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西湖與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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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人于一一二六年進攻之前數年。
全畫幅長十八呎，表現出一種鄉村到城鎮的全景，各節各段時間不同。
它的右端有鄉人趕著上載蔬菜的驢子上市，朝霧還在樹頂。
畫之左端表現著黃昏到臨，行人已有倦态，他們折著遮陽傘，收拾各物，帶著一片懶洋洋的神情。
這兩端之間有城門、十字街頭、大街小巷、汴河河畔，又有一座拱橋位于市中心，上有各色人物五百馀，身長不過一吋；又有各色船舶二十馀，有的船艙門窗之上加有涼篷，顯系私人閑遊之用；在街上有小販發賣點心及刀剪，供應食物之處所高低上下不等，自街頭之攤擔至三層樓客房都有，所有售酒之處皆張挂著一種旗幟，上有三條直線，好像現代的商标，甚可能因為當日釀造是由國家專利，此旗幟即為店鋪之特許證。
船舶、馱獸、駱駝、車輛以及水牛拖曳之大車上所載各種筐袋圓桶等，證實當日京城擁有大量之商業。
各店鋪之門招像是依實物描畫，船舶與建築物之構造全部逼真。
各種物品之機械設計可以與時人文字之叙述互為印證。
《清明上河圖》之為一種曆史文件，舉世無雙。
西方可與之比拟之圖景，隻有巴耶秀單（BayeuxTapestry）差可算數。
在物質生活上講，十二世紀的中國無疑的已領先世界各國。
張擇端的傑作證實了宋人所述“行在”（南宋國都）的繁華現象。
開封并非制造場所，即已有如是之商業，則南方大城市地理上更為适宜，又有更多之資源，經濟發展之最高點且在張圖之一個半世紀之後，實際上其繁華可能超過圖上之描繪遠甚。
由于繪圖者之耐性，凡物一概不厭其詳，由此也證實了馬可波羅所記載的情況（雖說這遊客有他大肆誇張的性格）。
隻是縱然如此，還有待學曆史的指出：這城市生活隻替一個龐大的，并且以文辭見長的官僚機構服務。
此和以後的現代歐洲不同，宋代中國之商業并不能産生一種品物的全能交換性（隻有這種性格才能産生新的管制方式）。
張擇端圖上顯然缺乏信用機關、保險業經紀及律師事務所──凡此都未在當日出現。
而《清明上河圖》上有一所醫生的住宅，門上标明其受有官衙之顧主，同時在文官系統中占重要位置之人物亦在圖上顯明之處出現，這表示在宋朝較進步的經濟部門不能成為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領導力量。
朝代之富庶根據當日的标準，隻是使一個龐大無朋的行政機構之管理人員生活舒适。
它是一種被動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種籌謀協定的主宰，因之它不能成為國家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的紐帶。
【數字管理還沒成熟】 現有的書籍每說到宋朝，總離不了提及公元一○二一年的國家收入總數為一億五千萬，每一單位代表銅錢一千文。
其原文出自《宋史．食貨志》會計部分，但文内并未提到此統計之性質。
然而根據當日折換率，以上總值黃金一千五百萬兩至一千八百萬兩之間，粗率的以今日美金四百元值黃金一兩計算，則上數相當于美金六十億至七十億。
當時全世界沒有其他場所，國富曾如此大數量的流通。
雖說沒有确鑿的證據使我們對上述數字提出質問，我們也知道當時謊報數字和實際上通貨膨脹都曾前後發生。
