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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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
她在唐朝曆史中的“本紀”地位無法删除，全部中國曆史之中也再無其他例子近于武則天的經曆和作為。
自八世紀到今日，尚無一部武後的真傳出現。
很明顯地，要将她的故事講得令人相信，講的人也要多方揣測。
一個女子在男性社會裡的報複行動，不可忽略不說。
可是武後也崇拜男子的決斷作風。
她曾對一個朝臣吉瑣說起，制馬有三物，一鐵鞭，一鐵檛，一匕首。
鞭之不服則撾其首，撾之不服則斷其喉。
接著她又說，她制人如制馬。
直到老年，她講到唐太宗李世民，還帶著敬愛的語氣。
狄仁傑任刺史，後任平章事，已是朝中重臣，也屢因事關原則，冒死直言，赢得武後幾分的尊敬。
武則天常讓美少年“傅粉施朱，衣錦繡服”和她燕居作樂。
但是她的言官膽敢彈劾他們，指出“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所謂“簪履恩”即鬓發與趾澤間的恩愛。
另外有一個嬖幸薛懷義，武後使之剃度為僧出入禁中。
此人曾被文昌左相蘇良嗣令左右批其頰。
以後懷義訴于武後，後戒其出入北門，毋走南門觸宰相。
【武則天的“革命”】 這些故事本來也可以讓小說家和浪漫派作家來處理，可是若将這些轶事遺漏，則七世紀到八世紀初年中國史的完整性也必受影響。
換言之，李世民和武則天當時不少歡樂與恐怖的情事都與唐朝的制度有關，從迂回的路線追溯回去，則可見這些章節仍與公元七五五年安祿山的叛變，一脈相承。
從武後的紀錄裡，我們可以看出吐蕃、突厥和契丹的蠢動，但這種種邊境上的外患終被平定。
嚴重的旱災曾發生數起。
武後的一項創舉則為殿試，應考的人被領帶到禦座之前，由她親自策問。
特務政治是她禦宇期間的特征，不過受其威脅的乃是達官貴人而不是一般人民。
她也以銅匦擺在公衆場所令人告密。
公元六九七年，她的特務頭目來俊臣自身被處死刑，恐怖政策稍為疏縱。
可是除了以上幾項，我們很難舉出在她專政期間，政策上和組織上的設施有哪些算是具有創造性的地方。
武則天所謂革命帶來一種女性之選擇，她喜歡金色、碧色和白色，于是她朝中的旗幟服色帶著一種新鮮的情調。
她也根據《周禮》将不少官衙重新命名，例如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她稱之為天、地、春、夏、秋、冬各官；也用鸾台鳳閣的号目作為中樞機構的名稱。
可是僅隻以上的各項舉止，足以使一個主要的朝代幾至傾覆嗎？甚至使太後自己的家庭分裂？曆史有何憑借會讓如此一個身份可疑的老婦人，在名義上與實質上，成為當日世界上最有名望而擁有最多人口的國家的統治者達二十一年之久？假使武則天真有傳統的标準所指責的狼藉聲名，她如何會為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稱贊，有如八世紀末唐朝正規謹慎的首相陸贽，明朝離經叛道的思想家李贽和清朝以箚記方式論史的趙翼，都異口同聲的恭維她？ 在答複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務必看清儒家傳統之政府，不僅為一種組織，事實上也是一種紀律，所以它不以綿密緊湊的方式構成。
在唐朝講，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歸功于它有化幾個世紀的震蕩而為甯靜之功效。
這計劃付之實施，固然不能将丁田的分配盡如理想上的數目字，但卻在鄉村中産生了好幾百萬戶小自耕農。
隻是如此這般的安排一經凝聚而固定化，則無法大規模調整。
不僅提倡某一階層或某一地域的經濟利益無從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導私人從事這種工作的組織能力。
更為難的是，政府面對的問題，很少能有明确的方案。
遊牧民族這一問題，無從一刀截斷。
水旱諸災也隻能等事到臨頭才能籌劃對策。
除開水利及開荒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經營足以使治理者和被治者在行動之中互有裨益。
而且承平既久，政府更無實質。
唐朝在取得地方官的任命權後，公文的數量增多。
一般說來其内容愈來愈形式化。
即在隋時已有所謂“老吏抱牍死”的說法。
和西方現代的政府比較，則後者有具有組織的私人利益，與政府平行；這些利益足以向政府挑戰，要求政府供給服務，它們也承擔一部分行政費用（可是即在西方這些情事至少也須待到一千年後出現）。
唐朝的官僚機構缺乏與之平行的私人組織，它的執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譽自重。
經常下端的問題頗為重要，可是總是散亂，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則又經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責。
要使這體系生效，隻能從上向下加壓力。
唐朝官員本身提出：朝廷治理全國的工具，無非刑法和人事權。
到武後時，從已揭露的案件看來，舞弊與欺詐的情事必已相當普遍。
例如河北的官軍不能抵禦契丹的入侵。
事後各官員又以通敵罪懲罰民衆，動辄處以死刑，這種情形需要中樞具有機警性，且能作有力的幹預，始能防範。
總而言之，專制政府不出于專制者的選擇。
