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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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谘議局及資政院。
此時太後無從了解中國縱在二十世紀之末期亦難行使民權、組織民選政府、對選民負責，何況八十至九十年前。
當中基本的困難已由本書一再指出：傳統中國有如水中之魚無從立即化為空中之鳥。
其缺乏适應之能力尚超過滿清之品格性質。
滿清為帝制最後一個朝代，在這情形之下，它也可以被視為曆史上受罪之人。
中國龐大而不按技能分科的文官組織在皇權仲裁之下能發生功效，限于這國家保持内向而不帶競争性。
在那情形之下，凡公衆的事務可能産生公意，天子的權能也可以在舉行各種儀節的莊嚴大度之中執行。
下面龐大且不因南北水旱地域而有劇烈差别的農民，能在各行政區域範圍内馴善而各安本分，可以視作良民。
這也不是法制或非制，而是文教與紀律。
及至公元一九○○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種專制魔王，既愚昧無知，又缺乏自信，下端則成了無法管制的暴民。
很顯然，如此組織結構不能僅憑自由解放和紙面上的改革即度過新世紀之難關。
【帝制結束，民國肇造】 公元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光緒皇帝去世。
不到二十四小時，慈禧太後也駕崩。
這離奇的遭遇似有暗算。
雖說他已多時健康欠佳，她卻健康活躍。
事實上她在十三日主持立宣統（本名溥儀，一九○八─一千九百一十一在位）為嗣君，後者才三歲（可是也有她身體欠安的傳說）。
其實，内幕如何，已無關宏旨。
宣統命中注定為中國最後一個君主。
再三年而有中華民國，不僅滿清入主二百六十七年至是終結，而秦始皇于西安創造之帝制共曆時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也成了曆史上的往事。
醫學博士孫中山，大革命家，看來曾希望實現他改革之理想而不推翻清朝，否則他不會作上李鴻章書而盼望能見。
到一八九五年中國被日本戰敗之後，他才蓄意反清。
他既是廣東人，又谙英語，就容易和海外華僑接近。
可是從他的回憶錄上看來，他起先覓取支援仍至為艱難。
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前孫曾發動推翻滿清運動十次，每次失敗都免不了人命犧牲。
其中有些烈士尚為他切身的好友。
他的革命會黨基本上是社會精英，卻無法和群衆接近。
初時他們也采取“古典型”革命行動，散發煽動性的傳單、暗殺和占領官署發難。
逐漸的，他們才認清他們也可以利用現有的秘密結社和潛入清朝新成立的海陸軍作為以後行動之根據。
孫先生也寫出：各方在八國聯軍後的反應給了他的革命行動新的力量，入黨的人增多，海外籌款，較前有效。
可是十次之中的最後一次在一九一一年四月于廣州發難，仍然失敗，七十二烈士因此喪生。
不料，不出六月之後，竟能成功。
這次，革命黨員在漢口的地下組織不慎，使一顆炸彈爆炸。
經過巡警調查，一批黨員名單敗露，内中牽涉新軍裡面的下級軍官和士兵。
事既如此，他們逼不得已提前舉事，既無安排好的領導人物，也無預定計謀。
黎元洪，滿清新軍協領（旅長），被強迫推戴為革命軍總指揮。
又在這緊急關頭，清朝的總督不戰而逃，給革命黨人一個求之不得的喘息機會。
不久其他省份接二連三宣告“獨立”，也就是脫離專制的朝代，準備與武漢的革命黨人協商。
清朝的新太後（隆裕太後，即光緒正妻）隻有替義子主持退位。
【新舊體制不銜接】 民國成立後的二十年是一段令人愁喪的開始。
孫中山将總統的職位讓與袁世凱，他就是一八九八年出賣光緒帝的人物，隻因為他這時候還控制著滿清的新式陸軍，理論上還有打敗革命黨的可能。
有了這樣的妥協，和平成為事實。
