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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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之強人。
他們缺乏效能的主因在于财政。
民國成立，所接收過來的是一個空空如也的國庫。
傳統之收入大宗為土地稅，可是這用以維持舊式之衙門，為數過少而且分布過廣泛，不能算數。
其他的收入又當作向外借款和賠償軍費的抵押品。
對内發行公債則無人認購，于是隻有向外舉債一途。
誰願向中國放貸？無非受外國政府支持的銀行集團。
這樣一來，中國的領導人看起來總是外國主子之工具而對自己本國人民跋扈嚣張。
此中最好例子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謂西原借款。
此事因接洽之日而得名，外表上之目的在充實中國實力以便加入協約國赴歐參戰，實際情形則利及接收款項的人物，他們對内傾軋而符合了日人的意向。
軍閥割據在這段期間成為普遍現象。
舊體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産生，隻有私人軍事力量可以在青黃不接之際維持短期團結。
可是這種辦法全靠高級軍官間的人身關系，也就很難在超出省區間的場合生效。
于是“實力政治”（realpolitik）更進一步，陰謀與政變成為家常便飯，一切都帶流動性。
軍閥一般為帶悲劇性格的英雄人物，他們也并非個個存心做壞事。
一位英國觀察者指出不少中國軍閥可能在英國陸軍裡成為出人頭地的将領。
他們将個人之野心和他們所想像的救國救民宗旨合為一談，因之極難向他們的部下及中國民衆解釋明白。
張作霖初受日人培植，以後成為熱烈愛國者。
馮玉祥起先被稱為“基督将軍”，以後向蘇聯靠攏。
閻錫山組織了一個“洗心團”，給以種種宗教式點綴。
唐生智幾乎完全皈依佛教，他以超度的觀念補償他的殺戮。
軍閥也非個個粗蠻，吳佩孚即系詩人。
可是性格淘氣的張宗昌據說生平不知所帶兵員人數、手中錢數和各房姨太太數。
話說回頭，軍閥給中國之損害并非不嚴重。
他們給中國經濟的壞影響無可衡量。
當日創造新社會的工作亟待著手，軍閥之行動除有極少例外，大都具破壞性。
他們也使全國士氣受挫。
軍閥割據使剛出生的中華民國喪失了所有尊嚴，這情形也造成十多年的憔悴和失望。
如果軍閥在曆史上有任何貢獻的話，那是在八十年外強侵略之後他們更增加了内部壓力，于是強迫著中國的青年自行著手尋覓著一套救國方式。
有了“五四事件”，他們找到了一條線索。
“五四運動”則賦予他們行動一種意識上的支持。
【五四運動】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是星期天。
當日午後一時三十分，三千個學生代表北京十三所大學和學院集結于天安門前示威抗議凡爾賽和會将德國在山東所享特權劃歸日本。
這種特權出自“勢力範圍”，也是不平等條約中令人最不能忍受的部分。
中國因一九一七年對德宣戰與以後派遣勞工服役于戰場，已站在戰勝國一邊，并且因為宣戰而早已卸除了對德的條約關系。
可是在凡爾賽，中國不僅無法分得任何勝利後果，反要将本身領土之完整作為特權轉讓去滿足另一戰勝國，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也更令人發指。
可是會議中将各項秘密條約公開時，中國的地位已動搖。
過去勸說日本參戰之各強國已事前各别保證作如是之轉讓。
更使中國地位受損害的是，日本代表團當場公布以前東京與北京間所交換的文件，證實中國軍閥主持的政府曾作同樣的認可。
五月四日，示威者發散傳單申明中國人決不承認賣國賊将國家主權轉讓與人。
他們遊行到東交民巷，将通知送交各國使館。
當日下午，他們決定和三個内閣部長級的官僚對頭，因為他們對上述文件負有責任。
其中之一被學生毆打，另一人之房屋被放火焚燒。
巡警出面彈壓，學生三十二人被拘。
不久這消息即傳遍中國。
