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曆史向側面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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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傳統史家筆下，魏晉南北朝時期無道昏君之多，可說是空前絕後。
然而與其說這是皇室品質惡化的結果，毋甯說是反映了這時代國家體制的脆弱。
面對如此長期的動亂不安，曆來做為社會綱紀的儒家思想，已無法滿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傳入的佛教，卻适時提供了飽受苦難的人們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時大為盛行，深深影響此後千百年的中國。
※※※ 大多數的中國人相信宇宙經常處在一種和諧的狀态中。
要是當中有何差錯，一定有負咎的人在。
在魏晉南北朝的分裂期間，其壞人則為曹操。
即錢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國寫曆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也仍然沒有寬恕曹操的篡竊。
其理由不難理解：在君主專制時代，自然法規總是由上至下的通行，如果君主稱自己承昊天之明命，即隻有他能表彰宇宙至高的道德與智慧。
但事實上，下層的詳情無法得知。
而在廣大的國土内，很多相沖突的利害也不見得可以調和。
可是皇帝有了禦殿裡龍椅上的神秘色彩，就成為一個說話算數的仲裁者，他所期待于讀書明理之百官的，不過是一種帶強迫的信仰，要是他們都保持著自我抑制和對人謙讓的信條，那麼不怕任何沖突不得解決，也沒有技術上的困難不能排除。
曹操的罪過，不僅在于他以粗蠻的辦法去解決實際的問題，并且在于他公開道說，有意鑿穿衆所公信的神話。
據說他曾稱：“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
”所稱文王即為西伯，他雖擁有廣大的地區仍繼續向商君稱臣，待他的兒子武王才正式取商而代之。
當曹操于公元二二○年去世時，他的兒子曹丕也不再耽擱，立即貫徹父志宣布魏朝的成立，而強迫漢朝的最後一個皇帝行禅讓禮，于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
四十五年之後司馬家如法炮制。
司馬昭有了皇帝的權威而無其名目，兒子司馬炎則取魏而代之，國号為晉。
<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内稱：“國家本是精神産物。
”從實際眼光看來，我們今日甚難接受這樣的說法。
可是他所提倡的宗旨大意：任何政權都需要若幹理論上基礎，則不容辯駁。
中國古代因為技術上的困難，在管理千百萬生靈的時候不得不假借遺傳的帝統，代表社會價值的總和，有它的道理。
曹操口中所說、手下所做都像馬基維利（Machiavelli，文藝複興時代的義大利人，提倡政治上的現實主義），怪不得他要承受千古的唾罵了。
在中國的戲曲裡，曹操的面譜全部塗白，狀如牆壁，以顯示其谲詐，隻有眼角稍沾墨筆，表現著他機警應變的能力。
【從臉譜論人物】 中國的戲曲始于唐，而取得市井間娛樂的地位則于宋，其衍變而為今日之“京劇”，至少距魏晉南北朝分裂的時代又已一千年。
雖如此，今日曹操及其同時期人物仍為舞台上最被經常排出之角色。
在這群人物之中最為人欽仰的乃是關羽，他是一個帶兵的将領，面譜上特具棗紅色。
在真實生活裡，關羽剛傲而缺乏處世的謹慎周詳，他不顧利害讓自己兩面受敵，弄到戰敗授首，比曹操早死一個月。
可是千百年之後關公仍被中國人奉為戰神，民間崇拜的不是他的指揮若定，而是他的道德力量。
關羽“義重如山”，至今秘密結社的團體仍有些奉之為師祖。
戲台上好像又要在走極端的關系中保持某種平衡，因之也搬出另一型的英雄人物呂蒙。
此人無疑是在戰場上計害關公，而将他的頭顱交與曹操邀功的吳将，其臉譜也将其個性誇大的表現，即與實際的面貌相違，也無傷大雅。
呂蒙初為純粹武人，有不屑于文墨的态度，隻因為上級督促，他才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開始讀書。
可是如此一來，書中文句使他神往，這從他手不釋卷，在極短時間之内，在理智上有了截然不同的改變中可以看出。
他的同僚也驚異著此人從不學無術的武人，一變而為有心計的戰略家，因之“士别三日，便當刮目相看”。
他的臉譜上以蝴蝶式的設計陪襯著兩隻靈活的眼睛，表征著一個複雜人格内心的機動力。
很顯然的呂蒙之所特有，是為關羽之所獨無。
這樣的轶聞瑣事雖有趣，讀史者如何受其裨益？本書作者建議我們注意社會學家區分大傳統（greattradition）與小傳統（littletradition）的辦法。
這也就是說，大凡文化上非正式，而結構上稍松懈的部門，雖然大緻上依據“高級文化”吹搓而成，卻又在細微末節之間穿插交鑿。
這種非正式而帶娛樂性的安排，使哲學家和大政治家的見解下達于一般民衆。
京劇将這段曆史極盡其能事的渲染，也得到十六世紀一本大衆化書籍之助。
《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富于傳奇性，這書将當日事迹極端的小說化且浪漫化。
因其向小傳統的方向歪曲，足使大多數的群衆欣賞到的一段論說，與前述大曆史家錢穆所提出者，沒有根本的差别，亦即是“國家本是精神産物”。
