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名士成為軍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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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還加一件及膝之短袍。
一般以小家庭（戶）為最基本的經濟組織，但是種田時需要鄰裡的合作。
主要的農作物為米麥及稷黍。
婦女以蠶桑為常業。
盡管東漢時政府已取銷鹽鐵專賣制度，鹽鐵生産仍為漢代公營事業之大宗。
商業活動主要是由獨立家戶經營的零售業，與二十世紀内地之情形相同。
浮雕上沒有提及的，則是貧窮的迹象仍極普遍。
漢代君主不時發出诏令，提到水旱災荒。
窮困之家不免将家人出賣為奴。
多數奴隸隻在家中操持家事，所以對國家經濟無特殊貢獻。
現代學者一般認為漢代奴隸不及全人口百分之一。
【通西域與中西文化交流】 随著漢帝國的軍事行動，中國文化渡過鴨綠江而入韓國，最南則入于越南之東京灣。
可是在中國本部之沿海，卻仍有化外之地。
二百年前日本九州發現一顆金印，證明漢朝曾認當地酋領為附庸。
類似的金印引用同樣的設計和同樣的篆文已有不少在中國本部出土。
約五十年前，在韓國的一座墳墓中有一件漆器出土，上面有兩個藝術家的簽名，并注有年份，相當于公元四年。
而外蒙古國都烏蘭巴托也有這兩位工匠署名的漆器出土，所署年份相當于公元前二年。
到了後漢，匈奴已不足為中國嚴重之威脅。
事實上，中國在公元七十三年和八十九年兩次的征伐，據說已淩加壓力于遊牧民族頭上，使他們一波接一波的向西遷徙。
有些曆史家以為日後歐洲曆史中提及之Huns，即可能與匈奴有關。
對後漢财政發生劇烈影響的乃是長期與羌人（藏民族）作戰。
隻是羌民族無統一的指揮系統，他們入侵的程度不深，所以不像對匈奴戰事般引人注意。
同時漢軍對羌人出擊的範圍亦較小。
中國向西北域外之擴充，由受漢符節的大冒險家展開。
公元前一三九年，時屬西漢，武帝劉徹派張骞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雖說這目的并沒有充分達到，但中國與中亞各印歐語系的國家開始有了接觸。
後漢則有班超，他是曆史家班固之弟。
公元七十三年和公元一○二年，班超領著少數的随從去西域。
其人數最多時亦不過約一千名志願人員。
班超之秘訣，在于以中國之威望作本錢。
大概與中土貿易利潤優渥，使不毛地帶裡的綠洲國家心向往之。
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藉近國之兵征服遠國，如是一波沖一浪，将大漢聲威推抵裡海。
有時他糾集的兵力達二萬五千人，有次竟号稱七萬，全由蔥嶺以西的國家組成。
從長期的曆史上看來，班超在文化上和商業上的貢獻，超過他在政治上的成就。
他所拓展的疆土無法永遠把持，可是通商的駝馬隊一經組織，它們的足迹長期在曆史上留駐。
由于大陸商隊貿易之活躍，包括果蔬和樂器（如“胡瓜”、“胡琴”）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傳入，豐富了中國的文化内涵。
從以上所述看來，自後流傳于華夏之帝國幾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二世紀便已存在。
同時帝國國力之所及，也已盡量的向邊荒遠處發展。
既然如此，為什麼此後又有這麼多的變遷，牽涉到周期性的盛衰起伏？從宏觀的角度看來，這問題不難解答。
中國自漢以來累積的财富，一旦達到某種程度，便無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上予以集中鞏固。
這絕不是可以及早發覺并加以補救的問題。
隻因今日我們站在曆史的後端，有了另外的一千八百年，包括西方的經驗，才能對漢朝的覆亡，提出較為合适的解釋。
後漢創業之主劉秀符合時下所謂“士紳階級”之稱謂。
他雖出于帝裔，隻因年代長久，他的家庭已和皇室疏遠。
他的先祖也自王侯而郡守都尉，傳到他的父親已不過縣令。
劉秀年輕時以長于農業上之經營著稱。
他曾代他的叔父和地方官交涉，以索還佃家所欠田租；他也曾在青黃不接時販賣谷米。
有了這樣的背景，又加上他起事僚屬的身份，後漢的朝廷曾被稱為豪族集團組成的政府。
這固然是事實，但我們卻不能以今日的眼光憑空武斷的說他們一意維護士紳階級之利益。
當時并無這樣的法制，足以支持這類的政策，也缺乏意識形态的主張，可以鼓舞執事的官僚，參與這樣的一種運動。
将私人财産權徹底明确的劃出，并且給予法制上的支持，乃是現代西方所獨創。
【劉秀鼓吹天人合一觀念】 想對中國初期專制時代有更确切的了解，我們務必對後漢作更精細的觀察。
雖說兩百年的思想史無法在一篇文章裡概括說明，但我們可以說“自然宗教”（naturalreligion）在漢代思想史裡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以後漢，更為明顯。
