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晚明：一個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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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衆觀鑒。
他在位四十八年，在曆史上頗得荒怠和浪費的聲名。
傳統的曆史家認為他最大的過失，乃是讓他自己的私生活阻礙公衆事務。
他的長子常洛出生之後不久，他熱戀著他第三子常洵的母親。
當他企圖傳位于洵而置常洛于不顧時，整個朝廷為之震動。
群臣要求他立長子為太子，他一再将建議延擱。
各方指斥他廢長立幼，違背了傳統的習慣。
他又一再否認，可是痕迹俱在，雖否認也不能令人置信。
在常洛四歲時、七歲時、十多歲時，至近二十歲時，廷臣不斷的催促，皇帝仍是接二連三的推诿。
直到公元一六○一年，實在無可再推，朱翊鈞逼于衆議，才意态泱泱的立朱常洛為太子。
可是這還不算，宮闱之間傳出，有人企圖謀殺太子，此消息或假或真，或者應當據實查究，或者應當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總之就使百官站在不同的立場，掀動了他們本來原有的各種明争暗鬥。
公元一六二○年朱翊鈞逝世。
常洛以三十八歲的成年人即位，是為明朝的第十四個也是在位最短的皇帝，剛一個月之後他即随父親而駕崩。
群臣聽說其死因在于用藥不當，又要追究責任，将這疑案和以前的争論糾纏在一起，如是者二十四年，直到明朝覆亡方止。
【官僚體系成為決策的中心】 當我們企圖将中國曆史之綱要向初學者及西方人士介紹時，不論是口講或筆寫，以上糾纏不清的人事問題，都使我們感到為難。
一方面我們固然不應當規避這些情節，本來各項轶聞與秘史，也是曆史的一部分，我們提到英國的宗教改革時也不能抛開亨利第八因為熱戀著安波琳（AnneBoleyn），想離婚而不遂，引起和教皇的沖突，在說及俄國女皇凱瑟琳的開明專制時，也免不了要提到謀殺彼德第三才使她獲得政權之由來。
以此看來，中國曆史也就避免不了類似的情節，即算這些事故輕佻瑣屑，隻要時人視作重要，也不便由我們于幾百年後另自作主，将之摒斥不提了。
隻是此間我們所說困窘之處，無非明代史裡此種故事接二連三的整幅出現，有時翻閱十年的紀錄幾乎無其他的事可說，全部曆史盡是輕佻瑣屑的故事。
幾經思量之後，我們覺得後面還有一點待提的地方，這是當時人既未提及也無法提及的。
當明朝經過創造的階段而固定下來時，朝廷的主動部分實為百官臣僚之集團而不是君主。
文官因為科舉取士，也就是甄别選擇的所有程序都有定規可循，即一般的考核升黜亦複如是。
即算朱元璋罷宰相這一官位而終明代未曾複置，以後之各“大學士”實際上亦填補了此缺陷。
大學士為文筆之士，起先參加皇帝各項诏書之起草，逐漸因拟稿而有了決定方針與政策的能力，到後來官階和聲望與日俱增，實際上成為統合文官組織的主持人和他們的發言人，隻不過他們的行動與決策還是要通過皇帝的正式批準而已。
這實際上是一種表面奇特而内中有理的安排。
當一個國家尚不能用數目字管理時，君主立憲不可能成為事實。
可是獨裁制也有它力之所不能及的地方。
當日北京的朝廷自認将無數的村莊集結，而在其管制之下維持一種難得之平衡，絕不可讓皇帝盡量的發展其人身的權力。
雖說在理論上講，這種權力并無限制，最後的辦法仍是以人本主義調和這天授皇權，或者說是強迫的執行開明專制。
皇帝登位之前既為太子，則有管文學及教育之臣僚任太子的師傅，講授自我抑制、對人謙讓的大道理。
從十五世紀末葉的情形看來，恐怕此時的君主已經了解，他們唯一的實權不過在懲罰方面，但其施用自然有限度。
另一方面則朝廷之中毫不含糊，也從不間斷的舉行各種儀節以強調皇帝寶座的神秘性格，以緻構成一種弄假成真的信仰。
這樣一來，如果有任何争執找不到确切的解決辦法時，有了以上的安排，則皇帝的仲裁自然有效，他既本身不介入，也無個人之利害在其争執内，他的判斷就具有天子所賦予的威權了。
