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滿洲人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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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滿洲人在一六四四年入北京時，他們命令所有明代官員全部在職，次年即繼續舉行科舉取士。
語言文字上由滿人沾染華風，而不是由漢人接承滿習。
一般說來，滿清的君主之符合中國傳統，更超過于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
從曆史家的眼光看來，滿人成功，端在他們肅清了一個憲法上的死結。
他們在十七世紀給中國人提供了一種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時的漢人反而一籌莫展。
朱明王朝業已失去信用。
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數度勸誘崇祯帝禅讓，而由新朝廷給他封王，可是始終沒有成功。
如果诰天之明命，除舊布新，傳到民變的首領頭上，有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諾，則事實顯然；可是朱由檢甯死而不屈，他的遺囑在群衆心裡上有如緻命武器，它給李自成的打擊力量不亞于他自己投缳的繩索。
他自殺之後，再也沒有一個明代遺民能夠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覺廉恥喪盡，良心有虧。
在實用的方面，清朝不待财政上的改組，即已使帝國的府庫充實，這也無非是嚴格執行明朝留下來的法律，有如張居正執政時。
李自成既使稱為賊，即很難不用暴力而能獲得同樣的成果。
這樣一來，明朝亡國遺老就進退兩難了。
傳統上孟子的原則，隻要民情歡悅，國君的出處不成為問題。
在這條件之下，他們沒有抗清的憑借。
可是依照當日習慣，消極的承受就是變節，于是也免不了内心的矛盾。
很可能在如此緊張的心境裡，名士吳梅村才寫下了一首抒情詩，指出當日混淆的局面，咎在一個漂亮的女人。
有了這些複雜的穿插，反滿情緒也不能一時平息。
抗命于新朝的人士感覺到一生的名譽與對朝代的忠忱已不能區分。
有些覺得做人的大節在此時受到考驗，有些在故居本地舉兵的，可能覺得保衛鄉土事關自己的身家财産，這也與做烈士的動機有關。
在長江下遊立即引起反抗的近因出于薙發令。
對男子的理發作規定，原來是中國的老傳統，明代即規定頭發挽髻，以針插在腦後；滿洲人則将頭發之前部及于腦頂剃去。
一六四五年新朝代命令全國男子一律照辦，限十天之内辦畢，如不照辦則是違抗天命。
漢人越覺得薙發為一種被奴辱的處置，而滿洲人執行命令的态度也越強硬，好像大帝國的出處全靠臣民遵命與否，而一切存亡去就之間全靠剃頭刀作主宰。
一位翰林學士私下裡議論這政策，立即被判殺頭罪，隻因他與皇室接近沾恩以絞死執行。
究竟有多少人決定甯死不願在這命令之前屈服，無從計算，因為這薙發的問題也和其他抗清的原因混為一體。
滿清另一個不榮譽的政策，為大興文字獄。
任何印刷文件如有謀反的嫌疑立即被官衙追究，通常并将情節奏呈禦前。
極少數例子，撰文者會直率的提出他們忠于朱明王朝，多數情形，隻在文字之中提及史事，從側面後面看來則似有對新朝廷不滿的嫌疑，例如有諷刺性的詩句、被禁止的字體、非正規的辭語、諧音的文句等等。
如果一項文件被認為有謀反的罪名，不僅作者和出資贊助者被懲罰，也連累到讀者、刻闆者、印刷者和售書者。
在最嚴重的案情中，犯者被淩遲處死，家屬被判死刑，或流放，或發放為奴。
即犯者雖已身故也剖棺割屍。
當皇帝震怒的，一件案件可以株連好幾百人，可是也有不少案情被告判為無罪而開釋。
這類文字獄斷斷續續的執行到清朝的前半期間，直到十八世紀末年才停止。
然則所有殘酷生事的地方，抵不過各處近代史裡提及的民族間的緊張。
因著漢滿兩方缺乏永久的仇恨，使我們想到現在所謂的民族主義其實是近代社會的産物。
在現代社會裡，文化上的影響，再加上經濟上的利害，使每個人切身感到集體之間在對外态度上有其獨特之處，如因外界的幹預而使這些社會價值有劇烈的改變，必招緻強烈的大規模反動。
在十七、十八世紀時，滿清無意将中國傳統作大規模更動，漢人也未曾覺得他們的文物制度整個的被威脅，所以受激動的仍在全人口中占極少數。
【清初盛世】 對大多數的民衆講，這一個半世紀（大概自清朝入關迄至一八○○年）是一段和平與繁榮的時代，滿清最初的四個皇帝因之享有盛名。
順治（本名為福臨，在位于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六一年）幼年登極，初時由叔父多爾衮執政。
順治宗教思想濃厚，他既受耶稣會教士湯若望的影響，也對佛教極感興趣。
康熙（本名玄烨，在位于一六六二年至一七二二年）在各項标準上，符合了傳統中國所謂内聖外王的尺度，他既仁慈也不乏決斷力。
他在國内主持大政，也帶兵領将馳騁于邊疆。
在位六十一年，也正是滿清在中國鞏固其統治的日子。
他的臣民不會忘記，當南巡的時候，船泊于鄉間，而皇帝燈下讀書至午夜未歇。
