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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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國事的政令全部作廢而恢複百日維新前的情形，光緒皇帝和他的親信要付出前後行動和秘密交往之代價。
提到目下曆史之題材，作者别無他法，在叙述時不得不循照以前曆史家之鋪陳，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讀者，在解釋以上情事時，前人之論點大體已失去用場。
因為他們批判以上事迹時，缺乏今人眼見之縱深，是以強調當事人物之人身關系，而低估組織與結構上的原因。
百日維新使全部武職人員震驚，他們的官銜職位由八旗綠營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體文官失色，他們熟讀四書五經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場發迹。
這點，以前的曆史家也重視。
我們還要更進一步講出：他們不僅保持了既得利益，事實上他們也代表著這帝國和中國社會組織的邏輯。
幾百年來中國倚賴一種世襲的武職人員，他們在技術上的教養不深，也倚賴一個以文字見長的官僚機構，他們意識形态的凝聚力成了這永久組織的磐石。
這樣的安排不斤斤計較技術上之進步，隻圖赢得社會的安定，因之構成了全國的均勻一緻，使帝國無可動搖。
如果将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則全國的組織也将立即垮台。
可是另一方面的難處是，若不宣告此類組織遲早必須更換，就無庸談及改革。
百日維新失敗，光緒被批評為猶疑膽怯。
可是沒有曆史上的證據可以解說他有别路可走。
他因為皇帝，就以人身為表率，代表著傳統的道德。
這種德行從村舍裡甲一路上來，透過整個社會，而以“孝”為先。
稍一決斷，他就會損壞了他在臣下心目中的觀感和皇帝這一職位。
他或者可如康有為在九月上旬的建議，出走上海。
可是那樣一來他既背叛了社會習慣，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
如果改革者願意做到那樣徹底，那他們又何必一定要依附著光緒皇帝和清朝，兩者已不過是改革的累贅？他們難道不能直截的樹立民國，問題簡化？以後事實之演進也表示曆史終于肯定的容納了這條路線。
隻是以問題之大，使其程序無從簡化。
革命前途之任重道遠，已由譚嗣同看出。
他是慈禧太後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六人之一。
他決心為烈士，也不願逃避。
他在遺書中提及除非新舊兩黨流血遍地，中國永遠無指望：“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中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 公元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實踐了他的預言。
當日被派往監刑的剛毅，不久即成為支持義和團的清朝大員之一。
經過九月二十一日的政變，慈禧企圖褫奪光緒皇位，另以一小童皇帝替代。
可是她遇到幾位南方總督和一群社會上文教領袖反對，後者以上海為中心，有西方各國的支持。
百日維新首要人物康有為逃至香港，有英國人援助，梁啟超則由日本使館的保護離開北京出國。
各國使節猶且一再詢問光緒帝下落，也帶著質問的态度。
太後的企圖無法實現，她反外的心理激熱化，以後影響到她對義和團的判斷。
【義和團】 義和團照字面上的解釋是仗義又擁護和平的集團。
它不過是華北人民秘密結社中之一種，會員練習武術，主持神秘的集會儀式，所以也被稱為“拳民”或“拳匪”。
當中有些自稱練氣功可以阻擋子彈。
在世紀末年，山東居民和德國僑民暨華人基督教徒發生沖突，義和團參雜其間，乘機生事擴展。
不久之後，他們見外人即攻擊，對一切由外洋輸入之器物均行破壞。
在一八九九年，山東巡撫本人也是一個仇外者，稱義和團員為“義民”，收容他們入團練。
