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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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甲午戰争的挫敗,不僅使清廷顔面掃地,民族自信心盡失;戰後的割地、賠款更使中國從此成了列強的俎上肉,變法圖強的主張乃在知識界中日益高漲。

    從甲午戰争到五四運動時期的中國,在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種勢力互相激蕩的情形下,傳統的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産生了激烈的變化。

     ※※※ 中國在一八九四年和一八九五年被日本從海上到陸上戰敗,産生了嚴重反響。

    中國作戰的目的在保持朝鮮為屬國,經此一戰,這局勢已失去而再不複返。

    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因此割讓與戰勝國。

    戰敗賠款銀二億兩是一種極難承受的财政負擔。

    中國向日本商業上的讓步除了向歐美國家提出的之外,尚加上日本可以在中國城市開設工廠的條款,寫入馬關條約。

    當然,因為最惠國的規定,這特權也為其他國家分享。

    總算有了俄、法、德三國幹涉,遼東半島的割讓未成事實,由中國再加添賠款三千萬兩算數,可是沙皇的政府僅候三年即提出整個半島租與俄國二十五年的要求。

    從此之後這地區落入俄國手中,又從日俄戰争之後轉交日本,第二次大戰之後再度由前蘇聯掌握,直到一九五五年中國才收回主權,至此前後已六十年。

    < 【甲午敗績之辱】 被日本打敗,中國感到深恥奇辱。

    中國過去曾和日本作戰,可是未曾認為日本人是優勢的對頭。

    不用說,種族優越感雙方都無從避免,這也是一八九四年戰争起因之一。

    此時尚未及注意的一點是,一個國家之現代化,主要是以商業組織之原理加于國事之上,因之公衆事務之分工合作也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異途而同歸,所增加之效率,使這國家的功能提高。

    所産生的機動能力與品格無關。

    日本在德川幕府後期本來已朝此方向發展,與中國無法分類的大多數農民相比,顯然效率要高,此中差異也在戰場上表現無馀。

     在兩個世紀相交之際,世界上遍處展開的人種主義達到了最高潮。

    德皇威廉第二是它熱烈的發言人。

    日本人很容易接受了他的解說。

    日人愛國而好戰,好像比懶惰而無氣息的中國人要強得多。

    伊藤博文與李鴻章交涉的時候,确切的掌握著機會報複。

    過去中國不少作家筆下提及日本時很少注意到日人的敏感,一味以輕蔑字眼寫出。

    李鴻章及中國的高級官員受勝者粗魯待遇,也早有其原因。

     這深恥奇辱使中國群衆的反響注入相反之極端。

    一派主張接受日本人之優越,應聘請伊藤為中國首相。

    另一派主張不承認和約。

    日本對中國的要求不妨分作數份,贈予沙俄和其他國家作為報酬,隻要他們向日本交兵。

    雖說李鴻章沒有采取後說,他已受這說法影響。

    他于一八九六年與俄國外務大臣簽定密約,西方稱為李與羅拔諾甫條約(Li-LobanovTreaty),所給帝俄的讓步,包括修築中東鐵路貫穿滿洲北部。

    謠傳俄方曾以豐厚賄賂酬答李鴻章簽定此約。

     這戰敗給中國當前最大的困難仍在賠款。

    隻有向外借款能解決問題。

    願意向中國放貸的大有人在。

    可是他們每一個代表一個外國政府,他們的目的,在以中國海關關稅和内地工礦的權利作為貸款的保障。

    中日戰争之前中國所負外債不多。

    茲後中國行政完全被外國銀行團把持。

    凡出口進口之關稅,鹽稅之收入,以及内地之轉口,同為外債之抵押品。

    此後因修築鐵路也涉及外債,才激起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

    以上情形在中國進入民國時代後基本上未有更變。

    也因為對關稅收入的處理,孫中山與西方各國争執,才決定與蘇聯聯合。

     回頭再叙十九世紀。

    一八九八年為諸事紛至沓來之際。

    英法德俄日五國都于此時在中國構成勢力圈。

    如果中國任何行省劃入某一國家之勢力範圍,中國必須申明此省永遠不割與其他國家。

    當中一個重要的港口城市若是租借給享有勢力範圍的國家,租用期間為九十九年。

    中國不得在内外設防,也不得派兵進入附近地區,通常以十五哩為度。

    此外,列強也在省内獨享鐵路工礦和敷設電訊的權利。

    要是中國本身在省内營建此類工程,則不得由第三國投資,也不得雇用其他國家的工程師。

    當中此類的條件有由外強以最後通牒方式提出限四十八小時内承允的例子。

    這情形使孫中山稱中國為次殖民地,亦即低于一般的殖民地,他們與中國不同,隻服侍一個主子。

    當世紀之交中國受著列強壓迫,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Hay)于一八九九年及一九○○年兩次提出的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對中國很少實際裨益。