歐戰在一九一四年爆發，列強無力東顧，日本于翌年向袁提“二十一條”，這些條件如果全部履行，中國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成了日本的保護國。
幸虧袁世凱死在一九一六年，他的皇帝也隻做了八十一天，因為各方的反對，他臨死之前已将帝制撤消。
在這段混淆的局面裡，又有蓄辮的将領張勳複辟。
一九一七年他将宣統搬出來再度稱帝。
這一次為時更短，君主制度隻存在了二十一天。
從這時起迄至蔣介石于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中國進入軍閥割據階段。
在這十馀年期間，中國有兩個中央政府：一在北京，由北洋軍閥承接交替；一在廣州，以孫中山的護法運動為理論上的重心。
可是兩方所能控制的地域都極有限。
内戰經常沿著鐵道線上展開；軍閥以他們的派系區分。
西藏與外蒙脫離了中國的掌握。
後者的分離從此具有永久性。
外國的炮艇不斷在中國内河航行。
國際貿易由各大城市裡的外國租界操縱，注重各色商人的短期利潤，無視于中國的長期發展。
出口物品以農業為主，進口貨品主要針對新興小市民階級的嗜好與購買力。
這批人士為數過少。
他們的興趣過于傾向于西方，因之不足以改變人口衆多和帶著大塊陸地的中國之命運。
以上各種情節與景象有如萬花筒，隻在半個世紀之後才顯示了它們曆史上的一貫性。
中國的首要問題仍是新舊之間不能銜接：現代體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數目字上管理。
舊式的組織不以中央為各部分總和之代表，反倒以一種道德上的力量自居，将各部分牽扯出來，也将它們的力量視作彼此相等而互相抵消。
于是全體都立于一種微妙平衡的局面裡保持表面上的甯靜。
這種新舊之間的不相融洽已在民國成立時看出。
所以帝制必須取消。
根據過去的經驗，坐在龍椅上的人物雖以道德号召，要不是以出賣旁人為習慣的老手，即是一個被人愚弄終身的小兒。
況且皇權之極端與社會組織之無法妥協互相倚重。
要不是有了這些原因，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不可能如是僥幸成功，以後兩次重建帝制圖謀也不會失敗那樣厲害。
可是向“負”的因素反抗，本身并不能立即成為“正”的力量。
我們确定中國的問題适于英文constitutional一字的解說。
可是Constitution固然可以譯作“憲法”，也可以解釋而為一種品物之人身結構影響到它的性情、品格和行動範圍。
中國人曆來以文人治國，過度重視constitution為一紙文書，簽字蓋章而莊嚴收藏者。
而忽視constitution有似于我人天賦之性能。
殊不知議會采一院制或兩院制，行政權由總統或内閣掌握，當日所寫之憲法與下面一大群農村組織之關系極微，因為鄉民的識字率一般認為隻百分之五，農民隻能集體指揮，而重要的統計尚付之阙如。
傳統的管制辦法著重男人優于女人，年長的優于年幼，讀書明理的優于目不識丁，這和全民投票的原則以及每一個人都有同等經濟之機會不僅不相銜接，而且大相迳庭。
況且以千計的貞節牌坊，歌頌大人物豐功偉烈之神道碑，以及祠堂裡的神位和鄉祠裡的偶像，代表著中國的大傳統及小傳統，過去統統有利行政之輔助工具，至今無一可資改造利用以增進民權，或者轉變為多元社會之橋粱。
更有甚者，一九○五年停科舉，高層機構即政府衙門和低層機構，亦即鄉村鄰裡對話交流的聯絡線，即因而截斷。
在這種情形之下，代議政治隻是一種僞裝，新成立之政黨縱以不同的宗旨号召，當中無一可以切實代表各選區（constituencies）。
同時城市内新興的市民階級力量也過于低微。
如果他确有能力決定全國的政治，一會向那方向動手。
換言之，中國之現代化可能容易得多了，假使中國文化之發展一向與西方傳統平行，那麼人民之自由權（civilliberty）可因城市權（municipalfranchise）發轫，以後普及于全民，或者有如日本，他們私人資本力量在德川幕府後期即已超過大名藩主的力量。
我們讀過無數記載，指出賄選，強制解散議會，或者公開違法的行動。
