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名士成為軍閥
關燈
小
中
大
合一，那麼宗教與政治間便不再是對立，而神聖與世俗間也不再有所區别。
照這樣的邏輯推衍，則生與死便不再有明顯界線。
所謂長生不過繼續著現世界之經驗而無其痛苦，那麼以浮雕來愉悅死者也已恰到好處，而用不著贖身超度的那一套了。
天人合一的觀念，也使建築師設計時盡心竭力的構成理想上的完美，美觀務必包括一個整體的輪廓。
從《後漢書》裡我們可以知道，冬至是一年中白晝最短而黑夜最長的一天，自此以後即陰氣漸消而陽氣漸長。
因此，每逢這一天，漢代的官僚，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官，便都按時換著紅色袍服，所有的樂器也在那天經過一番調整。
又将水與炭的重量量出來，以驗證季節對物重變化之影響。
日晷儀上的影長，也在當日量出。
隻是我們無從确定如此這般的活動，僅在表彰陰陽交替之際，其影響及于各種事物，或是因為實踐的參與可以促成其陰去而陽來。
在當時人的眼光裡，可能認為因參與而有推進之功效。
在漢代，尤其是後漢的國家祭典中包含以上種種複雜的成分，可見他們認為朝廷并不僅是人間的組織，如果再用它去維護某一社會階層的利益與特權，更是不成體統。
這并不是基于現世界利害的考量，而是他們認為，天子務必對上蒼負責，而使治下的億萬生靈滿足愉快。
劉秀的朝臣曾于公元五十四年勸他到泰山封禅，以便确定他受有昊天之明命。
他當時以天下蒼生尚未能安居樂業為理由，拒絕了這項建議。
不出兩年，他卻改變初衷，舉行了封禅禮。
這當中自然有可疑之處。
什麼是安居樂業的标準？由誰來做判斷？答案雖然暧昧不明，而更有其功能。
以今日的眼光看來，後漢之意識形态著重一切保持原狀，朝廷則冀望向各方一緻讨好。
劉秀與王莽之鬥争至為短暫。
他的帝國實際上是從造反的農民及各地軍閥手中奪來，征伐的時間超過十多年。
當初是因為自衛和保持自己的人身與财産才舉兵，劉秀與他的将領當然從未忘懷于本身之利益。
但是他也熟讀經典，更加上在農村的實地經驗，知道社稷之安定，在于大多數農民之要求得到滿足。
此中不同的利害不容易調和。
因此，他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等觀念，更可以在行動上保持自由，不被拘束于一定的主張與政策，而以微妙的手段，遂行其妥協與不走極端的用心設計。
所以劉秀注重公衆建築之風水，他也以學者的姿态讨論符谶吉兇。
他所追求的并非個人來生的幸福，而是帝國在現世界之福祉。
這種種舉措與言行，都載于典籍。
由此看來，前述“自然宗教”、“國家祭典”都與妥協和保持原狀的宗旨相表裡。
這種漢代的思想體系，劉秀和他的兒子劉莊都竭力提倡。
【豪強兼并是農村社會亂源】 劉秀和劉莊在财政稅收上的表現也相當成功。
他們的方針是将稅率極度抑低，可是在規定的範圍内毫不通融地執行。
根據官方的資料，土地稅隻有收成的三十分之一。
前漢的鹽鐵專賣，在後漢業已罷除。
劉秀的诏令也一再提到解放奴隸為平民。
全面确定稅則是在公元三十九年。
翌年即有十個郡守因所報不實而死于監獄。
他們父子嚴峻而有心計。
全國納稅戶數在王莽時代一度急劇減少，但在劉秀父子的主持下，至公元一世紀末，其數目不斷回升，自此可見新朝代的舉措合宜。
公元二世紀情況略不如前。
雖然不斷的與羌人作戰，宮廷内的生活也日趨奢華，可是國庫仍然沒有大量的短绌。
但是在對付私人财産時，後漢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與組織上的缺陷，終而造成朝代之覆亡。
在任何條件之下，私人财産之膨脹總會産生問題。
這私人财富可以立即變為政治權力，有時這些财富也避免不了在政治場合之中角逐。
司馬遷曾提出，公元前一五四年很多王國全面叛變之際，西安的一個商人在三個月之内所貸之款獲利十倍。
在這情形下，他所貸之款在支持朝廷之中央軍，可是不同情況之下，私人之财也可用以支持叛軍。
在更為特殊情形之下，鄉村間之财富更可以促成變亂。
中國農村在曆史之發展上系以小自耕農為主體，可是因之也構成組織上的弱點。
小自耕農各自經營，每家每戶也是小本的生意人。
如果在這關頭又出現了一批大生意人，必因當中的不平衡而産生緊張局面，外表看來向妥協和諧，實際已是小大之間的競争。
其演變所及，無法避免富強者得勢、貧弱者受逼。
政府既無從以累進稅率抽稅，通常的情形便是稅收短绌，再則又要對貧弱無靠的人民周濟，也連帶受牽累。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國自秦漢以來的統一，可謂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習慣，在其他國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礎者，在中國則缺乏發育成長的機會。