     【百日維新】 一八九八年夏天,北京的官僚圈經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情形。

    從六月十一日到九月二十一日,一共一百零三天,禦前頒發了二百多件诏令與批示,宣稱政府之組織必須改造,預算将要編制,海陸軍将要現代化,所有教育制度和文官組織也要改組,所有農工商業一并都要提高以符合世界标準。

    如果這套工作可能因皇帝龍椅前之公告而完成,則中國應當立即成為一個現代國家。

    可是這西化之決心以與西方習慣相反的姿勢提出。

    “百日維新”如傳統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則。

    這種辦法相信一項工作由皇帝诏令宣布,即等于工作已實際完成。

     維新人士并不是全不了解此中的毛病,他們還是做了。

    一百零三天之後,全部運動突然終止,皇帝被軟禁,終身再未重享自由。

    六位維新人士被處死刑,兩個最顯著的領導人亡命海外,又有約四十個官員被革職。

     光緒皇帝(本名載湉,一八七五─一九○八在位)乃慈禧太後之妹與老醇親王的兒子。

    醇親王奕??乃是道光的兒子。

    堂兄同治皇帝于一八七四年無嗣而終的時候,光緒才三歲。

    被意志堅強而好賣弄權力之慈禧指定為皇嗣而繼位。

    可是迄至他在一九○八年去世,慈禧未曾放棄她為事實上的國君之地位。

    她即使不垂簾聽政,也仍在幕後攬握大權。

    她也利用親信大學士和宦官與廷臣聯系。

    在這朝代進入暮期之際,凡是滿清的總督等重臣及海陸軍高級将領要不與這後門發生關系,則官位難保。

     光緒帝頗為明智,也容易動感情,他看到一本說得剀切的奏呈,就會流淚。

    以這位有志改造一個龐大國家命運的君主而言,他在宮廷裡幽居的生活與自孩提之日未曾有機會執行本身決策,都可算作嚴重缺陷。

    他維新的贊助人為康有為和梁啟超,同為廣東省人。

    康是古典學者,擅于使用古籍裡利于改革的文字推陳出新,翻作今朝之标榜。

    梁比較趨向實用主義,他的文字流暢而有普及性,所叙也不隻古典。

    在一八九八年之前,他們至少已提倡改革三年。

    他們以普及新式教育為論壇,曾組織會議,到處演講,發行期刊,捐募款項以貫徹這宗旨。

    也有西方傳教士贊助,使這運動傳播甚廣。

    如果自強運動可稱為造船制炮的改革,則百日維新不妨稱為編預算寫憲法的改革,雖說康梁等人胸中另有城府,他們的志向超過目前之規劃。

     慈禧深切注意侄兒所作的一套,隻是在短期間之内沒有直接幹預。

    一個使她采取行動之近因似與人事有關。

    當皇帝一貫的排擠反對維新的人物而提拔親信的時候,新舊兩派之沖突終不可免。

    也因此觸發了滿漢大臣的互相嫉妒。

    據說皇帝将接見伊藤博文,可能被勸說遊覽日本,成了一時的警報。

    最後導至政變之原因為皇帝召見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密商,不通過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

    後者為滿洲人,也是太後親信。

     在這裡我們要相信袁世凱數年後給《倫敦泰晤士報》的談話,他在這裡提出,他出賣各人的原因乃是改革者嗾使他謀殺太後,事實上她也是皇帝之養母。

    或者我們應當相信《上海字林西報》和《申報》的報導,内中提及光緒密令袁世凱向禦躬保駕。

    事實之發展則是袁世凱成了告密人,他出賣了皇帝和維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後和榮祿一邊。

    慈禧突然由頤和園回到北京宮内時,維新人士的計謀為之挫折。

    他們被整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