新聞界表示對學生同情，一時遊行示威罷工罷市如野火之燎原。
北京政府隻好認錯，被押學生開釋，受指控之官員撤職，内閣也引咎解職。
中國出席凡爾賽和會代表團則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這山東問題終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解決。
美國總統哈定與國務卿休士召開這次會議，日本代表團取消戰時的秘密協定。
一九二二年簽定九國公約，中國才算收回了山東主權。
今日學生示威已是家常便飯，電視螢幕上重見疊出，confrontation（對抗）也成了常用語，我們已難回味一九一九年現代通訊尚在嬰兒時代期間五四事件之非常性格。
讀者可以想像中國是一隻潛水艇夾肉面包。
雖說皇帝這一職位已由一九一二年取消，科舉考試也于一九○五年停止，社會之改造卻仍未開始。
迄一九一九年，新式工廠内之勞工估計隻在一百萬至二百五十萬人之間。
雖說兩種估計間之差别大，總而言之，較諸中國龐大之人口，其數仍不過水桶中之一滴。
這國家未曾多元化的經濟可能提供的工作至為有限，尤其缺乏現代社會之不同部門。
專業工作猶集中于通商口岸，通常由外人主持之市政府掌握。
知識分子發現自己并非社會上之“不适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得為自己與任何現存社會經濟集團視為一體。
因為缺乏出路，知識分子常有歸返以前社會習慣之趨勢。
縱為新學制的大學生，不少仍持昔日文士官僚型态。
既為受有教育之精英，他們自認為昔日官僚集團之繼承人，應當有資格獲得同樣的安全與特權。
這樣一來，五四事件超過了一場示威與抗議，它要各個人參與。
如果這群年輕人覺得潛水艇夾肉面包内的莴苣葉和蛋黃醬缺乏構造的嚴密性，因之無從發揮應變能力，他們無可推诿，也無旁人可以責備，隻能自己應聲而出解決問題。
這信息開始傳布時，這上面的一塊面包開始變化，打破二千年來的慣例，因此成為以後五十年長期革命之工具。
這種行動成為可能，因有後面之激擾與醞釀。
把這背景更向後推，我們更要提及幾十年來教士的工作和開通商口岸以來中外的接觸，以及自強運動之遣派留學生。
又有偉大的翻譯工作人員，如嚴複與林纾，他們使孟德斯鸠、亞當．斯密、大小仲馬、巴爾紮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國讀者見面。
隻因為“五四事件”不過是學生運動，中國的作家和曆史從業員認為另有“五四運動”，是為知識界準備工作，以激蕩其行動。
這運動由大學教授組織，在各學府構成，尤以北京大學為最。
在曆史上它可以看成以一九一七年為始點。
經過五四事件之後，這運動傳得更遠大。
隻是行動上更增加動力的時候，五四運動之為一種知識界運動，隻持續了約二年。
大概到一九二一年夏天，它可說用盡了它的燃料。
【智識氣氛】 在構成這知識氣氛的工作中，貢獻最多者為蔡元培。
他自一九一七年以來是北京大學校長。
以翰林編修的背景往德法兩國留學，蔡元培在中國知識界有其獨特地位。
他也曾在民國政府裡任教育部長。
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學院長為陳獨秀，陳也是前清獲得舉人地位以後才留學日本及法國。
從事革命多年之後，陳在一九一五年創辦《新青年》雜志（封面有标題：LaJeunesse）。
雖任北大教職，陳繼續著他的編輯工作。
《新青年》行銷達一萬六千份，在當日可算傑出。
蔣介石是這刊物的經常讀者；毛澤東自稱受這期刊影響，而且曾在《新青年》發表文稿一篇。
在此雜志最為人稱道的一九一九年一月号，陳獨秀宣稱他的指南針無非“賽先生”及“德先生”，亦即科學與民主。
這篇論文在中國的反響遠逾于執筆者想像。
陳獨秀所稱科學，著重于社會科學，而非自然科學。
他的科學方法堅持有組織而經恒的“不相信”，與培根及笛卡兒的态度相近。
中國的傳統，認為道德标準持久不變，真理與威權同時由上流傳至下，陳的論說因之有革命性格。
即是民主這一觀念，尚未用以發揚去支持代議政治，陳獨秀先利用為打破偶像的工具，攻擊的對象為傳統習慣和儒家教條。