但最低限度，我們可以說，宋代的經理者面臨著一種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局面。
當中足使情況混淆上下脫節的原因甚多，有時候，有些倉庫儲藏逾量而其他地區則短缺。
在宋朝的财政報告裡，谷米之石，銅錢之缗，絹帛之疋認作可以互相交換。
實際上物品的價格則各地懸殊，有時同一地尚因時間與季節而有不同。
官方的曆史即承認，所有兌換率通常由抽稅人片面斷定，緻使“民無所訴”。
當包稅者與抽稅人相持不下時，也不能斷定稅收應各依每處的預定數量或者根據實情而伸縮。
有些抽稅人本身也将款項分配開支。
有時候應收數與實際已接收解庫的名目混淆，遺失漂沒免除的錢物也不除帳。
在複式簿記沒有廣泛使用之前，此情形也曾出現于西方，隻是沒有宋朝如此駭人聽聞罷了。
因為上層的壓力，以少報多乃是一般現象。
同樣的情形，軍隊各單位也虛報人數以便獲得更多的糧饷，他們明知道發下來的時候還是要打折扣，因此也不得不虛報。
這一單位如此，另一單位也一樣，否則隻好吃虧。
本千年的初葉，宋軍總數即超過百萬，朝廷屢次派員查“冗兵”，卻都沒有明顯的效果。
宋朝軍隊起先還經過甄選，在公元一○三五年兵士之薪饷還依據身長而有不同。
那年之後這标準即被放棄，募兵入伍已無選擇性，軍隊分為三級也成往事，隻剩一些名目還照樣保持。
有時候募兵給安家費，因之收容入伍之新兵包括難民、乞丐和罪犯。
如此一方面使得軍費膨脹得不可開交，一方面能戰之士日益短缺，在公元一一二六年金人來犯前夕，宋之軍士甚至須在右臂刺字，以防止逃亡。
軍隊的情形也是國家财政的反映，而後者也應當與人民一般生活情形相協調。
宋朝制度，雖說沒有存心如此，卻違反了這組織上的基本原則。
它主要的問題乃是一方面有農民之納稅人，由它管制，一方面有農民的兵士，經它招募，兩者之間的距離務須縮短。
它的收入一度宣稱出自“商業之來源”──主要為食鹽、茶葉、香料、鉀堿、酵母、酒醋（生絲列入土地稅之内，有時代替貨币），其實仍是農産品及鄉間工業的産物。
而中央集權的管制，并沒有縮短上述距離，相反的，它延長了兩者間的距離，并且由于官僚主義之濫用職權，使得關系更為惡
全畫幅長十八呎，表現出一種鄉村到城鎮的全景，各節各段時間不同。
它的右端有鄉人趕著上載蔬菜的驢子上市，朝霧還在樹頂。
畫之左端表現著黃昏到臨，行人已有倦态，他們折著遮陽傘，收拾各物，帶著一片懶洋洋的神情。
這兩端之間有城門、十字街頭、大街小巷、汴河河畔，又有一座拱橋位于市中心，上有各色人物五百馀，身長不過一吋；又有各色船舶二十馀，有的船艙門窗之上加有涼篷，顯系私人閑遊之用；在街上有小販發賣點心及刀剪，供應食物之處所高低上下不等，自街頭之攤擔至三層樓客房都有，所有售酒之處皆張挂著一種旗幟，上有三條直線，好像現代的商标，甚可能因為當日釀造是由國家專利，此旗幟即為店鋪之特許證。
船舶、馱獸、駱駝、車輛以及水牛拖曳之大車上所載各種筐袋圓桶等，證實當日京城擁有大量之商業。
各店鋪之門招像是依實物描畫，船舶與建築物之構造全部逼真。
各種物品之機械設計可以與時人文字之叙述互為印證。
《清明上河圖》之為一種曆史文件，舉世無雙。
西方可與之比拟之圖景，隻有巴耶秀單（BayeuxTapestry）差可算數。
在物質生活上講，十二世紀的中國無疑的已領先世界各國。
張擇端的傑作證實了宋人所述“行在”（南宋國都）的繁華現象。
開封并非制造場所，即已有如是之商業，則南方大城市地理上更為适宜，又有更多之資源，經濟發展之最高點且在張圖之一個半世紀之後，實際上其繁華可能超過圖上之描繪遠甚。
由于繪圖者之耐性，凡物一概不厭其詳，由此也證實了馬可波羅所記載的情況（雖說這遊客有他大肆誇張的性格）。
隻是縱然如此，還有待學曆史的指出：這城市生活隻替一個龐大的，并且以文辭見長的官僚機構服務。