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設備尚未具有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當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層，全靠專制君主以他們人身上的機斷彌補。
武則天之取得獨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之彙合。
現在看來，當她替高宗李治下決策的時候，她就已經走到一個不能逆轉的地位。
在公元六七五年，以她作攝政之提議因群臣的反對而作罷。
以後她所表現出來的殘忍政策，隻反映著她自己一度面臨的險境。
儒家基本的教條為本身的克制，對人的揖讓，可是最後的裁判權出自龍椅，則又倚靠當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
當中互相矛盾之處足使超級政治家得有無限的機緣，在進退之間，作攻防的決策。
這也是中國政治史的中心主題。
在這關頭李世民和武則天具有相同之處：他們都知道如何采取主動，先下手為強。
曆史家如果認為他們犧牲家人去完成一種超級的偉業或者是言過其實，可是最低限度看來，唐朝真正創業人──李世民和以母後稱帝的武則天都知道極權之真髓，既系最高之名位，則不能又有任何條件的限制與約束。
武後的革命不能與我們今日所謂的革命相比拟。
因為技術能力的限制，武則天并未放棄中國傳統國家的作為。
可是她一手經營仍是一種實質改革，其成果見于以後之數代。
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孫以及重要朝臣，使貴族之影響絕迹，要不然他們将已把持朝廷。
她縱未改造行政機構，這機構之新生力量因她而湧出。
她以新代舊，讓一群年輕而有能力的官僚入仕，不少經她提拔的新人，日後成熟升遷，還要在下面幾位君主的在位期間顯露鋒芒。
迄至武則天禦駕歸西之日，她的帝國沒有面臨到任何真實的危機，這樣看來，她的反叛可算作一番成功。
【衰亡的開端】 當安祿山率部自今日之北京附近攻向西安，唐朝已近于它注定的命途之中點，武後也已辭世五十年。
外表看來唐朝登記戶口數已經自七世紀中期的約三百馀萬戶增加至八世紀中期的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戶。
雖說我們不能确定這些數字的實在意義，至少已能斷言，當日唐朝财政的管理和統計的編算都已面臨到江河日下的境界。
貪污腐化并不是一切問題的重心。
私人莊園的擴大和寺院田産的膨脹也不是改革僅有的障礙。
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均田的授田法不能與人口相提并論。
大凡經濟的發育成長，充滿著動力而又帶地域性，超過當日國家可能統計過
她在唐朝曆史中的“本紀”地位無法删除，全部中國曆史之中也再無其他例子近于武則天的經曆和作為。
自八世紀到今日，尚無一部武後的真傳出現。
很明顯地，要将她的故事講得令人相信，講的人也要多方揣測。
一個女子在男性社會裡的報複行動，不可忽略不說。
可是武後也崇拜男子的決斷作風。
她曾對一個朝臣吉瑣說起，制馬有三物，一鐵鞭，一鐵檛，一匕首。
鞭之不服則撾其首，撾之不服則斷其喉。
接著她又說，她制人如制馬。
直到老年，她講到唐太宗李世民，還帶著敬愛的語氣。
狄仁傑任刺史，後任平章事，已是朝中重臣，也屢因事關原則，冒死直言，赢得武後幾分的尊敬。
武則天常讓美少年“傅粉施朱，衣錦繡服”和她燕居作樂。
但是她的言官膽敢彈劾他們，指出“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所謂“簪履恩”即鬓發與趾澤間的恩愛。
另外有一個嬖幸薛懷義，武後使之剃度為僧出入禁中。
此人曾被文昌左相蘇良嗣令左右批其頰。
以後懷義訴于武後，後戒其出入北門，毋走南門觸宰相。
【武則天的“革命”】 這些故事本來也可以讓小說家和浪漫派作家來處理，可是若将這些轶事遺漏，則七世紀到八世紀初年中國史的完整性也必受影響。
換言之，李世民和武則天當時不少歡樂與恐怖的情事都與唐朝的制度有關，從迂回的路線追溯回去，則可見這些章節仍與公元七五五年安祿山的叛變，一脈相承。
從武後的紀錄裡，我們可以看出吐蕃、突厥和契丹的蠢動，但這種種邊境上的外患終被平定。
嚴重的旱災曾發生數起。
武後的一項創舉則為殿試，應考的人被領帶到禦座之前，由她親自策問。
特務政治是她禦宇期間的特征，不過受其威脅的乃是達官貴人而不是一般人民。
她也以銅匦擺在公衆場所令人告密。
公元六九七年，她的特務頭目來俊臣自身被處死刑，恐怖政策稍為疏縱。
可是除了以上幾項，我們很難舉出在她專政期間，政策上和組織上的設施有哪些算是具有創造性的地方。
武則天所謂革命帶來一種女性之選擇，她喜歡金色、碧色和白色，于是她朝中的旗幟服色帶著一種新鮮的情調。
她也根據《周禮》将不少官衙重新命名，例如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她稱之為天、地、春、夏、秋、冬各官；也用鸾台鳳閣的号目作為中樞機構的名稱。
可是僅隻以上的各項舉止，足以使一個主要的朝代幾至傾覆嗎？甚至使太後自己的家庭分裂？曆史有何憑借會讓如此一個身份可疑的老婦人，在名義上與實質上，成為當日世界上最有名望而擁有最多人口的國家的統治者達二十一年之久？假使武則天真有傳統的标準所指責的狼藉聲名，她如何會為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稱贊，有如八世紀末唐朝正規謹慎的首相陸贽，明朝離經叛道的思想家李贽和清朝以箚記方式論史的趙翼，都異口同聲的恭維她？ 在答複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務必看清儒家傳統之政府，不僅為一種組織，事實上也是一種紀律，所以它不以綿密緊湊的方式構成。
