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晚明：一個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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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輪，中間改作五年一輪，最後則每年出錢代役。
這樣的調整有将全部義務按年征取全部用銀，也有将土地稅和服役之役錢互相歸并之勢。
其詳細辦法各州各縣不同，大概視其經濟發展的情形而定，隻是其趨勢則全面一緻。
在十六世紀這樣的調整歸并通稱“一條鞭法”。
可是事實上沒有一個縣份做到理想的境界，将所有的“賦”與“役”全部歸并而整個的一次以白銀征收。
讓有些納稅人擔任财政上職責的辦法迄未完全革除。
因為它自身沒有帶服務性質的機構，中央政府隻能将收稅機關與經手開銷的機關成對的配合。
對中央政府講，收入和支出如是已一款一項的彼此對銷。
當稅收以實物繳納時，全國充滿了交錯的短距離補給線，又因為缺乏銀行及中繼機構，其收支用銀的出納方法大體上仍是如此。
一個邊防的軍事機構可能接收到一打以上縣份的款項，同樣的一州一府也可能向數以十計的倉庫庫房繳納。
這種辦法除了極少的調整之外，以後也為清朝襲用。
政府之中層缺乏經理能力是第三帝國一個極為顯明的特征。
從現代的眼光看來，雖說稅率增高，但一般所抽仍低，情形也每州各縣不同。
因為稅率是水平的施行于全體納稅人，及于每家僅有三畝或五畝極為單薄之下戶，其稅收極容易達到飽和點，亦即逾此一步，納稅人已無力負擔。
将下戶免稅或以累進稅制增額于大地主的辦法迄未曾提及，大概交通、通信困難，民智未開，無法在鄉村之中确切的監視，即使用簡單的現制執行，各地方政府已感到棘手，再要将稅收的程序繁複化，恐怕技術上的困難足以使整個制度解體。
很少人注意到，此中尴尬之處乃中國在近代史裡所遇到的最大難關。
因為如此，這帝國的資源才不易收集作有效使用，地方政府的效率也無法增進。
另外戶所積存之剩馀很少用在投資的用途上，要不是用作高利貸的本錢，即供無謂的消費。
因為财政之本身緊貼在農村之上，它也無力扶助村鎮工業和地方上之商業作更進一步的發展。
其弊端尚不止如此，财政之實施既缺乏強迫性的管制工具，其帳目數字錯綜，無從标準化，因之随處都有錯漏，某種程度的不盡不實，隻好任之聽之。
雖然中央政府在上端以嚴格的标準行事，其所加壓力因有技術上的困難在，愈至下端隻有愈松懈，在執行上，效率也愈低。
這樣令人扼腕的種種情形，有如痼疾。
【倭寇的侵擾與蒙古犯邊】 在十六世紀的中期，大明帝國的雍容安靜氣氛被“倭寇”犯境而打破。
倭寇在西方文件中稱為“日本之海盜”，他們以波浪式的行動在中國沿海騷擾。
按其實，他們的領袖為中國人，也有中國人參加其隊伍。
不過在作戰方面講，本地人效用淺。
其進攻的根據地在日本，所有的戰法和裝具全由日本人供應。
嚴格說來倭寇亦非海盜，他們從未在海上作戰，隻是登陸之後包圍攻取城市。
明帝國因為組織上的特殊情形，務必保持一種與外間絕緣的狀态。
倭寇之起與走私貿易有關，這樣的不法活動業已進行一段相當的時期，政府官員既被沾染，地方上之士紳也雜身其間。
中國向無海事法庭，當中有力量的船主在參加這貿易的人士中，便有了武力仲裁者的聲望地位，一切以自然之态勢形成，這些人終為倭寇之頭目。
當這些強人愈無忌憚的上陸修船，并且私出“傳票”，指令村民在他們“判案”的程序中出“庭”作證時，明政府猛然省悟此風不可長。
這海上之威權雖說尚在新生狀态，如不及時對付，遲早會向以農立國之朝代挑戰。
可是問題愈嚴重化，明政府愈暴露了本身之弱點。
有的衛所早已在曆史之中被疏忽遺忘，此時無從動員，臨時募集的士兵則不願戰，也不知戰法，更缺乏款項足以供非常狀态之開銷。
