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晚明：一個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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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清閑了。
【明代的文藝】 這種種條件構成一個注重内思的宇宙，在散文、詩詞和繪畫諸方面表現無遺，在哲理談論上也可看出。
明代的藝術家極少例外，都屬于缙紳階層，這批優閑人物逃避了世俗間的繁忙，他們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現著他們自己心境上的靈感。
明人所寫小說至今猶為人欣賞，其題材有曆史與社會背景，又及于色情與幻想，可是最流通的小說，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統。
作者有把握的将人物和事物以極大規模的結構盤托出來，但通常其組織不脫離對稱與均衡，在其衍進之間造成一段大循環。
即使是現實的描寫，也被籠罩于一原先具有輪廓的宇宙之内。
如果還不算，小說家又在每章段之間以韻文和故事穿插，表現出作者的智慧，超過日常生活的疇範。
這樣看來，這種小說家的藝術可以與日本之石鋪庭院相比。
明代最大的哲學家王陽明。
他将佛家頓悟之說施用于中國儒家的思想體系之内。
隻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于自然的傾向，被極泛濫的引用，因之也産生了不少的王學支派，這和王陽明的注重紀律有了很大的區别。
從缙紳官僚階級的立場上講，教養在先，富庶在後。
學術上之精到，文質上之選擇和舉止上的合乎大體超過一切。
所以利瑪窦（MatteoRicci）于公元一五八三年來到中國時，他贊美這國家是由一大群的“哲學家”管理。
可是向人炫耀為人之常情，尤以暴發戶為甚。
一個缙紳家庭可能在門前樹立幾樁旗竿，以表示子弟進學中舉以及捐輸為監生的人數，地方上顯赫人物也有在轎前擺布著一大堆的随從；修築花園和精制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内外更為講究，這在明末風靡一時；收藏藝術品也成為風尚，古物尤被珍視，有時一塊古硯可以值銀三十至四十兩，足為農家全年用度。
【經濟制度仍難突破】 可是所謂資本家在這時代産生的說法并無根據，雖說間有商人成為巨富，但數目極少。
農業商品化也隻有間或一見的例子，并且缺乏繼續經營的證據。
制造棉布仍是一種家庭工業，婦女紡紗可以補助家庭的收入，在貧困佃農的戶内尤不可少。
雖說這與歐洲同時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system）有若幹相似之處，單獨的有這樣的安排卻不足以使社會經濟改觀。
總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國經濟有突破的說法，有它基本的弱點在。
與當日帶服務性質之事業無從展開的情形相較，這種說法不攻自破。
這時候無銀行，無發放信用之機構，保險業始終未被提起，相反以高利貸為主的當鋪倒以千計。
此時也沒有适當的法律和法庭組織足以提倡現代型的商業，而促進資本之存積。
何況支持現代商業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産權作基礎，首先即與孟子道德觀念相反，而後者正是官僚體系奉為天經地義的。
本書前面也曾提及，明政府自十五世紀中以來已無從制定有效的貨币政策，當這麼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阙如，現代商業如何能在中國發展？ 科技的進展經過宋代之最高峰後，明朝缺乏繼續之進展。
從絲綢之紡織至陶瓷之焙烤，特殊之機械設計及處理，似乎都端賴技工的眼光。
水力工程及藥物學因具有實際需要之價值，明人在這兩方面頗有作為。
可是無意于節省勞動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識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為停滞的原因。
因為中國人既已有了現階段的成就，如果繼續研鑽，似乎不難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數學工具，獲悉宇宙内更奧妙的神秘。
在農業方面，明代特别值得提出之處為煙葉、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陸輸入。
