是批評的人自己就不能說明如何可以避免這些錯處，此外他們也沒有另辟途徑的講出應采取的路線。
事實的發展表示著各種不如人意的地方無法避免。
如果另有較好的方針，中國人不難另選賢能。
一個現實的證據是周恩來一九二七年被蔣的部下拘捕于上海，生命幾遭叵測。
可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時周又周旋使蔣被釋。
看來責罵蔣介石容易，表揚他的成就困難。
我們也無從對蔣的言行一句一事無選擇性的全部支持。
可是蔣是一個曆史人物，他的一生表彰著一個極為偉大的群衆運動，有了這運動作基礎，才可能有日後的人民共和國之産生。
要是忽視他的作為的積極性格，則任何人無從以技術角度解釋何以中國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二○年代會有如是劇烈的差異。
為了保持曆史上的連續性，我們尚且要承認中國帝制被取消之後軍閥割據不可免。
蔣收拾著留下來的殘局，隻能兼容并包，無從憑己意區分去留。
他以黃埔畢業生造成部下主力，于是将各省區間的強人和政客拉攏過來，構成一種人事上的團結。
此間應值得注意，這批強人也沒有落地生根在下層獲得選民支持。
缺乏财政能力是蔣的另一弱點。
中國在帝制時代向來無力動員全國上下一緻成為一體和外強作戰，或與類似的國家作經濟上的全面競争（在這條件下，中國在二十世紀和英國在十七世紀初期相似）。
對日戰争爆發前十年，國民黨之南京政府獲得關稅自主。
創立了一家中央銀行（事實上由中央、中國、交通和農民銀行分擔應有的央行業務），利用關稅、鹽稅和煙酒稅支持整個新體系。
再有收支間的不平衡，即靠國内發行的公債彌補。
即算有了上述的舉措，抗戰前夕國家總預算尚隻有十二億五千萬元。
以當日三比一折合美金計算，為美金四億元。
雖說當日的購買力與今朝不同，這四億仍是一個極為纖小的數目。
蔣介石全靠這組織上的能力得世界之公認，成為中國之希望。
也因為如此，他刺激了日本軍人，終有全面武裝沖突。
他也明知中國無力單獨取勝，必須倚藉外國援助。
在采取這立場時他隻是無可如何，批評者也不應就此指摘，因為他與當日同盟國家的領袖邱吉爾、戴高樂無異。
隻是戰局結束後他沒有将歡樂帶及于援助他的人。
相反的，與他結盟成為一種累贅，也成了一種羞愧不能告人之處，因此他一直沒有被人寬恕。
将情形弄得更糟的，尚有史迪威事件加在他的政府殘暴、貪污和無能的罪名上。
及至今日，很少美國人能想起，以每一援華之美元計，對中國國民政府的支持仍不失為一種廉價的買賣。
如果将國民黨奮鬥的長期結果綜合看來，觀察者應有與杜魯門和馬歇爾在日不同的看法。
蔣介石可以被認為首先給中國制造了一個原始型的統一政府。
這政府縱有各色各樣不是，它終究主持了自衛，且在圖生存的關頭裡獲得百馀年來在國際戰争中的第一次勝利。
現代戰争有一種特性通常尚為交戰國忽視。
全面動員極端講求效率之際，戰線之後方常産生一種重新改造社會的運動。
一經掀起，這運動不必與雙方宣戰時之目的吻合。
第一次大戰爆發時，德皇及俄國沙皇彼此無從預悉此次戰争之成果首在清算專制皇權，因其跨地過廣牽涉過多，不符時代之需要。
此與其位于何處、當初以何原因投入戰鬥無關。
第二次大戰爆發時，希特勒以争取日爾曼民族之“生存空間”（Lebensraum）為志，殊不知曾幾何時此計失敗，反動所及，各色人種之平等傳遍各處，造成一種全球風尚，甚至出于張伯倫和邱吉爾預料之外。
中國之内戰與這種出處縱然不同，也産生了出人意外的後果。