農戶耕地既小，也無從雇
照這樣的邏輯推衍，則生與死便不再有明顯界線。
所謂長生不過繼續著現世界之經驗而無其痛苦，那麼以浮雕來愉悅死者也已恰到好處，而用不著贖身超度的那一套了。
天人合一的觀念，也使建築師設計時盡心竭力的構成理想上的完美，美觀務必包括一個整體的輪廓。
從《後漢書》裡我們可以知道，冬至是一年中白晝最短而黑夜最長的一天，自此以後即陰氣漸消而陽氣漸長。
因此，每逢這一天，漢代的官僚，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官，便都按時換著紅色袍服，所有的樂器也在那天經過一番調整。
又将水與炭的重量量出來，以驗證季節對物重變化之影響。
日晷儀上的影長，也在當日量出。
隻是我們無從确定如此這般的活動，僅在表彰陰陽交替之際，其影響及于各種事物，或是因為實踐的參與可以促成其陰去而陽來。
在當時人的眼光裡，可能認為因參與而有推進之功效。
在漢代，尤其是後漢的國家祭典中包含以上種種複雜的成分，可見他們認為朝廷并不僅是人間的組織，如果再用它去維護某一社會階層的利益與特權，更是不成體統。
這并不是基于現世界利害的考量，而是他們認為，天子務必對上蒼負責，而使治下的億萬生靈滿足愉快。
劉秀的朝臣曾于公元五十四年勸他到泰山封禅，以便确定他受有昊天之明命。
他當時以天下蒼生尚未能安居樂業為理由，拒絕了這項建議。
不出兩年，他卻改變初衷，舉行了封禅禮。
這當中自然有可疑之處。
什麼是安居樂業的标準？由誰來做判斷？答案雖然暧昧不明，而更有其功能。
以今日的眼光看來，後漢之意識形态著重一切保持原狀，朝廷則冀望向各方一緻讨好。
劉秀與王莽之鬥争至為短暫。
他的帝國實際上是從造反的農民及各地軍閥手中奪來，征伐的時間超過十多年。
當初是因為自衛和保持自己的人身與财産才舉兵，劉秀與他的将領當然從未忘懷于本身之利益。
但是他也熟讀經典，更加上在農村的實地經驗，知道社稷之安定，在于大多數農民之要求得到滿足。
此中不同的利害不容易調和。
因此，他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等觀念，更可以在行動上保持自由，不被拘束于一定的主張與政策，而以微妙的手段，遂行其妥協與不走極端的用心設計。
所以劉秀注重公衆建築之風水，他也以學者的姿态讨論符谶吉兇。
他所追求的并非個人來生的幸福，而是帝國在現世界之福祉。
這種種舉措與言行，都載于典籍。
由此看來，前述“自然宗教”、“國家祭典”都與妥協和保持原狀的宗旨相表裡。
這種漢代的思想體系，劉秀和他的兒子劉莊都竭力提倡。
【豪強兼并是農村社會亂源】 劉秀和劉莊在财政稅收上的表現也相當成功。
他們的方針是将稅率極度抑低，可是在規定的範圍内毫不通融地執行。
根據官方的資料，土地稅隻有收成的三十分之一。
前漢的鹽鐵專賣，在後漢業已罷除。
劉秀的诏令也一再提到解放奴隸為平民。
全面确定稅則是在公元三十九年。
翌年即有十個郡守因所報不實而死于監獄。
他們父子嚴峻而有心計。
全國納稅戶數在王莽時代一度急劇減少，但在劉秀父子的主持下，至公元一世紀末，其數目不斷回升，自此可見新朝代的舉措合宜。
公元二世紀情況略不如前。
雖然不斷的與羌人作戰，宮廷内的生活也日趨奢華，可是國庫仍然沒有大量的短绌。
但是在對付私人财産時，後漢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與組織上的缺陷，終而造成朝代之覆亡。
在任何條件之下，私人财産之膨脹總會産生問題。
這私人财富可以立即變為政治權力，有時這些财富也避免不了在政治場合之中角逐。
司馬遷曾提出，公元前一五四年很多王國全面叛變之際，西安的一個商人在三個月之内所貸之款獲利十倍。
在這情形下，他所貸之款在支持朝廷之中央軍，可是不同情況之下，私人之财也可用以支持叛軍。
在更為特殊情形之下，鄉村間之财富更可以促成變亂。
中國農村在曆史之發展上系以小自耕農為主體，可是因之也構成組織上的弱點。
小自耕農各自經營，每家每戶也是小本的生意人。
如果在這關頭又出現了一批大生意人，必因當中的不平衡而産生緊張局面，外表看來向妥協和諧，實際已是小大之間的競争。
其演變所及，無法避免富強者得勢、貧弱者受逼。
政府既無從以累進稅率抽稅，通常的情形便是稅收短绌，再則又要對貧弱無靠的人民周濟，也連帶受牽累。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國自秦漢以來的統一，可謂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習慣，在其他國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礎者，在中國則缺乏發育成長的機會。
農戶耕地既小，也無從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