從此我們也可以窺見，為什麼頑皮的朱厚照要給自己官銜與職位，以便将他自己和皇位分離，可是其臣僚卻不能将這輕浮的舉動一笑置之。
他們既不便公開的反叛，隻有采取消極的不合作辦法。
而另外的一個極端：朱祐樘為人中庸，也無個性上的表現，正是做好皇帝的材料，也算是無才就算有德了。
其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百官對皇位之繼承極端的注意，他們堅持立長不立幼的原則幾乎帶著宗教性的虔誠。
這問題容易産生敏感，乃因其關系臣僚本身的安全。
如果皇位可以由人為的力量給與或褫奪，則其神秘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問題，以後的結果極難逆料。
有了這樣的理解，我們可以看出上面各段轶聞并不全是無關宏旨的小事，既有這麼多有識之士以生死争，這也是在尴尬時期内，以一種笨拙的辦法對付可以謂之為憲法危機的諸項問題。
【财政紊亂的原因】 明朝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使它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它曆代沿用的軍戶制度很快的衰退；它的财政稅收過于遷就農村經濟之習慣，而不易作全面的改組。
軍制的衰退不難解釋：最初奉命以軍戶登記的戶口并非全部出于本願，很多是被強迫“垛”入。
如果他們分配有耕地的話，則其地産并非集納于一處，而系和其他私人産業相錯綜。
被分配田地的戶口，将地産買賣轉當無從查悉禁止，經過數代之後，有的戶口死絕，有的逃亡，軍戶隻有不斷的減少，總之就是去多來少。
在邊區屯田，其情形稍優，在十六世紀初葉，大概很多屯區尚能維持到百分之四十的人戶數，在内地的衛所則所存通常不及什一。
稅收當然較朱元璋時代已有增加，可是其增加從未有系統的制定，基本的稅收數以谷米之石計算，整個朝代很少變更，曆兩百七十六年，其基數大緻如故，所增加的是基數外的附加、加耗，和盤運的腳費等等。
一般情形下，因為上層要求下級政府作主，自行斟酌的添增，所以毫無管制。
朝代初年以責任繁重之役加在富戶頭上的辦法已不複施用，接著的是将其負擔配予中等人戶，最後隻有攤及全民。
不給償的工役很少例外的，已改為出錢代役。
服役的年限最初每戶十
他在位四十八年，在曆史上頗得荒怠和浪費的聲名。
傳統的曆史家認為他最大的過失，乃是讓他自己的私生活阻礙公衆事務。
他的長子常洛出生之後不久，他熱戀著他第三子常洵的母親。
當他企圖傳位于洵而置常洛于不顧時，整個朝廷為之震動。
群臣要求他立長子為太子，他一再将建議延擱。
各方指斥他廢長立幼，違背了傳統的習慣。
他又一再否認，可是痕迹俱在，雖否認也不能令人置信。
在常洛四歲時、七歲時、十多歲時，至近二十歲時，廷臣不斷的催促，皇帝仍是接二連三的推诿。
直到公元一六○一年，實在無可再推，朱翊鈞逼于衆議，才意态泱泱的立朱常洛為太子。
可是這還不算，宮闱之間傳出，有人企圖謀殺太子，此消息或假或真，或者應當據實查究，或者應當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總之就使百官站在不同的立場，掀動了他們本來原有的各種明争暗鬥。
公元一六二○年朱翊鈞逝世。
常洛以三十八歲的成年人即位，是為明朝的第十四個也是在位最短的皇帝，剛一個月之後他即随父親而駕崩。
群臣聽說其死因在于用藥不當，又要追究責任，将這疑案和以前的争論糾纏在一起，如是者二十四年，直到明朝覆亡方止。
【官僚體系成為決策的中心】 當我們企圖将中國曆史之綱要向初學者及西方人士介紹時，不論是口講或筆寫，以上糾纏不清的人事問題，都使我們感到為難。
一方面我們固然不應當規避這些情節，本來各項轶聞與秘史，也是曆史的一部分，我們提到英國的宗教改革時也不能抛開亨利第八因為熱戀著安波琳（AnneBoleyn），想離婚而不遂，引起和教皇的沖突，在說及俄國女皇凱瑟琳的開明專制時，也免不了要提到謀殺彼德第三才使她獲得政權之由來。
以此看來，中國曆史也就避免不了類似的情節，即算這些事故輕佻瑣屑，隻要時人視作重要，也不便由我們于幾百年後另自作主，将之摒斥不提了。