陳使用“民主”這名詞幾乎與“個人主義”，“自我主義”可以互相交換。
讀者應注意，迄至當
他們缺乏效能的主因在于财政。
民國成立，所接收過來的是一個空空如也的國庫。
傳統之收入大宗為土地稅，可是這用以維持舊式之衙門，為數過少而且分布過廣泛，不能算數。
其他的收入又當作向外借款和賠償軍費的抵押品。
對内發行公債則無人認購，于是隻有向外舉債一途。
誰願向中國放貸？無非受外國政府支持的銀行集團。
這樣一來，中國的領導人看起來總是外國主子之工具而對自己本國人民跋扈嚣張。
此中最好例子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謂西原借款。
此事因接洽之日而得名，外表上之目的在充實中國實力以便加入協約國赴歐參戰，實際情形則利及接收款項的人物，他們對内傾軋而符合了日人的意向。
軍閥割據在這段期間成為普遍現象。
舊體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産生，隻有私人軍事力量可以在青黃不接之際維持短期團結。
可是這種辦法全靠高級軍官間的人身關系，也就很難在超出省區間的場合生效。
于是“實力政治”（realpolitik）更進一步，陰謀與政變成為家常便飯，一切都帶流動性。
軍閥一般為帶悲劇性格的英雄人物，他們也并非個個存心做壞事。
一位英國觀察者指出不少中國軍閥可能在英國陸軍裡成為出人頭地的将領。
他們将個人之野心和他們所想像的救國救民宗旨合為一談，因之極難向他們的部下及中國民衆解釋明白。
張作霖初受日人培植，以後成為熱烈愛國者。
馮玉祥起先被稱為“基督将軍”，以後向蘇聯靠攏。
閻錫山組織了一個“洗心團”，給以種種宗教式點綴。
唐生智幾乎完全皈依佛教，他以超度的觀念補償他的殺戮。
軍閥也非個個粗蠻，吳佩孚即系詩人。
可是性格淘氣的張宗昌據說生平不知所帶兵員人數、手中錢數和各房姨太太數。
話說回頭，軍閥給中國之損害并非不嚴重。
他們給中國經濟的壞影響無可衡量。
當日創造新社會的工作亟待著手，軍閥之行動除有極少例外，大都具破壞性。
他們也使全國士氣受挫。
軍閥割據使剛出生的中華民國喪失了所有尊嚴，這情形也造成十多年的憔悴和失望。
如果軍閥在曆史上有任何貢獻的話，那是在八十年外強侵略之後他們更增加了内部壓力，于是強迫著中國的青年自行著手尋覓著一套救國方式。
有了“五四事件”，他們找到了一條線索。
“五四運動”則賦予他們行動一種意識上的支持。
【五四運動】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是星期天。
當日午後一時三十分，三千個學生代表北京十三所大學和學院集結于天安門前示威抗議凡爾賽和會将德國在山東所享特權劃歸日本。
這種特權出自“勢力範圍”，也是不平等條約中令人最不能忍受的部分。
中國因一九一七年對德宣戰與以後派遣勞工服役于戰場，已站在戰勝國一邊，并且因為宣戰而早已卸除了對德的條約關系。
可是在凡爾賽，中國不僅無法分得任何勝利後果，反要将本身領土之完整作為特權轉讓去滿足另一戰勝國，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也更令人發指。
可是會議中将各項秘密條約公開時，中國的地位已動搖。
過去勸說日本參戰之各強國已事前各别保證作如是之轉讓。
更使中國地位受損害的是，日本代表團當場公布以前東京與北京間所交換的文件，證實中國軍閥主持的政府曾作同樣的認可。
五月四日，示威者發散傳單申明中國人決不承認賣國賊将國家主權轉讓與人。
他們遊行到東交民巷，将通知送交各國使館。
當日下午，他們決定和三個内閣部長級的官僚對頭，因為他們對上述文件負有責任。
其中之一被學生毆打，另一人之房屋被放火焚燒。
巡警出面彈壓，學生三十二人被拘。
不久這消息即傳遍中國。
新聞界表示對學生同情，一時遊行示威罷工罷市如野火之燎原。
北京政府隻好認錯，被押學生開釋，受指控之官員撤職，内閣也引咎解職。