可是在這段混淆的時代裡，真正的悲劇是由軍人出身的總統或總理執政，其為好人壞人不說，當中無一個可以成為實
此時太後無從了解中國縱在二十世紀之末期亦難行使民權、組織民選政府、對選民負責，何況八十至九十年前。
當中基本的困難已由本書一再指出：傳統中國有如水中之魚無從立即化為空中之鳥。
其缺乏适應之能力尚超過滿清之品格性質。
滿清為帝制最後一個朝代，在這情形之下，它也可以被視為曆史上受罪之人。
中國龐大而不按技能分科的文官組織在皇權仲裁之下能發生功效，限于這國家保持内向而不帶競争性。
在那情形之下，凡公衆的事務可能産生公意，天子的權能也可以在舉行各種儀節的莊嚴大度之中執行。
下面龐大且不因南北水旱地域而有劇烈差别的農民，能在各行政區域範圍内馴善而各安本分，可以視作良民。
這也不是法制或非制，而是文教與紀律。
及至公元一九○○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種專制魔王，既愚昧無知，又缺乏自信，下端則成了無法管制的暴民。
很顯然，如此組織結構不能僅憑自由解放和紙面上的改革即度過新世紀之難關。
【帝制結束，民國肇造】 公元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光緒皇帝去世。
不到二十四小時，慈禧太後也駕崩。
這離奇的遭遇似有暗算。
雖說他已多時健康欠佳，她卻健康活躍。
事實上她在十三日主持立宣統（本名溥儀，一九○八─一千九百一十一在位）為嗣君，後者才三歲（可是也有她身體欠安的傳說）。
其實，内幕如何，已無關宏旨。
宣統命中注定為中國最後一個君主。
再三年而有中華民國，不僅滿清入主二百六十七年至是終結，而秦始皇于西安創造之帝制共曆時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也成了曆史上的往事。
醫學博士孫中山，大革命家，看來曾希望實現他改革之理想而不推翻清朝，否則他不會作上李鴻章書而盼望能見。
到一八九五年中國被日本戰敗之後，他才蓄意反清。
他既是廣東人，又谙英語，就容易和海外華僑接近。
可是從他的回憶錄上看來，他起先覓取支援仍至為艱難。
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前孫曾發動推翻滿清運動十次，每次失敗都免不了人命犧牲。
其中有些烈士尚為他切身的好友。
他的革命會黨基本上是社會精英，卻無法和群衆接近。
初時他們也采取“古典型”革命行動，散發煽動性的傳單、暗殺和占領官署發難。
逐漸的，他們才認清他們也可以利用現有的秘密結社和潛入清朝新成立的海陸軍作為以後行動之根據。
孫先生也寫出：各方在八國聯軍後的反應給了他的革命行動新的力量，入黨的人增多，海外籌款，較前有效。
可是十次之中的最後一次在一九一一年四月于廣州發難，仍然失敗，七十二烈士因此喪生。
不料，不出六月之後，竟能成功。
這次，革命黨員在漢口的地下組織不慎，使一顆炸彈爆炸。
經過巡警調查，一批黨員名單敗露，内中牽涉新軍裡面的下級軍官和士兵。
事既如此，他們逼不得已提前舉事，既無安排好的領導人物，也無預定計謀。
黎元洪，滿清新軍協領（旅長），被強迫推戴為革命軍總指揮。
又在這緊急關頭，清朝的總督不戰而逃，給革命黨人一個求之不得的喘息機會。
不久其他省份接二連三宣告“獨立”，也就是脫離專制的朝代，準備與武漢的革命黨人協商。
清朝的新太後（隆裕太後，即光緒正妻）隻有替義子主持退位。
【新舊體制不銜接】 民國成立後的二十年是一段令人愁喪的開始。
孫中山将總統的職位讓與袁世凱，他就是一八九八年出賣光緒帝的人物，隻因為他這時候還控制著滿清的新式陸軍，理論上還有打敗革命黨的可能。
有了這樣的妥協，和平成為事實。
歐戰在一九一四年爆發，列強無力東顧，日本于翌年向袁提“二十一條”，這些條件如果全部履行，中國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成了日本的保護國。
幸虧袁世凱死在一九一六年，他的皇帝也隻做了八十一天，因為各方的反對，他臨死之前已将帝制撤消。
