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長期分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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勻的基礎，便利于官僚組織的管制。
當時漢朝提倡孝與廉（不僅是做官的廉潔，而且是在對人處世時對财物一體謙讓），顯見得朝廷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無意增進經理上的繁複。
這種組織與結構極容易被土地集中所破壞。
讀者此時必須體會到，在農村之中應付稅的戶數極難隐匿，可是戶内所領土地畝數和人口的口數包括雇工和奴工，則可以出入。
如果實際上戶數減少，稅收必随著短绌。
以後政府所能供應的服務，有如濟貧、地方自衛和水利等等，也必為之減縮。
并且地方士紳力量的伸張亦必影響到地方政府的性格。
專制政府的體制，皇權由上而下，全國一緻，要是地方士紳開始自作主張，即帶有一種修正性質。
從以上各節所述，可知後漢地方政府的淩夷，已産生各種不穩狀況。
當曹家取漢而代之和司馬家取魏而代之的關頭，立即崩潰的危機暫時平安度過，可是其基本原因并未排除。
當日不平穩的局勢可自各種诏令上看出：有名的“魏武三诏令”（曹操為丞相時所頒發）求才，内中稱有才的不必有德，隻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即算不仁不孝仍當拔用（地方士紳通常以仁義自居）。
晉朝則頒布占田法，企圖限制各家室擁用土地數額。
兩種方案都在企圖脫離士紳的羁絆。
可是魏去晉來，兩方都沒有達到重建中央集權體系的目的，當日華北表面的平靜，全靠強而有力的創業之主暫時壓制，始能一時維持原狀，他們一不在位，宮廷裡稍有糾紛，即引起地方上各種無從管制之因素乘機蠢動。
皇子之稱王者更将事體擴大，以緻武裝沖突綿延各州，曆時十六年（公元二九一─三○六年）。
其作戰無秩序，陣容紛亂，無确切之目标，凡此均顯示社會組織已大規模的全面崩壞。
【文化融合無功引起五胡亂華】 在這十六年的後段，有了所謂蠻夷戎狄的投入，這也需要一段解釋。
首先參加的是劉淵，他是漢人和匈奴混血。
他在公元三○四年于長城之内起事，二十天之内即聚衆五萬。
劉淵曾任晉朝五部大都督（匈奴有五部），亦即奉命督導匈奴人衆。
這背景使他容易号召國防線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馬早已編入邊軍之内。
其他異民族分子，包括漢人家中佃農和奴工，較劉淵遲十二年稱帝的石勒，年輕時即被販為奴。
整個遊牧民族的部落入寇也起于此時。
可是綜合起來看，仍是漢朝制度注重文化上的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這種制度解體，才引起少數民族參加其中的混戰。
若說夷人主動的洶湧而入主中國則與事實相左。
可是少數民族擅長的是騎兵戰術，在内戰時，其影響非不嚴重。
當騷擾普遍化時，各處村落組織自衛武力，築塢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黃巾叛變時開始，及至公元四世紀，已構成華北的普通現象。
大概在公元三五○年左右，山西北邊有設防的村落三百馀，包括“胡、晉”人口十馀萬戶。
公元四百年前後，關中有堡壁三千所，他們推戴統主，相率結盟。
其下層基本組織或許隻有少數村落，可是一個大單位能包括十萬戶，胡漢人口混雜在内。
有力之宗族為這種地方自衛組織骨幹，他們擁有精兵，顯然有貴族的氣派。
假使這種趨勢任之發展，新型封建可在中國出現，中國此後幾百年的曆史也可能與日本之中古史相類似。
隻是在一個廣大的地區執行流動的戰術，作戰時又有大部隊參與，終使局勢朝不同的方向發展。
在這期間内，主要的戰鬥通常牽涉到二十五萬人以上，步兵與騎兵的比率不少于三比一。
因為需要人員，當日胡人君臨的短命朝代，經常侵淩地方士紳所組織的自衛團體；或者派遣監督取得其行政權，或者指令其盟主強索人員與補給。
兩種方式同樣的侵犯其地方自治的權益。
中國在公元四世紀及五世紀因此陷于曆史上的最低點。
皇室著重于各人自我約束、對人謙讓的文治，至此已無法施展。
另外一種出處則是地方自治，以資産作基礎，将士紳所掌握的地主威權合理化而成莊園制度（manorialism），而這出路也被阻絕。
且當小朝廷派遣監督到各結壁為盟的單位裡去時，又不改組其下層組織，所以以小自耕農為主體以便于官僚組織統治的中央集權也無法恢複。