次年，義和團蔓延至直隸省。
慈禧親信中隻有榮祿稱義和團不可用。
此時太後之心境值得臆度。
她之把持不定，有時顯然是由恐懼及遲疑而生，并非一貫的堅決透徹。
期間所發诏書有時稱義和團為“遊勇會”及“亂民”、“拳匪”，可是有時稱其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義民”。
直隸提督聶士成既剿拳匪，又拒洋兵，最後戰死于天津近郊。
好像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後愈決心抵抗外來壓力。
此間詳情充分暴露中國皇權的内在危機。
這時候世界情勢之複雜，要求政府機構極端警覺以應變，北京的朝廷尚且完全從人身關系的角度對付問題，以至外行的氣象可以一眼看出。
這樣，慈禧太後在曆史上有用之處即在于她幫助揭露了組織上的缺陷，使對中國二千多年帝制的清算得以加速。
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她公布了她的宣戰令。
作戰對象不是一個國家，也不是條列的某些國家，而是“遠人”和“彼等”，事實上就是與中國接觸的所有外國。
此時義和團在北京攻擊使館火焚教堂，已生事十日。
六月十一日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遇害。
六月十六日各國聯軍要求天津外圍的大沽炮台于次日晨二時以前交出，天津總兵不應命，聯軍于晨六時開火而攻取之。
至此總理衙門于六月十九日照會各國公使于二十四小時内離京。
二十日德國公使克林德（BaronKlemensVonKetteler）仍想交涉，在往總理衙門途中遇害。
宣戰之前，朝廷反外集團交付慈禧文件一紙，據稱系各國勒令她歸政之照會。
及至此時，她仍召集禦前會議，廷臣百馀人跪在殿前，太後詢問各人意見，可是内中二人反對敵對行動，終由她下令處死。
各國使館被圍五十六日。
當中停戰三次。
七月下旬，中國政府送往使館面粉西瓜果蔬數車（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富善先生Dr.L.CarringtonGoodrich時年六歲，随父母被圍于北堂教堂，親告本書作者不知有贈送食品事。
富先生髫齡即鋒镝馀生，但是對中國人民不存惡感，對中國文化極端尊敬）。
榮祿不許部下用巨炮攻擊，将可能之死傷數減低。
解圍時外人約二百五十人喪生，本國基督教徒死者猶多，但是無确切數字。
聯軍出自英、美、德、法、日、俄、義、奧八國，入北京時隻一萬八千人，以後疊增至十萬五千人。
内中除日美部隊外，其他見中國人即恣意報複，對平民施用奸淫擄掠及枉殺等事亦不堪記。
在全部敵外期間，南方之總督巡撫與各國僑領協商彼此保持鎮靜，對朝廷六月二十日以後之诏令置之不顧，事實上持中立态度。
其稱“拳匪叛變”或“義和團造反”（BoxerRebellion），理論上謂朝廷被暴民脅迫，所取行動非複本意也。
慈禧太後與光緒帝于八月十五日即聯軍入北京後一日倉卒出奔，一行抵達西安，至一九○二年初始回北京。
這段期間李鴻章得以從容與聯軍交涉和議。
所謂“辛醜條約”（BoxerProtocol）于一九○一年九月簽字，去李鴻章易篑隻兩月。
聯軍要求縱容義和團之朝臣十一人判死刑，四人至此業已自殺，以後三人由朝廷“賜死”，又二人被判減為邊省充軍，實際處斬者隻二人。
條約其他款項停止四十五個拳匪生事城市之科舉考試五年。
中國派遣特别使節往德國及日本謝罪。
所有自海岸至北京之通道不設防，連大沽炮台一并拆毀。
外國有在北京使館駐兵之權（後來盧溝橋事變時日軍出現于北京近郊，則是引用此項特權）。
中國兩年之内不得輸入軍火。
中國對各國賠款銀四億五千萬兩，大略為全國五年之财政收入。
再加以應付利息，此數必至四十年方可償清（以後美國發起以賠款在中國興學，有數國循例照辦）。
條約簽定之後，帝俄占領滿洲之一部分不撤兵，是為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日俄戰争之導火線。
即仍在西安避難之日，慈禧太後已開始下诏改變方針。
回京之後，她實際等于重新公布光緒之改革，亦即四年之前她所嫉視之改革。
在某些方面她尚将其範圍擴大。
例如改官制，即成立内閣之十一部，将以前各舊式部院裁撤歸并（如陸軍部轄以前之兵部及太仆寺，禮部轄以前之太常、鴻胪、光祿三寺）。