既如此，則愈在危急存亡之秋，個人的品格，更需要嚴格的評判。
很顯然的，此中戲劇家與傳統曆史家具備同樣的信心，他們覺得道德上一成不變的尺度，
然而與其說這是皇室品質惡化的結果，毋甯說是反映了這時代國家體制的脆弱。
面對如此長期的動亂不安，曆來做為社會綱紀的儒家思想，已無法滿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傳入的佛教，卻适時提供了飽受苦難的人們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時大為盛行，深深影響此後千百年的中國。
※※※ 大多數的中國人相信宇宙經常處在一種和諧的狀态中。
要是當中有何差錯，一定有負咎的人在。
在魏晉南北朝的分裂期間，其壞人則為曹操。
即錢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國寫曆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也仍然沒有寬恕曹操的篡竊。
其理由不難理解：在君主專制時代，自然法規總是由上至下的通行，如果君主稱自己承昊天之明命，即隻有他能表彰宇宙至高的道德與智慧。
但事實上，下層的詳情無法得知。
而在廣大的國土内，很多相沖突的利害也不見得可以調和。
可是皇帝有了禦殿裡龍椅上的神秘色彩，就成為一個說話算數的仲裁者，他所期待于讀書明理之百官的，不過是一種帶強迫的信仰，要是他們都保持著自我抑制和對人謙讓的信條，那麼不怕任何沖突不得解決，也沒有技術上的困難不能排除。
曹操的罪過，不僅在于他以粗蠻的辦法去解決實際的問題，并且在于他公開道說，有意鑿穿衆所公信的神話。
據說他曾稱：“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
”所稱文王即為西伯，他雖擁有廣大的地區仍繼續向商君稱臣，待他的兒子武王才正式取商而代之。
當曹操于公元二二○年去世時，他的兒子曹丕也不再耽擱，立即貫徹父志宣布魏朝的成立，而強迫漢朝的最後一個皇帝行禅讓禮，于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
四十五年之後司馬家如法炮制。
司馬昭有了皇帝的權威而無其名目，兒子司馬炎則取魏而代之，國号為晉。
<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内稱：“國家本是精神産物。
”從實際眼光看來，我們今日甚難接受這樣的說法。
可是他所提倡的宗旨大意：任何政權都需要若幹理論上基礎，則不容辯駁。
中國古代因為技術上的困難，在管理千百萬生靈的時候不得不假借遺傳的帝統，代表社會價值的總和，有它的道理。
曹操口中所說、手下所做都像馬基維利（Machiavelli，文藝複興時代的義大利人，提倡政治上的現實主義），怪不得他要承受千古的唾罵了。
在中國的戲曲裡，曹操的面譜全部塗白，狀如牆壁，以顯示其谲詐，隻有眼角稍沾墨筆，表現著他機警應變的能力。
【從臉譜論人物】 中國的戲曲始于唐，而取得市井間娛樂的地位則于宋，其衍變而為今日之“京劇”，至少距魏晉南北朝分裂的時代又已一千年。
雖如此，今日曹操及其同時期人物仍為舞台上最被經常排出之角色。
在這群人物之中最為人欽仰的乃是關羽，他是一個帶兵的将領，面譜上特具棗紅色。
在真實生活裡，關羽剛傲而缺乏處世的謹慎周詳，他不顧利害讓自己兩面受敵，弄到戰敗授首，比曹操早死一個月。
可是千百年之後關公仍被中國人奉為戰神，民間崇拜的不是他的指揮若定，而是他的道德力量。
關羽“義重如山”，至今秘密結社的團體仍有些奉之為師祖。
戲台上好像又要在走極端的關系中保持某種平衡，因之也搬出另一型的英雄人物呂蒙。
此人無疑是在戰場上計害關公，而将他的頭顱交與曹操邀功的吳将，其臉譜也将其個性誇大的表現，即與實際的面貌相違，也無傷大雅。
呂蒙初為純粹武人，有不屑于文墨的态度，隻因為上級督促，他才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開始讀書。
可是如此一來，書中文句使他神往，這從他手不釋卷，在極短時間之内，在理智上有了截然不同的改變中可以看出。
他的同僚也驚異著此人從不學無術的武人，一變而為有心計的戰略家，因之“士别三日，便當刮目相看”。
他的臉譜上以蝴蝶式的設計陪襯著兩隻靈活的眼睛，表征著一個複雜人格内心的機動力。
很顯然的呂蒙之所特有，是為關羽之所獨無。
這樣的轶聞瑣事雖有趣，讀史者如何受其裨益？本書作者建議我們注意社會學家區分大傳統（greattradition）與小傳統（littletradition）的辦法。
這也就是說，大凡文化上非正式，而結構上稍松懈的部門，雖然大緻上依據“高級文化”吹搓而成，卻又在細微末節之間穿插交鑿。
這種非正式而帶娛樂性的安排，使哲學家和大政治家的見解下達于一般民衆。
京劇将這段曆史極盡其能事的渲染，也得到十六世紀一本大衆化書籍之助。
《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富于傳奇性，這書将當日事迹極端的小說化且浪漫化。
因其向小傳統的方向歪曲，足使大多數的群衆欣賞到的一段論說，與前述大曆史家錢穆所提出者，沒有根本的差别，亦即是“國家本是精神産物”。
既如此，則愈在危急存亡之秋，個人的品格，更需要嚴格的評判。
很顯然的，此中戲劇家與傳統曆史家具備同樣的信心，他們覺得道德上一成不變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