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一八○○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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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義務全有法律明文規定。

    一個多元的社會成為可能,是因為它所需的數目字以公平觀念為準則,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

    新的教堂由信徒出資支持。

    藝術家和自由職業人士互相競争,赢得贊助者和雇主。

    現在看來,這種程序被稱為“由封建制度進展到資本主義”〔注〕實為曆史學裡的一個錯誤安排。

    這說法将階級鬥争的觀念一提出,就把其他各種原則與程序全部抹殺置之不顧。

    也因為這說法具有道德的含義,加上技術上的困難,使人不便将整個問題分析清楚,忽略了其在東方和西方的不同發展。

     〔注〕布勞岱(FernandBraudel)提出資本主義(capitalism)一詞在十九世紀很少被使用,馬克思即始終未用此一名詞。

    布勞岱認為首先以現代意義使用此名詞和社會主義對立的是宋巴特(WernerSombart),時在本世紀初年。

    見布著Civilizationandcapitalism,15th-18thCentury,Vol.II:TheWheelsofCommerce,transfromtheFrenchbySianReynolds(NewYork:Harper&Row,1982),p.237。

    克拉克爵士(SirGeorgeClark)則使用資本主義一詞表示“現在經濟制度”是十九世紀中期社會主義者所“發明”的辦法。

    見所著TheSeventeenthCentury,2nde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47),p.11。

     亞當.斯密與乾隆同時,他在世時不可能知道自己會被後代稱為資本主義的發言人。

    他隻區分“政治經濟之系統”為兩種:一為“農業之系統”,一為“商業之系統”。

    内中商業之系統亦即是“現代之系統”。

    此節出自《原富》卷一冊四導言,即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Vol.I,BookIV,“Introduction” ##### 清朝組織有它的特點,他不可能效法西歐的民族國家。

    西方民間的自由源自于封建體制裡額外頒發的城市特權。

    可是市民階級的資産力量,仍無從構成社會的大改造,隻有國際貿易增多,在全國經濟裡的比重升高,商業财富的力量伸展到農業财富裡去,牽動了全局,才構成實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會。

    當日政府也仍不肯立時服輸,隻是抵禦不得,才無可奈何的承認改組,此後便以商業原則作為施政的準據。

    同時中國的情形,可自亞當.斯密所述一節看出,他說:“中國曆來就是世界上一個頂富裕,也是一個最肥沃,耕耘得最合法,最勤奮而人口最衆多的國家。

    可是看來她長久以來已在停滞狀态。

    馬可波羅在五百多年前遊曆該國,盛稱其耕種、勤勞與人口衆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該國者所說幾乎一模一樣。

    可能遠在當日之前,這國家法律與組織系統容許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業已到達。

    ” 斯密所說中國的法律與組織賦予存積資本之限制,無疑的合乎實情。

    明清政府構成時,其宗旨即在于支持大多數小自耕農,可是後者的生産方式一進展到某種飽和點即再也無法增進。

    正如上面已經說過,六百年來基本的農具仍是一模一樣。

    另一方面,現代商業需要廣泛的展開資金之借用,經理與所有權分離,各種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全盤分配。

    這三個條件能夠行得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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