因之自公元一五五三年開始，倭寇流毒于東南沿海達二十年之久。
隻是堅持到最後終有想像力豐富之戚繼光将之剿平。
他憑空創造了一支軍隊，從召募、訓練、給予補充裝備幾乎全部從頭做起。
他的軍官由他一手提拔，所以保持著袍澤間密切的情誼。
他的士兵全部由内地農村中招募而來，其選擇之重點在于堅韌性而不在于靈活。
他給隊伍具有折磨性的操練，他要部隊間生死與共，而以連坐法相脅迫。
士兵的饷給隻比農業的工資略高，他的武器全在本地制造。
從政治的角度看來，他的戚家軍完全符合明朝之農村氣息，并無優秀部隊之形影。
軍費之由來乃自現有各種稅收内統添上一種“兵饷”的附加稅，所征收限于為倭寇侵擾的地區，隻因為附加率低，收集時尚不發生太大的困難。
隻是有些縣份之内原有稅額已近于最高限度，再經過此番之附加，則所有可以征收的稅源至此用罄，以後再想增稅，即無能為力矣。
在北方蒙古酋領俺答（AltanKhan）自一五四○年間即已從各部落間構成一種力量龐大的同盟，起自今日中國之東北，西迄青海，所以他能在一次戰役中投入十萬戰士。
自一五五○年代以來，每到秋天即來犯邊，無歲無之，有時甚至逼至北京郊外。
所幸俺答無農業基礎，為他服務的漢人，人數稀少。
一五七○年俺答之孫投奔明軍陣内，中國防區将領乘著這機會與俺答媾和，授之以順義王的名号，允許他每年互市，又予以津貼，自此之後，終明代，蒙古人未再為邊防之患。
簡概言之，倭寇及俺答之侵犯，雖說一時局勢緊張，其為患仍不深，未能逼使明帝國改組。
我們今日看來明朝末季停滞而無生氣，可是當時人的觀感很可以與我們的不同，特别是身兼地方上紳士的官僚，他們習于一切維持原狀，在這種永恒不變的環境之中，個人生活不是沒有令人心悅之地，大凡個人在科舉場中得意即有社會上之名望，而做了中等以上的地主，其優秀階級的地位已有了相當的保障。
這一時代地産換主的情形經常有之，反映著社會上的流動性依舊存在。
大概一家一戶之盛衰與科場之成敗互為表裡。
此外不論做清官或貪官，隻要像我們現代人物一樣被逼著至死方休的求長進，那麼隻要做了幾年的官便可以退居林下，雖然不足以過奢侈的生活，至少也可以舒适的
這樣的調整有将全部義務按年征取全部用銀，也有将土地稅和服役之役錢互相歸并之勢。
其詳細辦法各州各縣不同，大概視其經濟發展的情形而定，隻是其趨勢則全面一緻。
在十六世紀這樣的調整歸并通稱“一條鞭法”。
可是事實上沒有一個縣份做到理想的境界，将所有的“賦”與“役”全部歸并而整個的一次以白銀征收。
讓有些納稅人擔任财政上職責的辦法迄未完全革除。
因為它自身沒有帶服務性質的機構，中央政府隻能将收稅機關與經手開銷的機關成對的配合。
對中央政府講，收入和支出如是已一款一項的彼此對銷。
當稅收以實物繳納時，全國充滿了交錯的短距離補給線，又因為缺乏銀行及中繼機構，其收支用銀的出納方法大體上仍是如此。
一個邊防的軍事機構可能接收到一打以上縣份的款項，同樣的一州一府也可能向數以十計的倉庫庫房繳納。
這種辦法除了極少的調整之外，以後也為清朝襲用。
政府之中層缺乏經理能力是第三帝國一個極為顯明的特征。
從現代的眼光看來，雖說稅率增高，但一般所抽仍低，情形也每州各縣不同。
因為稅率是水平的施行于全體納稅人，及于每家僅有三畝或五畝極為單薄之下戶，其稅收極容易達到飽和點，亦即逾此一步，納稅人已無力負擔。
将下戶免稅或以累進稅制增額于大地主的辦法迄未曾提及，大概交通、通信困難，民智未開，無法在鄉村之中确切的監視，即使用簡單的現制執行，各地方政府已感到棘手，再要将稅收的程序繁複化，恐怕技術上的困難足以使整個制度解體。
很少人注意到，此中尴尬之處乃中國在近代史裡所遇到的最大難關。
因為如此，這帝國的資源才不易收集作有效使用，地方政府的效率也無法增進。
另外戶所積存之剩馀很少用在投資的用途上，要不是用作高利貸的本錢，即供無謂的消費。