在這段混淆的局面裡，又有蓄辮的将領張勳複辟。
一九一七年他将宣統搬出來再度稱帝。
這一次為時更短，君主制度隻存在了二十一天。
從這時起迄至蔣介石于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中國進入軍閥割據階段。
在這十馀年期間，中國有兩個中央政府：一在北京，由北洋軍閥承接交替；一在廣州，以孫中山的護法運動為理論上的重心。
可是兩方所能控制的地域都極有限。
内戰經常沿著鐵道線上展開；軍閥以他們的派系區分。
西藏與外蒙脫離了中國的掌握。
後者的分離從此具有永久性。
外國的炮艇不斷在中國内河航行。
國際貿易由各大城市裡的外國租界操縱，注重各色商人的短期利潤，無視于中國的長期發展。
出口物品以農業為主，進口貨品主要針對新興小市民階級的嗜好與購買力。
這批人士為數過少。
他們的興趣過于傾向于西方，因之不足以改變人口衆多和帶著大塊陸地的中國之命運。
以上各種情節與景象有如萬花筒，隻在半個世紀之後才顯示了它們曆史上的一貫性。
中國的首要問題仍是新舊之間不能銜接：現代體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數目字上管理。
舊式的組織不以中央為各部分總和之代表，反倒以一種道德上的力量自居，将各部分牽扯出來，也将它們的力量視作彼此相等而互相抵消。
于是全體都立于一種微妙平衡的局面裡保持表面上的甯靜。
這種新舊之間的不相融洽已在民國成立時看出。
所以帝制必須取消。
根據過去的經驗，坐在龍椅上的人物雖以道德号召，要不是以出賣旁人為習慣的老手，即是一個被人愚弄終身的小兒。
況且皇權之極端與社會組織之無法妥協互相倚重。
要不是有了這些原因，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不可能如是僥幸成功，以後兩次重建帝制圖謀也不會失敗那樣厲害。
可是向“負”的因素反抗，本身并不能立即成為“正”的力量。
我們确定中國的問題适于英文constitutional一字的解說。
可是Constitution固然可以譯作“憲法”，也可以解釋而為一種品物之人身結構影響到它的性情、品格和行動範圍。
中國人曆來以文人治國，過度重視constitution為一紙文書，簽字蓋章而莊嚴收藏者。
而忽視constitution有似于我人天賦之性能。
殊不知議會采一院制或兩院制，行政權由總統或内閣掌握，當日所寫之憲法與下面一大群農村組織之關系極微，因為鄉民的識字率一般認為隻百分之五，農民隻能集體指揮，而重要的統計尚付之阙如。
傳統的管制辦法著重男人優于女人，年長的優于年幼，讀書明理的優于目不識丁，這和全民投票的原則以及每一個人都有同等經濟之機會不僅不相銜接，而且大相迳庭。
況且以千計的貞節牌坊，歌頌大人物豐功偉烈之神道碑，以及祠堂裡的神位和鄉祠裡的偶像，代表著中國的大傳統及小傳統，過去統統有利行政之輔助工具，至今無一可資改造利用以增進民權，或者轉變為多元社會之橋粱。
更有甚者，一九○五年停科舉，高層機構即政府衙門和低層機構，亦即鄉村鄰裡對話交流的聯絡線，即因而截斷。
在這種情形之下，代議政治隻是一種僞裝，新成立之政黨縱以不同的宗旨号召，當中無一可以切實代表各選區（constituencies）。
同時城市内新興的市民階級力量也過于低微。
如果他确有能力決定全國的政治，一會向那方向動手。
換言之，中國之現代化可能容易得多了，假使中國文化之發展一向與西方傳統平行，那麼人民之自由權（civilliberty）可因城市權（municipalfranchise）發轫，以後普及于全民，或者有如日本，他們私人資本力量在德川幕府後期即已超過大名藩主的力量。
我們讀過無數記載，指出賄選，強制解散議會，或者公開違法的行動。
可是在這段混淆的時代裡，真正的悲劇是由軍人出身的總統或總理執政，其為好人壞人不說，當中無一個可以成為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