此和以後的現代歐洲不同，宋代中國之商業并不能産生一種品物的全能交換性（隻有這種性格才能産生新的管制方式）。
張擇端圖上顯然缺乏信用機關、保險業經紀及律師事務所──凡此都未在當日出現。
而《清明上河圖》上有一所醫生的住宅，門上标明其受有官衙之顧主，同時在文官系統中占重要位置之人物亦在圖上顯明之處出現，這表示在宋朝較進步的經濟部門不能成為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領導力量。
朝代之富庶根據當日的标準，隻是使一個龐大無朋的行政機構之管理人員生活舒适。
它是一種被動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種籌謀協定的主宰，因之它不能成為國家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的紐帶。
【數字管理還沒成熟】 現有的書籍每說到宋朝，總離不了提及公元一○二一年的國家收入總數為一億五千萬，每一單位代表銅錢一千文。
其原文出自《宋史．食貨志》會計部分，但文内并未提到此統計之性質。
然而根據當日折換率，以上總值黃金一千五百萬兩至一千八百萬兩之間，粗率的以今日美金四百元值黃金一兩計算，則上數相當于美金六十億至七十億。
當時全世界沒有其他場所，國富曾如此大數量的流通。
雖說沒有确鑿的證據使我們對上述數字提出質問，我們也知道當時謊報數字和實際上通貨膨脹都曾前後發生。
但最低限度，我們可以說，宋代的經理者面臨著一種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局面。
當中足使情況混淆上下脫節的原因甚多，有時候，有些倉庫儲藏逾量而其他地區則短缺。
在宋朝的财政報告裡，谷米之石，銅錢之缗，絹帛之疋認作可以互相交換。
實際上物品的價格則各地懸殊，有時同一地尚因時間與季節而有不同。
官方的曆史即承認，所有兌換率通常由抽稅人片面斷定，緻使“民無所訴”。
當包稅者與抽稅人相持不下時，也不能斷定稅收應各依每處的預定數量或者根據實情而伸縮。
有些抽稅人本身也将款項分配開支。
有時候應收數與實際已接收解庫的名目混淆，遺失漂沒免除的錢物也不除帳。
在複式簿記沒有廣泛使用之前，此情形也曾出現于西方，隻是沒有宋朝如此駭人聽聞罷了。
因為上層的壓力，以少報多乃是一般現象。
同樣的情形，軍隊各單位也虛報人數以便獲得更多的糧饷，他們明知道發下來的時候還是要打折扣，因此也不得不虛報。
這一單位如此，另一單位也一樣，否則隻好吃虧。
本千年的初葉，宋軍總數即超過百萬，朝廷屢次派員查“冗兵”，卻都沒有明顯的效果。
宋朝軍隊起先還經過甄選，在公元一○三五年兵士之薪饷還依據身長而有不同。
那年之後這标準即被放棄，募兵入伍已無選擇性，軍隊分為三級也成往事，隻剩一些名目還照樣保持。
有時候募兵給安家費，因之收容入伍之新兵包括難民、乞丐和罪犯。
如此一方面使得軍費膨脹得不可開交，一方面能戰之士日益短缺，在公元一一二六年金人來犯前夕，宋之軍士甚至須在右臂刺字，以防止逃亡。
軍隊的情形也是國家财政的反映，而後者也應當與人民一般生活情形相協調。
宋朝制度，雖說沒有存心如此，卻違反了這組織上的基本原則。
它主要的問題乃是一方面有農民之納稅人，由它管制，一方面有農民的兵士，經它招募，兩者之間的距離務須縮短。
它的收入一度宣稱出自“商業之來源”──主要為食鹽、茶葉、香料、鉀堿、酵母、酒醋（生絲列入土地稅之内，有時代替貨币），其實仍是農産品及鄉間工業的産物。
而中央集權的管制，并沒有縮短上述距離，相反的，它延長了兩者間的距離，并且由于官僚主義之濫用職權，使得關系更為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