因為财政之本身緊貼在農村之上，它也無力扶助村鎮工業和地方上之商業作更進一步的發展。
其弊端尚不止如此，财政之實施既缺乏強迫性的管制工具，其帳目數字錯綜，無從标準化，因之随處都有錯漏，某種程度的不盡不實，隻好任之聽之。
雖然中央政府在上端以嚴格的标準行事，其所加壓力因有技術上的困難在，愈至下端隻有愈松懈，在執行上，效率也愈低。
這樣令人扼腕的種種情形，有如痼疾。
【倭寇的侵擾與蒙古犯邊】 在十六世紀的中期，大明帝國的雍容安靜氣氛被“倭寇”犯境而打破。
倭寇在西方文件中稱為“日本之海盜”，他們以波浪式的行動在中國沿海騷擾。
按其實，他們的領袖為中國人，也有中國人參加其隊伍。
不過在作戰方面講，本地人效用淺。
其進攻的根據地在日本，所有的戰法和裝具全由日本人供應。
嚴格說來倭寇亦非海盜，他們從未在海上作戰，隻是登陸之後包圍攻取城市。
明帝國因為組織上的特殊情形，務必保持一種與外間絕緣的狀态。
倭寇之起與走私貿易有關，這樣的不法活動業已進行一段相當的時期，政府官員既被沾染，地方上之士紳也雜身其間。
中國向無海事法庭，當中有力量的船主在參加這貿易的人士中，便有了武力仲裁者的聲望地位，一切以自然之态勢形成，這些人終為倭寇之頭目。
當這些強人愈無忌憚的上陸修船，并且私出“傳票”，指令村民在他們“判案”的程序中出“庭”作證時，明政府猛然省悟此風不可長。
這海上之威權雖說尚在新生狀态，如不及時對付，遲早會向以農立國之朝代挑戰。
可是問題愈嚴重化，明政府愈暴露了本身之弱點。
有的衛所早已在曆史之中被疏忽遺忘，此時無從動員，臨時募集的士兵則不願戰，也不知戰法，更缺乏款項足以供非常狀态之開銷。
因之自公元一五五三年開始，倭寇流毒于東南沿海達二十年之久。
隻是堅持到最後終有想像力豐富之戚繼光将之剿平。
他憑空創造了一支軍隊，從召募、訓練、給予補充裝備幾乎全部從頭做起。
他的軍官由他一手提拔，所以保持著袍澤間密切的情誼。
他的士兵全部由内地農村中招募而來，其選擇之重點在于堅韌性而不在于靈活。
他給隊伍具有折磨性的操練，他要部隊間生死與共，而以連坐法相脅迫。
士兵的饷給隻比農業的工資略高，他的武器全在本地制造。
從政治的角度看來，他的戚家軍完全符合明朝之農村氣息，并無優秀部隊之形影。
軍費之由來乃自現有各種稅收内統添上一種“兵饷”的附加稅，所征收限于為倭寇侵擾的地區，隻因為附加率低，收集時尚不發生太大的困難。
隻是有些縣份之内原有稅額已近于最高限度，再經過此番之附加，則所有可以征收的稅源至此用罄，以後再想增稅，即無能為力矣。
在北方蒙古酋領俺答（AltanKhan）自一五四○年間即已從各部落間構成一種力量龐大的同盟，起自今日中國之東北，西迄青海，所以他能在一次戰役中投入十萬戰士。
自一五五○年代以來，每到秋天即來犯邊，無歲無之，有時甚至逼至北京郊外。
所幸俺答無農業基礎，為他服務的漢人，人數稀少。
一五七○年俺答之孫投奔明軍陣内，中國防區将領乘著這機會與俺答媾和，授之以順義王的名号，允許他每年互市，又予以津貼，自此之後，終明代，蒙古人未再為邊防之患。
簡概言之，倭寇及俺答之侵犯，雖說一時局勢緊張，其為患仍不深，未能逼使明帝國改組。
我們今日看來明朝末季停滞而無生氣，可是當時人的觀感很可以與我們的不同，特别是身兼地方上紳士的官僚，他們習于一切維持原狀，在這種永恒不變的環境之中，個人生活不是沒有令人心悅之地，大凡個人在科舉場中得意即有社會上之名望，而做了中等以上的地主，其優秀階級的地位已有了相當的保障。
這一時代地産換主的情形經常有之，反映著社會上的流動性依舊存在。
大概一家一戶之盛衰與科場之成敗互為表裡。
此外不論做清官或貪官，隻要像我們現代人物一樣被逼著至死方休的求長進，那麼隻要做了幾年的官便可以退居林下，雖然不足以過奢侈的生活，至少也可以舒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