隻是此間我們所說困窘之處，無非明代史裡此種故事接二連三的整幅出現，有時翻閱十年的紀錄幾乎無其他的事可說，全部曆史盡是輕佻瑣屑的故事。
幾經思量之後，我們覺得後面還有一點待提的地方，這是當時人既未提及也無法提及的。
當明朝經過創造的階段而固定下來時，朝廷的主動部分實為百官臣僚之集團而不是君主。
文官因為科舉取士，也就是甄别選擇的所有程序都有定規可循，即一般的考核升黜亦複如是。
即算朱元璋罷宰相這一官位而終明代未曾複置，以後之各“大學士”實際上亦填補了此缺陷。
大學士為文筆之士，起先參加皇帝各項诏書之起草，逐漸因拟稿而有了決定方針與政策的能力，到後來官階和聲望與日俱增，實際上成為統合文官組織的主持人和他們的發言人，隻不過他們的行動與決策還是要通過皇帝的正式批準而已。
這實際上是一種表面奇特而内中有理的安排。
當一個國家尚不能用數目字管理時，君主立憲不可能成為事實。
可是獨裁制也有它力之所不能及的地方。
當日北京的朝廷自認将無數的村莊集結，而在其管制之下維持一種難得之平衡，絕不可讓皇帝盡量的發展其人身的權力。
雖說在理論上講，這種權力并無限制，最後的辦法仍是以人本主義調和這天授皇權，或者說是強迫的執行開明專制。
皇帝登位之前既為太子，則有管文學及教育之臣僚任太子的師傅，講授自我抑制、對人謙讓的大道理。
從十五世紀末葉的情形看來，恐怕此時的君主已經了解，他們唯一的實權不過在懲罰方面，但其施用自然有限度。
另一方面則朝廷之中毫不含糊，也從不間斷的舉行各種儀節以強調皇帝寶座的神秘性格，以緻構成一種弄假成真的信仰。
這樣一來，如果有任何争執找不到确切的解決辦法時，有了以上的安排，則皇帝的仲裁自然有效，他既本身不介入，也無個人之利害在其争執内，他的判斷就具有天子所賦予的威權了。
從此我們也可以窺見，為什麼頑皮的朱厚照要給自己官銜與職位，以便将他自己和皇位分離，可是其臣僚卻不能将這輕浮的舉動一笑置之。
他們既不便公開的反叛，隻有采取消極的不合作辦法。
而另外的一個極端：朱祐樘為人中庸，也無個性上的表現，正是做好皇帝的材料，也算是無才就算有德了。
其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百官對皇位之繼承極端的注意，他們堅持立長不立幼的原則幾乎帶著宗教性的虔誠。
這問題容易産生敏感，乃因其關系臣僚本身的安全。
如果皇位可以由人為的力量給與或褫奪，則其神秘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問題，以後的結果極難逆料。
有了這樣的理解，我們可以看出上面各段轶聞并不全是無關宏旨的小事，既有這麼多有識之士以生死争，這也是在尴尬時期内，以一種笨拙的辦法對付可以謂之為憲法危機的諸項問題。
【财政紊亂的原因】 明朝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使它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它曆代沿用的軍戶制度很快的衰退；它的财政稅收過于遷就農村經濟之習慣，而不易作全面的改組。
軍制的衰退不難解釋：最初奉命以軍戶登記的戶口并非全部出于本願，很多是被強迫“垛”入。
如果他們分配有耕地的話，則其地産并非集納于一處，而系和其他私人産業相錯綜。
被分配田地的戶口，将地産買賣轉當無從查悉禁止，經過數代之後，有的戶口死絕，有的逃亡，軍戶隻有不斷的減少，總之就是去多來少。
在邊區屯田，其情形稍優，在十六世紀初葉，大概很多屯區尚能維持到百分之四十的人戶數，在内地的衛所則所存通常不及什一。
稅收當然較朱元璋時代已有增加，可是其增加從未有系統的制定，基本的稅收數以谷米之石計算，整個朝代很少變更，曆兩百七十六年，其基數大緻如故，所增加的是基數外的附加、加耗，和盤運的腳費等等。
一般情形下，因為上層要求下級政府作主，自行斟酌的添增，所以毫無管制。
朝代初年以責任繁重之役加在富戶頭上的辦法已不複施用，接著的是将其負擔配予中等人戶，最後隻有攤及全民。
不給償的工役很少例外的，已改為出錢代役。
服役的年限最初每戶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