中國出席凡爾賽和會代表團則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這山東問題終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解決。
美國總統哈定與國務卿休士召開這次會議，日本代表團取消戰時的秘密協定。
一九二二年簽定九國公約，中國才算收回了山東主權。
今日學生示威已是家常便飯，電視螢幕上重見疊出，confrontation（對抗）也成了常用語，我們已難回味一九一九年現代通訊尚在嬰兒時代期間五四事件之非常性格。
讀者可以想像中國是一隻潛水艇夾肉面包。
雖說皇帝這一職位已由一九一二年取消，科舉考試也于一九○五年停止，社會之改造卻仍未開始。
迄一九一九年，新式工廠内之勞工估計隻在一百萬至二百五十萬人之間。
雖說兩種估計間之差别大，總而言之，較諸中國龐大之人口，其數仍不過水桶中之一滴。
這國家未曾多元化的經濟可能提供的工作至為有限，尤其缺乏現代社會之不同部門。
專業工作猶集中于通商口岸，通常由外人主持之市政府掌握。
知識分子發現自己并非社會上之“不适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得為自己與任何現存社會經濟集團視為一體。
因為缺乏出路，知識分子常有歸返以前社會習慣之趨勢。
縱為新學制的大學生，不少仍持昔日文士官僚型态。
既為受有教育之精英，他們自認為昔日官僚集團之繼承人，應當有資格獲得同樣的安全與特權。
這樣一來，五四事件超過了一場示威與抗議，它要各個人參與。
如果這群年輕人覺得潛水艇夾肉面包内的莴苣葉和蛋黃醬缺乏構造的嚴密性，因之無從發揮應變能力，他們無可推诿，也無旁人可以責備，隻能自己應聲而出解決問題。
這信息開始傳布時，這上面的一塊面包開始變化，打破二千年來的慣例，因此成為以後五十年長期革命之工具。
這種行動成為可能，因有後面之激擾與醞釀。
把這背景更向後推，我們更要提及幾十年來教士的工作和開通商口岸以來中外的接觸，以及自強運動之遣派留學生。
又有偉大的翻譯工作人員，如嚴複與林纾，他們使孟德斯鸠、亞當．斯密、大小仲馬、巴爾紮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國讀者見面。
隻因為“五四事件”不過是學生運動，中國的作家和曆史從業員認為另有“五四運動”，是為知識界準備工作，以激蕩其行動。
這運動由大學教授組織，在各學府構成，尤以北京大學為最。
在曆史上它可以看成以一九一七年為始點。
經過五四事件之後，這運動傳得更遠大。
隻是行動上更增加動力的時候，五四運動之為一種知識界運動，隻持續了約二年。
大概到一九二一年夏天，它可說用盡了它的燃料。
【智識氣氛】 在構成這知識氣氛的工作中，貢獻最多者為蔡元培。
他自一九一七年以來是北京大學校長。
以翰林編修的背景往德法兩國留學，蔡元培在中國知識界有其獨特地位。
他也曾在民國政府裡任教育部長。
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學院長為陳獨秀，陳也是前清獲得舉人地位以後才留學日本及法國。
從事革命多年之後，陳在一九一五年創辦《新青年》雜志（封面有标題：LaJeunesse）。
雖任北大教職，陳繼續著他的編輯工作。
《新青年》行銷達一萬六千份，在當日可算傑出。
蔣介石是這刊物的經常讀者；毛澤東自稱受這期刊影響，而且曾在《新青年》發表文稿一篇。
在此雜志最為人稱道的一九一九年一月号，陳獨秀宣稱他的指南針無非“賽先生”及“德先生”，亦即科學與民主。
這篇論文在中國的反響遠逾于執筆者想像。
陳獨秀所稱科學，著重于社會科學，而非自然科學。
他的科學方法堅持有組織而經恒的“不相信”，與培根及笛卡兒的态度相近。
中國的傳統，認為道德标準持久不變，真理與威權同時由上流傳至下，陳的論說因之有革命性格。
即是民主這一觀念，尚未用以發揚去支持代議政治，陳獨秀先利用為打破偶像的工具，攻擊的對象為傳統習慣和儒家教條。
陳使用“民主”這名詞幾乎與“個人主義”，“自我主義”可以互相交換。
讀者應注意，迄至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