全國科舉包括殿試鄉試概在一九○五年停止。
又派遣考察團由親王一人率領赴海外觀察各國行政情形，準備立憲，定期召開各省及全國
提到目下曆史之題材，作者别無他法，在叙述時不得不循照以前曆史家之鋪陳，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讀者，在解釋以上情事時，前人之論點大體已失去用場。
因為他們批判以上事迹時，缺乏今人眼見之縱深，是以強調當事人物之人身關系，而低估組織與結構上的原因。
百日維新使全部武職人員震驚，他們的官銜職位由八旗綠營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體文官失色，他們熟讀四書五經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場發迹。
這點，以前的曆史家也重視。
我們還要更進一步講出：他們不僅保持了既得利益，事實上他們也代表著這帝國和中國社會組織的邏輯。
幾百年來中國倚賴一種世襲的武職人員，他們在技術上的教養不深，也倚賴一個以文字見長的官僚機構，他們意識形态的凝聚力成了這永久組織的磐石。
這樣的安排不斤斤計較技術上之進步，隻圖赢得社會的安定，因之構成了全國的均勻一緻，使帝國無可動搖。
如果将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則全國的組織也将立即垮台。
可是另一方面的難處是，若不宣告此類組織遲早必須更換，就無庸談及改革。
百日維新失敗，光緒被批評為猶疑膽怯。
可是沒有曆史上的證據可以解說他有别路可走。
他因為皇帝，就以人身為表率，代表著傳統的道德。
這種德行從村舍裡甲一路上來，透過整個社會，而以“孝”為先。
稍一決斷，他就會損壞了他在臣下心目中的觀感和皇帝這一職位。
他或者可如康有為在九月上旬的建議，出走上海。
可是那樣一來他既背叛了社會習慣，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
如果改革者願意做到那樣徹底，那他們又何必一定要依附著光緒皇帝和清朝，兩者已不過是改革的累贅？他們難道不能直截的樹立民國，問題簡化？以後事實之演進也表示曆史終于肯定的容納了這條路線。
隻是以問題之大，使其程序無從簡化。
革命前途之任重道遠，已由譚嗣同看出。
他是慈禧太後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六人之一。
他決心為烈士，也不願逃避。
他在遺書中提及除非新舊兩黨流血遍地，中國永遠無指望：“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中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 公元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實踐了他的預言。
當日被派往監刑的剛毅，不久即成為支持義和團的清朝大員之一。
經過九月二十一日的政變，慈禧企圖褫奪光緒皇位，另以一小童皇帝替代。
可是她遇到幾位南方總督和一群社會上文教領袖反對，後者以上海為中心，有西方各國的支持。
百日維新首要人物康有為逃至香港，有英國人援助，梁啟超則由日本使館的保護離開北京出國。
各國使節猶且一再詢問光緒帝下落，也帶著質問的态度。
太後的企圖無法實現，她反外的心理激熱化，以後影響到她對義和團的判斷。
【義和團】 義和團照字面上的解釋是仗義又擁護和平的集團。
它不過是華北人民秘密結社中之一種，會員練習武術，主持神秘的集會儀式，所以也被稱為“拳民”或“拳匪”。
當中有些自稱練氣功可以阻擋子彈。
在世紀末年，山東居民和德國僑民暨華人基督教徒發生沖突，義和團參雜其間，乘機生事擴展。
不久之後，他們見外人即攻擊，對一切由外洋輸入之器物均行破壞。
在一八九九年，山東巡撫本人也是一個仇外者，稱義和團員為“義民”，收容他們入團練。
次年，義和團蔓延至直隸省。
慈禧親信中隻有榮祿稱義和團不可用。
此時太後之心境值得臆度。
她之把持不定，有時顯然是由恐懼及遲疑而生，并非一貫的堅決透徹。
期間所發诏書有時稱義和團為“遊勇會”及“亂民”、“拳匪”，可是有時稱其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義民”。