它的核心觀念是天人合一、陰陽之交替既及于人事，也見于自然現象。
由于自然現象與人事變化都是根據相同的内在律動，所以兩者是同一的。
既然是天人
一般以小家庭（戶）為最基本的經濟組織，但是種田時需要鄰裡的合作。
主要的農作物為米麥及稷黍。
婦女以蠶桑為常業。
盡管東漢時政府已取銷鹽鐵專賣制度，鹽鐵生産仍為漢代公營事業之大宗。
商業活動主要是由獨立家戶經營的零售業，與二十世紀内地之情形相同。
浮雕上沒有提及的，則是貧窮的迹象仍極普遍。
漢代君主不時發出诏令，提到水旱災荒。
窮困之家不免将家人出賣為奴。
多數奴隸隻在家中操持家事，所以對國家經濟無特殊貢獻。
現代學者一般認為漢代奴隸不及全人口百分之一。
【通西域與中西文化交流】 随著漢帝國的軍事行動，中國文化渡過鴨綠江而入韓國，最南則入于越南之東京灣。
可是在中國本部之沿海，卻仍有化外之地。
二百年前日本九州發現一顆金印，證明漢朝曾認當地酋領為附庸。
類似的金印引用同樣的設計和同樣的篆文已有不少在中國本部出土。
約五十年前，在韓國的一座墳墓中有一件漆器出土，上面有兩個藝術家的簽名，并注有年份，相當于公元四年。
而外蒙古國都烏蘭巴托也有這兩位工匠署名的漆器出土，所署年份相當于公元前二年。
到了後漢，匈奴已不足為中國嚴重之威脅。
事實上，中國在公元七十三年和八十九年兩次的征伐，據說已淩加壓力于遊牧民族頭上，使他們一波接一波的向西遷徙。
有些曆史家以為日後歐洲曆史中提及之Huns，即可能與匈奴有關。
對後漢财政發生劇烈影響的乃是長期與羌人（藏民族）作戰。
隻是羌民族無統一的指揮系統，他們入侵的程度不深，所以不像對匈奴戰事般引人注意。
同時漢軍對羌人出擊的範圍亦較小。
中國向西北域外之擴充，由受漢符節的大冒險家展開。
公元前一三九年，時屬西漢，武帝劉徹派張骞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雖說這目的并沒有充分達到，但中國與中亞各印歐語系的國家開始有了接觸。
後漢則有班超，他是曆史家班固之弟。
公元七十三年和公元一○二年，班超領著少數的随從去西域。
其人數最多時亦不過約一千名志願人員。
班超之秘訣，在于以中國之威望作本錢。
大概與中土貿易利潤優渥，使不毛地帶裡的綠洲國家心向往之。
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藉近國之兵征服遠國，如是一波沖一浪，将大漢聲威推抵裡海。
有時他糾集的兵力達二萬五千人，有次竟号稱七萬，全由蔥嶺以西的國家組成。
從長期的曆史上看來，班超在文化上和商業上的貢獻，超過他在政治上的成就。
他所拓展的疆土無法永遠把持，可是通商的駝馬隊一經組織，它們的足迹長期在曆史上留駐。
由于大陸商隊貿易之活躍，包括果蔬和樂器（如“胡瓜”、“胡琴”）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傳入，豐富了中國的文化内涵。
從以上所述看來，自後流傳于華夏之帝國幾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二世紀便已存在。
同時帝國國力之所及，也已盡量的向邊荒遠處發展。
既然如此，為什麼此後又有這麼多的變遷，牽涉到周期性的盛衰起伏？從宏觀的角度看來，這問題不難解答。
中國自漢以來累積的财富，一旦達到某種程度，便無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上予以集中鞏固。
這絕不是可以及早發覺并加以補救的問題。
隻因今日我們站在曆史的後端，有了另外的一千八百年，包括西方的經驗，才能對漢朝的覆亡，提出較為合适的解釋。
後漢創業之主劉秀符合時下所謂“士紳階級”之稱謂。
他雖出于帝裔，隻因年代長久，他的家庭已和皇室疏遠。
他的先祖也自王侯而郡守都尉，傳到他的父親已不過縣令。
劉秀年輕時以長于農業上之經營著稱。
他曾代他的叔父和地方官交涉，以索還佃家所欠田租；他也曾在青黃不接時販賣谷米。
有了這樣的背景，又加上他起事僚屬的身份，後漢的朝廷曾被稱為豪族集團組成的政府。
這固然是事實，但我們卻不能以今日的眼光憑空武斷的說他們一意維護士紳階級之利益。
當時并無這樣的法制，足以支持這類的政策，也缺乏意識形态的主張，可以鼓舞執事的官僚，參與這樣的一種運動。
将私人财産權徹底明确的劃出，并且給予法制上的支持，乃是現代西方所獨創。
【劉秀鼓吹天人合一觀念】 想對中國初期專制時代有更确切的了解，我們務必對後漢作更精細的觀察。
雖說兩百年的思想史無法在一篇文章裡概括說明，但我們可以說“自然宗教”（naturalreligion）在漢代思想史裡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以後漢，更為明顯。
它的核心觀念是天人合一、陰陽之交替既及于人事，也見于自然現象。
由于自然現象與人事變化都是根據相同的内在律動，所以兩者是同一的。
既然是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