後面兩種農作物因其可以栽種于前未耕耘之山地，對于解決食物問題更具有特殊之價值。
可是在農業技術方面說，明代甚少進展。
元代忽必烈所頒發之《農桑輯要》内中圖釋之農具，幾個世紀之後再無增進，可見得傳統的農業技術在相當時間之前即已達到其最高限度。
然則明朝盡力使中國内部均勻一緻則超過以前任何朝代。
中期之後華北即無異族逗留的痕迹，華南有了省區之間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廣大的地區，也使西南之少數民族更感到壓力。
曆史上估計中國的人口，總多少帶有冒險性。
可是中外學者已有共同的觀念，認為公元一六○○年前後，中國人口已接近一億五千萬，這是曆史上的最高點。
雖說明律不許人民泛海，事實上向東南亞各國移民好像未曾間斷。
公元一五六七年明政府已片面開放福建之月港，當地接近廈門。
以後國際貿易相次展開于廣州及澳門似從一五七八年始。
利瑪窦于公元一五九五年來到南京，一五九八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紀錄。
我們今日看來，可以想見中國在十六世紀末葉，頗像一種玉制的裝飾品：從美術的角度看來有它本身之完滿，可是在結構的方面看來實為脆弱。
因為受著法律和制度的限制，内部的增進已至極限。
用不著說，這樣一個國家不容易動員，對外界的壓力亦缺乏抵禦的實力。
【張居正與萬曆皇帝】 實際上在利瑪窦行經大運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國已經嘗試著窮最後之力作一番振作。
這運動是由張居正一手經營，他這時是首席大學士，同時也是朱翊鈞（即萬曆皇帝）的導師。
當萬曆在公元一五七二年以九歲登極之日，張居正因皇太後之信托，成為皇帝的保護人。
他和宮内的首席宦官有了默契，于是行使職權時具有相當的威望，有如宰相，隻是沒有宰相之名目。
他将自己的親信布置在内外機要之處，也将自己權勢推廣至朝臣之監察彈劾部門和文書教育部門，同時親身管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張居正不辭勞瘁，經常以個人之書牍和各地巡撫總督談論國事中之各種問題，所以各種方針與政策事前已有了默契，當各臣僚建議于禦前，而張居正以大學士的資格代皇帝批答時，不過将經過協定的謀略具體化。
張居正既有人事權，便常引用各人的升遷為餌來籠絡部屬，張居正以這種方法獨攬國事達十年之久，迄至一五八二年他剛五十七歲卻出人意外的溘然長逝。
張居正具有智謀，精力充沛，也會使用手段，而且經恒持久。
他遇到最大的困難乃
【明代的文藝】 這種種條件構成一個注重内思的宇宙，在散文、詩詞和繪畫諸方面表現無遺，在哲理談論上也可看出。
明代的藝術家極少例外，都屬于缙紳階層，這批優閑人物逃避了世俗間的繁忙，他們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現著他們自己心境上的靈感。
明人所寫小說至今猶為人欣賞，其題材有曆史與社會背景，又及于色情與幻想，可是最流通的小說，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統。
作者有把握的将人物和事物以極大規模的結構盤托出來，但通常其組織不脫離對稱與均衡，在其衍進之間造成一段大循環。
即使是現實的描寫，也被籠罩于一原先具有輪廓的宇宙之内。
如果還不算，小說家又在每章段之間以韻文和故事穿插，表現出作者的智慧，超過日常生活的疇範。
這樣看來，這種小說家的藝術可以與日本之石鋪庭院相比。
明代最大的哲學家王陽明。
他将佛家頓悟之說施用于中國儒家的思想體系之内。
隻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于自然的傾向，被極泛濫的引用，因之也産生了不少的王學支派，這和王陽明的注重紀律有了很大的區别。
從缙紳官僚階級的立場上講，教養在先，富庶在後。
學術上之精到，文質上之選擇和舉止上的合乎大體超過一切。
所以利瑪窦（MatteoRicci）于公元一五八三年來到中國時，他贊美這國家是由一大群的“哲學家”管理。
可是向人炫耀為人之常情，尤以暴發戶為甚。
一個缙紳家庭可能在門前樹立幾樁旗竿，以表示子弟進學中舉以及捐輸為監生的人數，地方上顯赫人物也有在轎前擺布著一大堆的随從；修築花園和精制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内外更為講究，這在明末風靡一時；收藏藝術品也成為風尚，古物尤被珍視，有時一塊古硯可以值銀三十至四十兩，足為農家全年用度。
【經濟制度仍難突破】 可是所謂資本家在這時代産生的說法并無根據，雖說間有商人成為巨富，但數目極少。
農業商品化也隻有間或一見的例子，并且缺乏繼續經營的證據。