直隸提督聶士成既剿拳匪，又拒洋兵，最後戰死于天津近郊。
好像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後愈決心抵抗外來壓力。
此間詳情充分暴露中國皇權的内在危機。
這時候世界情勢之複雜，要求政府機構極端警覺以應變，北京的朝廷尚且完全從人身關系的角度對付問題，以至外行的氣象可以一眼看出。
這樣，慈禧太後在曆史上有用之處即在于她幫助揭露了組織上的缺陷，使對中國二千多年帝制的清算得以加速。
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她公布了她的宣戰令。
作戰對象不是一個國家，也不是條列的某些國家，而是“遠人”和“彼等”，事實上就是與中國接觸的所有外國。
此時義和團在北京攻擊使館火焚教堂，已生事十日。
六月十一日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遇害。
六月十六日各國聯軍要求天津外圍的大沽炮台于次日晨二時以前交出，天津總兵不應命，聯軍于晨六時開火而攻取之。
至此總理衙門于六月十九日照會各國公使于二十四小時内離京。
二十日德國公使克林德（BaronKlemensVonKetteler）仍想交涉，在往總理衙門途中遇害。
宣戰之前，朝廷反外集團交付慈禧文件一紙，據稱系各國勒令她歸政之照會。
及至此時，她仍召集禦前會議，廷臣百馀人跪在殿前，太後詢問各人意見，可是内中二人反對敵對行動，終由她下令處死。
各國使館被圍五十六日。
當中停戰三次。
七月下旬，中國政府送往使館面粉西瓜果蔬數車（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富善先生Dr.L.CarringtonGoodrich時年六歲，随父母被圍于北堂教堂，親告本書作者不知有贈送食品事。
富先生髫齡即鋒镝馀生，但是對中國人民不存惡感，對中國文化極端尊敬）。
榮祿不許部下用巨炮攻擊，将可能之死傷數減低。
解圍時外人約二百五十人喪生，本國基督教徒死者猶多，但是無确切數字。
聯軍出自英、美、德、法、日、俄、義、奧八國，入北京時隻一萬八千人，以後疊增至十萬五千人。
内中除日美部隊外，其他見中國人即恣意報複，對平民施用奸淫擄掠及枉殺等事亦不堪記。
在全部敵外期間，南方之總督巡撫與各國僑領協商彼此保持鎮靜，對朝廷六月二十日以後之诏令置之不顧，事實上持中立态度。
其稱“拳匪叛變”或“義和團造反”（BoxerRebellion），理論上謂朝廷被暴民脅迫，所取行動非複本意也。
慈禧太後與光緒帝于八月十五日即聯軍入北京後一日倉卒出奔，一行抵達西安，至一九○二年初始回北京。
這段期間李鴻章得以從容與聯軍交涉和議。
所謂“辛醜條約”（BoxerProtocol）于一九○一年九月簽字，去李鴻章易篑隻兩月。
聯軍要求縱容義和團之朝臣十一人判死刑，四人至此業已自殺，以後三人由朝廷“賜死”，又二人被判減為邊省充軍，實際處斬者隻二人。
條約其他款項停止四十五個拳匪生事城市之科舉考試五年。
中國派遣特别使節往德國及日本謝罪。
所有自海岸至北京之通道不設防，連大沽炮台一并拆毀。
外國有在北京使館駐兵之權（後來盧溝橋事變時日軍出現于北京近郊，則是引用此項特權）。
中國兩年之内不得輸入軍火。
中國對各國賠款銀四億五千萬兩，大略為全國五年之财政收入。
再加以應付利息，此數必至四十年方可償清（以後美國發起以賠款在中國興學，有數國循例照辦）。
條約簽定之後，帝俄占領滿洲之一部分不撤兵，是為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日俄戰争之導火線。
即仍在西安避難之日，慈禧太後已開始下诏改變方針。
回京之後，她實際等于重新公布光緒之改革，亦即四年之前她所嫉視之改革。
在某些方面她尚将其範圍擴大。
例如改官制，即成立内閣之十一部，将以前各舊式部院裁撤歸并（如陸軍部轄以前之兵部及太仆寺，禮部轄以前之太常、鴻胪、光祿三寺）。
全國科舉包括殿試鄉試概在一九○五年停止。
又派遣考察團由親王一人率領赴海外觀察各國行政情形，準備立憲，定期召開各省及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