【低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 三十年或四十年前無人曾預料中國之土地革命将造成一種新的低層機構，它的用處在使中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
當時對共産主義有極端信仰之人士亦不過含糊提及要在農村“将生産力解放”。
其他人即以為經濟上的平等本身即是目的。
這樣的看法顯然也是毛澤東的著眼，不然他日後不會再發起不合實用的文化大革命。
隻是從文化大革命及内戰之後果看來，曆史在長時間内所表現的合理性可能與組織這些情事者的初心相違。
這也不是說毛澤東在曆史上的成就應當小視。
四十或五十年前極少人能有長遠的眼光看透中國的前途将從一隻潛水艇夾肉面包的結構上改造著手。
經濟上的建設應當注重最前進的部門。
與農民為伍，不無人道主義的吸引力，要假他們之手改造中國的命運，聽來則不免荒唐。
可是隻因毛锲而不舍，事實之展開終如他之謀劃。
他的運動既要勇氣，也要耐性；一方面出于機巧的計略，一方面也靠好運高照。
這些條件彙集，才有人民解放軍的成功。
此中也有一種命運上的錯安排：傳統傾向于均一雷同，以争取動員時的簡單，終能抵擋住對方使用科技的優勢。
這優勢不能全面分配，在戰場上反足為使用者之拖累（雖然稍有出入，這基本戰略也被越共使用，日後使美軍的優勢無法施展）。
并且在内戰期間，毛之野戰軍有意避免高層機構。
中共統治之下極少有大城市。
都市文化故意不要。
大部隊隻用無線電聯絡。
在戰場上軍事人員和政工人員暨經理人員一般靈活互相調用。
在雙方互予彼此極大之損害後，這農民軍的鄉村性格使它元氣容易恢複，為國民黨軍隊所不及。
可是毛澤東的農村改造更有長遠影響。
中國的農業問題在戰前已由貝克（JohnLossingBuck）、陶尼（RichardH.Tawney）和費孝通等人提出。
這問題的根源也可以從各種方志上看出，總之是耕地短绌、人口過剩、農民負債。
可是及至詳細情形經過實地報告提出，當中問題之龐大與嚴重，仍足以使從事工作者驚訝。
佃農問題并非一切不平的所在。
耕地有時分割得如房間大小，耕牛無從轉身。
有時所謂地主與佃農隻有大同小異，彼此距挨餓不過隻兩三步。
放高利貸已是千篇一律，及于放貸者的親戚與鄰舍。
所謂剝削也包括雇人工作而給予低過生活費之工資。
在這種情形之下，即是要劫富濟貧，也難劃分界線。
這種種現實是曆史上遺留下來的事迹。
當初農村問題本已嚴重，最少近幾十年來又無人過問，隻令之江河日下，況又内外煎逼，農村且還要承受戰争與災荒的後果。
毛澤東乃是古今一大宣傳家，他認為“蔣介石與美帝”應對這情形負責。
在他筆下，凡是中國傳統内之事物全可以稱為“封建”。
内戰期間，凡是青年男女受過教育或隻有幾分教育的，都全部募來組織戰線後面的工作。
中國既已有了整個年輕的一代對現狀不滿，中共不愁召集不到充足的幹部。
美國作家韓丁（WilliamHinton）已将山西省一個村莊裡土地革命的情形寫成專書《翻身》出版，也可視作一種古典型的紀錄。
鬥争以恐怖政策起頭。
一批鄉間的流氓地痞先進入鄉村将這村莊制住，中共的幹部也用威脅利誘的手段鼓動村民。
村民因為過去文教的束縛不願出頭，幾經慫恿才提到各人恩怨。
等到情緒被激起，他們即将村中若幹生活過得去者的家産沒收，也有好幾個過去為惡的人被當場打死。
可是這一切也還不過是一段序幕。
一到中共的控制穩定，整個地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