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一帝國：樹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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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變使他的妻兒及多數的親眷喪生。
但一連串事件仍方興未艾，外戚仍在宮廷之内的政治内幕裡扮演重要的角色。
大将軍僅為朝中名号，已不參與邊境之征讨。
傳統上這一職位總是為皇帝的姻兄或舅父把持，實際上居其職者總是一個政客，而不複為高級将領。
總之他倚此名位聲勢使朝臣失色，并且威震不離宮闱之間的人主。
這傳統上之成例一經樹立，以後隻有繼續展開，終至王莽篡位。
【王莽的改革】 王莽是中國曆史中最離奇的角色之一。
他一方面被指斥為篡位者、僞君子和操縱言論的好手，可是另一面也被恭維為理想主義者，甚至是一個帶革命性的人物。
環境上顯示他可能有些性格接近上述評斷，可是沒有一個簡單的稱号足以将他一生行止歸納無馀。
好在我們以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研究曆史，用不著将他詳盡的傳記搬出。
王莽是漢朝皇太後的侄子，他也将自己的女兒嫁給另一個皇帝，因而又成了皇後的父親。
他自己于公元前一年為攝政之前，他的三個叔父和一個從兄已相繼以大司馬、大将軍的名号輔政達二十八年。
當時漢代宮廷陳腐無生氣，如果王莽能在此時振衰去弊，他的功業可能使曆史家刮目相看。
隻是他誇大不實，因此他以華美的言辭所作的各種公告更帶著盲人瞎馬的成分，他的矯揉造作也更不可寬恕。
他所對付的問題不難闡釋：漢朝以龐大的農村經濟為基礎，因為這樣的結構，朝廷也隻能以公衆的精神作為施政方針。
隻是這時候漢朝的存在已兩百年，宮殿和外戚因恩澤封侯者謂之“内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對立。
後者一般由資曆晉升，多數成員對儒家仁民愛物的觀念頗為重視。
也在這同一時期之内，一般農村内的人力與田地，向來構成向帝國當兵納稅之基礎者，有逐漸落入私人手中的趨勢，時人稱之為“兼并”。
這現象一出現，日後這些資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
這一問題也與二千年的帝制政府結下不解緣。
由于土地稅系從每一畝之田地抽納，人頭稅也以每個人為單位，照理他的易主（包括為奴隸的販買）不應當影響到稅收的多寡。
可是這種情形卻出現于古代的農村之中，稅收的底冊不可能随時修正反映到實際的情況，即同時的羅馬帝國也有類似的情形。
不管當初的底冊是用何種精密的方法調查而得，以後各地都隻存在一種硬性的定額。
中國以戶口為單位，每每因人口遷移、财産易主而造成稅收短绌。
地方政府解決這問題的捷徑，乃将應收數額轉嫁在其他戶口頭上讓他們補足原數。
可是如此一來隻會引起人戶逃亡，虧額更大，壞影響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
原來稅率輕，處理不得法，可能令納稅人民不堪命。
稅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為盜匪。
除此之外隻有減除稅額，隻是這辦法也會在官僚機構之中造成士氣的降低。
我們無從确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隻是他曾說及見稅什伍，亦即所抽稅已及于生産品之一半。
雖說不無誇大之辭，也可見得局勢之嚴重。
但是不論他的動機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時未曾作任何細密的準備。
他盡信中國古典，真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
他滿以為自己在西安執行天子之職權，其聖旨即可以在邊區遠處全部奉行。
等到事與願違，他又慌忙的全面退卻。
這個篡位的改革者夜以繼日地工作，他的經濟政策牽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歸國有，不得私相買賣。
他的金融政策将布匹龜殼全當作貨币通行，與金銀與銅元保持一種複雜的兌換率。
在他主持之下政府專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經商的範圍也相次擴大，還包括銀行業務。
當環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實質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時候，他也不再矯飾，于公元九年即皇帝位。
官僚組織的上層經過他成批的更換，可是基層組織除名号外，大緻如故。
有時候他整個變更政府機構的名目，而自以為已作實質上之改革，并依賴特務政治強制執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觸動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
他們以為中國在這樣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不免歎為奇迹。