制造棉布仍是一種家庭工業，婦女紡紗可以補助家庭的收入，在貧困佃農的戶内尤不可少。
雖說這與歐洲同時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system）有若幹相似之處，單獨的有這樣的安排卻不足以使社會經濟改觀。
總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國經濟有突破的說法，有它基本的弱點在。
與當日帶服務性質之事業無從展開的情形相較，這種說法不攻自破。
這時候無銀行，無發放信用之機構，保險業始終未被提起，相反以高利貸為主的當鋪倒以千計。
此時也沒有适當的法律和法庭組織足以提倡現代型的商業，而促進資本之存積。
何況支持現代商業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産權作基礎，首先即與孟子道德觀念相反，而後者正是官僚體系奉為天經地義的。
本書前面也曾提及，明政府自十五世紀中以來已無從制定有效的貨币政策，當這麼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阙如，現代商業如何能在中國發展？ 科技的進展經過宋代之最高峰後，明朝缺乏繼續之進展。
從絲綢之紡織至陶瓷之焙烤，特殊之機械設計及處理，似乎都端賴技工的眼光。
水力工程及藥物學因具有實際需要之價值，明人在這兩方面頗有作為。
可是無意于節省勞動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識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為停滞的原因。
因為中國人既已有了現階段的成就，如果繼續研鑽，似乎不難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數學工具，獲悉宇宙内更奧妙的神秘。
在農業方面，明代特别值得提出之處為煙葉、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陸輸入。
後面兩種農作物因其可以栽種于前未耕耘之山地，對于解決食物問題更具有特殊之價值。
可是在農業技術方面說，明代甚少進展。
元代忽必烈所頒發之《農桑輯要》内中圖釋之農具，幾個世紀之後再無增進，可見得傳統的農業技術在相當時間之前即已達到其最高限度。
然則明朝盡力使中國内部均勻一緻則超過以前任何朝代。
中期之後華北即無異族逗留的痕迹，華南有了省區之間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廣大的地區，也使西南之少數民族更感到壓力。
曆史上估計中國的人口，總多少帶有冒險性。
可是中外學者已有共同的觀念，認為公元一六○○年前後，中國人口已接近一億五千萬，這是曆史上的最高點。
雖說明律不許人民泛海，事實上向東南亞各國移民好像未曾間斷。
公元一五六七年明政府已片面開放福建之月港，當地接近廈門。
以後國際貿易相次展開于廣州及澳門似從一五七八年始。
利瑪窦于公元一五九五年來到南京，一五九八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紀錄。
我們今日看來，可以想見中國在十六世紀末葉，頗像一種玉制的裝飾品：從美術的角度看來有它本身之完滿，可是在結構的方面看來實為脆弱。
因為受著法律和制度的限制，内部的增進已至極限。
用不著說，這樣一個國家不容易動員，對外界的壓力亦缺乏抵禦的實力。
【張居正與萬曆皇帝】 實際上在利瑪窦行經大運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國已經嘗試著窮最後之力作一番振作。
這運動是由張居正一手經營，他這時是首席大學士，同時也是朱翊鈞（即萬曆皇帝）的導師。
當萬曆在公元一五七二年以九歲登極之日，張居正因皇太後之信托，成為皇帝的保護人。
他和宮内的首席宦官有了默契，于是行使職權時具有相當的威望，有如宰相，隻是沒有宰相之名目。
他将自己的親信布置在内外機要之處，也将自己權勢推廣至朝臣之監察彈劾部門和文書教育部門，同時親身管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張居正不辭勞瘁，經常以個人之書牍和各地巡撫總督談論國事中之各種問題，所以各種方針與政策事前已有了默契，當各臣僚建議于禦前，而張居正以大學士的資格代皇帝批答時，不過将經過協定的謀略具體化。
張居正既有人事權，便常引用各人的升遷為餌來籠絡部屬，張居正以這種方法獨攬國事達十年之久，迄至一五八二年他剛五十七歲卻出人意外的溘然長逝。
張居正具有智謀，精力充沛，也會使用手段，而且經恒持久。
他遇到最大的困難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