康熙雍容大度，他的兒子雍正（本名胤祯，在位一七二三年至一七三五年）卻嚴刻而有心計。
他在這時注重紀律似有必要，但是因本身及家事間的糾紛而對臣僚采取嚴密的
當滿洲人在一六四四年入北京時，他們命令所有明代官員全部在職，次年即繼續舉行科舉取士。
語言文字上由滿人沾染華風，而不是由漢人接承滿習。
一般說來，滿清的君主之符合中國傳統，更超過于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
從曆史家的眼光看來，滿人成功，端在他們肅清了一個憲法上的死結。
他們在十七世紀給中國人提供了一種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時的漢人反而一籌莫展。
朱明王朝業已失去信用。
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數度勸誘崇祯帝禅讓，而由新朝廷給他封王，可是始終沒有成功。
如果诰天之明命，除舊布新，傳到民變的首領頭上，有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諾，則事實顯然；可是朱由檢甯死而不屈，他的遺囑在群衆心裡上有如緻命武器，它給李自成的打擊力量不亞于他自己投缳的繩索。
他自殺之後，再也沒有一個明代遺民能夠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覺廉恥喪盡，良心有虧。
在實用的方面，清朝不待财政上的改組，即已使帝國的府庫充實，這也無非是嚴格執行明朝留下來的法律，有如張居正執政時。
李自成既使稱為賊，即很難不用暴力而能獲得同樣的成果。
這樣一來，明朝亡國遺老就進退兩難了。
傳統上孟子的原則，隻要民情歡悅，國君的出處不成為問題。
在這條件之下，他們沒有抗清的憑借。
可是依照當日習慣，消極的承受就是變節，于是也免不了内心的矛盾。
很可能在如此緊張的心境裡，名士吳梅村才寫下了一首抒情詩，指出當日混淆的局面，咎在一個漂亮的女人。
有了這些複雜的穿插，反滿情緒也不能一時平息。
抗命于新朝的人士感覺到一生的名譽與對朝代的忠忱已不能區分。
有些覺得做人的大節在此時受到考驗，有些在故居本地舉兵的，可能覺得保衛鄉土事關自己的身家财産，這也與做烈士的動機有關。
在長江下遊立即引起反抗的近因出于薙發令。
對男子的理發作規定，原來是中國的老傳統，明代即規定頭發挽髻，以針插在腦後；滿洲人則将頭發之前部及于腦頂剃去。
一六四五年新朝代命令全國男子一律照辦，限十天之内辦畢，如不照辦則是違抗天命。
漢人越覺得薙發為一種被奴辱的處置，而滿洲人執行命令的态度也越強硬，好像大帝國的出處全靠臣民遵命與否，而一切存亡去就之間全靠剃頭刀作主宰。
一位翰林學士私下裡議論這政策，立即被判殺頭罪，隻因他與皇室接近沾恩以絞死執行。
究竟有多少人決定甯死不願在這命令之前屈服，無從計算，因為這薙發的問題也和其他抗清的原因混為一體。
滿清另一個不榮譽的政策，為大興文字獄。
任何印刷文件如有謀反的嫌疑立即被官衙追究，通常并将情節奏呈禦前。
極少數例子，撰文者會直率的提出他們忠于朱明王朝，多數情形，隻在文字之中提及史事，從側面後面看來則似有對新朝廷不滿的嫌疑，例如有諷刺性的詩句、被禁止的字體、非正規的辭語、諧音的文句等等。
如果一項文件被認為有謀反的罪名，不僅作者和出資贊助者被懲罰，也連累到讀者、刻闆者、印刷者和售書者。
在最嚴重的案情中，犯者被淩遲處死，家屬被判死刑，或流放，或發放為奴。
即犯者雖已身故也剖棺割屍。
當皇帝震怒的，一件案件可以株連好幾百人，可是也有不少案情被告判為無罪而開釋。
這類文字獄斷斷續續的執行到清朝的前半期間，直到十八世紀末年才停止。
然則所有殘酷生事的地方，抵不過各處近代史裡提及的民族間的緊張。
因著漢滿兩方缺乏永久的仇恨，使我們想到現在所謂的民族主義其實是近代社會的産物。
在現代社會裡，文化上的影響，再加上經濟上的利害，使每個人切身感到集體之間在對外态度上有其獨特之處，如因外界的幹預而使這些社會價值有劇烈的改變，必招緻強烈的大規模反動。
在十七、十八世紀時，滿清無意将中國傳統作大規模更動，漢人也未曾覺得他們的文物制度整個的被威脅，所以受激動的仍在全人口中占極少數。
【清初盛世】 對大多數的民衆講，這一個半世紀（大概自清朝入關迄至一八○○年）是一段和平與繁榮的時代，滿清最初的四個皇帝因之享有盛名。
順治（本名為福臨，在位于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六一年）幼年登極，初時由叔父多爾衮執政。
順治宗教思想濃厚，他既受耶稣會教士湯若望的影響，也對佛教極感興趣。
康熙（本名玄烨，在位于一六六二年至一七二二年）在各項标準上，符合了傳統中國所謂内聖外王的尺度，他既仁慈也不乏決斷力。
他在國内主持大政，也帶兵領将馳騁于邊疆。
在位六十一年，也正是滿清在中國鞏固其統治的日子。
他的臣民不會忘記，當南巡的時候，船泊于鄉間，而皇帝燈下讀書至午夜未歇。
康熙雍容大度，他的兒子雍正（本名胤祯，在位一七二三年至一七三五年）卻嚴刻而有心計。
他在這時注重紀律似有必要，但是因本身及家事間的糾紛而對臣僚采取嚴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