在唐朝講，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歸功于它有化幾個世紀的震蕩而為甯靜之功效。
這計劃付之實施，固然不能将丁田的分配盡如理想上的數目字，但卻在鄉村中産生了好幾百萬戶小自耕農。
隻是如此這般的安排一經凝聚而固定化，則無法大規模調整。
不僅提倡某一階層或某一地域的經濟利益無從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導私人從事這種工作的組織能力。
更為難的是，政府面對的問題，很少能有明确的方案。
遊牧民族這一問題，無從一刀截斷。
水旱諸災也隻能等事到臨頭才能籌劃對策。
除開水利及開荒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經營足以使治理者和被治者在行動之中互有裨益。
而且承平既久，政府更無實質。
唐朝在取得地方官的任命權後，公文的數量增多。
一般說來其内容愈來愈形式化。
即在隋時已有所謂“老吏抱牍死”的說法。
和西方現代的政府比較，則後者有具有組織的私人利益，與政府平行；這些利益足以向政府挑戰，要求政府供給服務，它們也承擔一部分行政費用（可是即在西方這些情事至少也須待到一千年後出現）。
唐朝的官僚機構缺乏與之平行的私人組織，它的執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譽自重。
經常下端的問題頗為重要，可是總是散亂，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則又經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責。
要使這體系生效，隻能從上向下加壓力。
唐朝官員本身提出：朝廷治理全國的工具，無非刑法和人事權。
到武後時，從已揭露的案件看來，舞弊與欺詐的情事必已相當普遍。
例如河北的官軍不能抵禦契丹的入侵。
事後各官員又以通敵罪懲罰民衆，動辄處以死刑，這種情形需要中樞具有機警性，且能作有力的幹預，始能防範。
總而言之，專制政府不出于專制者的選擇。
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設備尚未具有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當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層，全靠專制君主以他們人身上的機斷彌補。
武則天之取得獨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之彙合。
現在看來，當她替高宗李治下決策的時候，她就已經走到一個不能逆轉的地位。
在公元六七五年，以她作攝政之提議因群臣的反對而作罷。
以後她所表現出來的殘忍政策，隻反映著她自己一度面臨的險境。
儒家基本的教條為本身的克制，對人的揖讓，可是最後的裁判權出自龍椅，則又倚靠當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
當中互相矛盾之處足使超級政治家得有無限的機緣，在進退之間，作攻防的決策。
這也是中國政治史的中心主題。
在這關頭李世民和武則天具有相同之處：他們都知道如何采取主動，先下手為強。
曆史家如果認為他們犧牲家人去完成一種超級的偉業或者是言過其實，可是最低限度看來，唐朝真正創業人──李世民和以母後稱帝的武則天都知道極權之真髓，既系最高之名位，則不能又有任何條件的限制與約束。
武後的革命不能與我們今日所謂的革命相比拟。
因為技術能力的限制，武則天并未放棄中國傳統國家的作為。
可是她一手經營仍是一種實質改革，其成果見于以後之數代。
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孫以及重要朝臣，使貴族之影響絕迹，要不然他們将已把持朝廷。
她縱未改造行政機構，這機構之新生力量因她而湧出。
她以新代舊，讓一群年輕而有能力的官僚入仕，不少經她提拔的新人，日後成熟升遷，還要在下面幾位君主的在位期間顯露鋒芒。
迄至武則天禦駕歸西之日，她的帝國沒有面臨到任何真實的危機，這樣看來，她的反叛可算作一番成功。
【衰亡的開端】 當安祿山率部自今日之北京附近攻向西安，唐朝已近于它注定的命途之中點，武後也已辭世五十年。
外表看來唐朝登記戶口數已經自七世紀中期的約三百馀萬戶增加至八世紀中期的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戶。
雖說我們不能确定這些數字的實在意義，至少已能斷言，當日唐朝财政的管理和統計的編算都已面臨到江河日下的境界。
貪污腐化并不是一切問題的重心。
私人莊園的擴大和寺院田産的膨脹也不是改革僅有的障礙。
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均田的授田法不能與人口相提并論。
大凡經濟的發育成長，充滿著動力而又帶地域性，超過當日國家可能統計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