當時人失望之馀，隻好以“五胡”配上一個“十六國”，強調其負面因素，殊不知破鏡終能重圓，假以時日，中國殘破的帝國仍能恢複原狀，而且發揚光大，不過需要一段長時間而已。
當時漢朝提倡孝與廉（不僅是做官的廉潔，而且是在對人處世時對财物一體謙讓），顯見得朝廷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無意增進經理上的繁複。
這種組織與結構極容易被土地集中所破壞。
讀者此時必須體會到，在農村之中應付稅的戶數極難隐匿，可是戶内所領土地畝數和人口的口數包括雇工和奴工，則可以出入。
如果實際上戶數減少，稅收必随著短绌。
以後政府所能供應的服務，有如濟貧、地方自衛和水利等等，也必為之減縮。
并且地方士紳力量的伸張亦必影響到地方政府的性格。
專制政府的體制，皇權由上而下，全國一緻，要是地方士紳開始自作主張，即帶有一種修正性質。
從以上各節所述，可知後漢地方政府的淩夷，已産生各種不穩狀況。
當曹家取漢而代之和司馬家取魏而代之的關頭，立即崩潰的危機暫時平安度過，可是其基本原因并未排除。
當日不平穩的局勢可自各種诏令上看出：有名的“魏武三诏令”（曹操為丞相時所頒發）求才，内中稱有才的不必有德，隻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即算不仁不孝仍當拔用（地方士紳通常以仁義自居）。
晉朝則頒布占田法，企圖限制各家室擁用土地數額。
兩種方案都在企圖脫離士紳的羁絆。
可是魏去晉來，兩方都沒有達到重建中央集權體系的目的，當日華北表面的平靜，全靠強而有力的創業之主暫時壓制，始能一時維持原狀，他們一不在位，宮廷裡稍有糾紛，即引起地方上各種無從管制之因素乘機蠢動。
皇子之稱王者更将事體擴大，以緻武裝沖突綿延各州，曆時十六年（公元二九一─三○六年）。
其作戰無秩序，陣容紛亂，無确切之目标，凡此均顯示社會組織已大規模的全面崩壞。
【文化融合無功引起五胡亂華】 在這十六年的後段，有了所謂蠻夷戎狄的投入，這也需要一段解釋。
首先參加的是劉淵，他是漢人和匈奴混血。
他在公元三○四年于長城之内起事，二十天之内即聚衆五萬。
劉淵曾任晉朝五部大都督（匈奴有五部），亦即奉命督導匈奴人衆。
這背景使他容易号召國防線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馬早已編入邊軍之内。
其他異民族分子，包括漢人家中佃農和奴工，較劉淵遲十二年稱帝的石勒，年輕時即被販為奴。
整個遊牧民族的部落入寇也起于此時。
可是綜合起來看，仍是漢朝制度注重文化上的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這種制度解體，才引起少數民族參加其中的混戰。
若說夷人主動的洶湧而入主中國則與事實相左。
可是少數民族擅長的是騎兵戰術，在内戰時，其影響非不嚴重。
當騷擾普遍化時，各處村落組織自衛武力，築塢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黃巾叛變時開始，及至公元四世紀，已構成華北的普通現象。
大概在公元三五○年左右，山西北邊有設防的村落三百馀，包括“胡、晉”人口十馀萬戶。
公元四百年前後，關中有堡壁三千所，他們推戴統主，相率結盟。
其下層基本組織或許隻有少數村落，可是一個大單位能包括十萬戶，胡漢人口混雜在内。
有力之宗族為這種地方自衛組織骨幹，他們擁有精兵，顯然有貴族的氣派。
假使這種趨勢任之發展，新型封建可在中國出現，中國此後幾百年的曆史也可能與日本之中古史相類似。
隻是在一個廣大的地區執行流動的戰術，作戰時又有大部隊參與，終使局勢朝不同的方向發展。
在這期間内，主要的戰鬥通常牽涉到二十五萬人以上，步兵與騎兵的比率不少于三比一。
因為需要人員，當日胡人君臨的短命朝代，經常侵淩地方士紳所組織的自衛團體；或者派遣監督取得其行政權，或者指令其盟主強索人員與補給。
兩種方式同樣的侵犯其地方自治的權益。
中國在公元四世紀及五世紀因此陷于曆史上的最低點。
皇室著重于各人自我約束、對人謙讓的文治，至此已無法施展。
另外一種出處則是地方自治，以資産作基礎，将士紳所掌握的地主威權合理化而成莊園制度（manorialism），而這出路也被阻絕。
且當小朝廷派遣監督到各結壁為盟的單位裡去時，又不改組其下層組織，所以以小自耕農為主體以便于官僚組織統治的中央集權也無法恢複。
當時人失望之馀，隻好以“五胡”配上一個“十六國”，強調其負面因素，殊不知破鏡終能重圓，假以時日，中國殘破的帝國仍能恢複原狀，而且發揚光大，不過需要一段長時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