傾慕之馀，他們也和王莽自己一樣，忽略了當中一個重要的曆史環節：近代西方可以用數目字管理，中國傳統的官僚組織不能用數目字管理。
用不著多說，王莽的改革陷于失敗。
當他的經濟政策毫無成果時，農民開始反叛。
後來武裝部隊逐漸崇奉漢代創始者劉邦的九世孫劉秀。
王莽于公元二十三年被殺，兩年之後劉秀稱帝，至此漢代“中興”。
當時西安仍在農民軍手中，劉秀以洛陽為國都，他的旗幟全用紅色，以與“前漢”之黃色有别。
是以，前漢為西漢，後漢為東漢。
但一連串事件仍方興未艾，外戚仍在宮廷之内的政治内幕裡扮演重要的角色。
大将軍僅為朝中名号，已不參與邊境之征讨。
傳統上這一職位總是為皇帝的姻兄或舅父把持，實際上居其職者總是一個政客，而不複為高級将領。
總之他倚此名位聲勢使朝臣失色，并且威震不離宮闱之間的人主。
這傳統上之成例一經樹立，以後隻有繼續展開，終至王莽篡位。
【王莽的改革】 王莽是中國曆史中最離奇的角色之一。
他一方面被指斥為篡位者、僞君子和操縱言論的好手，可是另一面也被恭維為理想主義者，甚至是一個帶革命性的人物。
環境上顯示他可能有些性格接近上述評斷，可是沒有一個簡單的稱号足以将他一生行止歸納無馀。
好在我們以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研究曆史，用不著将他詳盡的傳記搬出。
王莽是漢朝皇太後的侄子，他也将自己的女兒嫁給另一個皇帝，因而又成了皇後的父親。
他自己于公元前一年為攝政之前，他的三個叔父和一個從兄已相繼以大司馬、大将軍的名号輔政達二十八年。
當時漢代宮廷陳腐無生氣，如果王莽能在此時振衰去弊，他的功業可能使曆史家刮目相看。
隻是他誇大不實，因此他以華美的言辭所作的各種公告更帶著盲人瞎馬的成分，他的矯揉造作也更不可寬恕。
他所對付的問題不難闡釋：漢朝以龐大的農村經濟為基礎，因為這樣的結構，朝廷也隻能以公衆的精神作為施政方針。
隻是這時候漢朝的存在已兩百年，宮殿和外戚因恩澤封侯者謂之“内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對立。
後者一般由資曆晉升，多數成員對儒家仁民愛物的觀念頗為重視。
也在這同一時期之内，一般農村内的人力與田地，向來構成向帝國當兵納稅之基礎者，有逐漸落入私人手中的趨勢，時人稱之為“兼并”。
這現象一出現，日後這些資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
這一問題也與二千年的帝制政府結下不解緣。
由于土地稅系從每一畝之田地抽納，人頭稅也以每個人為單位，照理他的易主（包括為奴隸的販買）不應當影響到稅收的多寡。
可是這種情形卻出現于古代的農村之中，稅收的底冊不可能随時修正反映到實際的情況，即同時的羅馬帝國也有類似的情形。
不管當初的底冊是用何種精密的方法調查而得，以後各地都隻存在一種硬性的定額。
中國以戶口為單位，每每因人口遷移、财産易主而造成稅收短绌。
地方政府解決這問題的捷徑，乃将應收數額轉嫁在其他戶口頭上讓他們補足原數。
可是如此一來隻會引起人戶逃亡，虧額更大，壞影響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
原來稅率輕，處理不得法，可能令納稅人民不堪命。
稅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為盜匪。
除此之外隻有減除稅額，隻是這辦法也會在官僚機構之中造成士氣的降低。
我們無從确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隻是他曾說及見稅什伍，亦即所抽稅已及于生産品之一半。
雖說不無誇大之辭，也可見得局勢之嚴重。
但是不論他的動機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時未曾作任何細密的準備。
他盡信中國古典，真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
他滿以為自己在西安執行天子之職權，其聖旨即可以在邊區遠處全部奉行。
等到事與願違，他又慌忙的全面退卻。
這個篡位的改革者夜以繼日地工作，他的經濟政策牽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歸國有，不得私相買賣。
他的金融政策将布匹龜殼全當作貨币通行，與金銀與銅元保持一種複雜的兌換率。
在他主持之下政府專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經商的範圍也相次擴大，還包括銀行業務。
當環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實質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時候，他也不再矯飾，于公元九年即皇帝位。
官僚組織的上層經過他成批的更換，可是基層組織除名号外，大緻如故。
有時候他整個變更政府機構的名目，而自以為已作實質上之改革，并依賴特務政治強制執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觸動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
他們以為中國在這樣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不免歎為奇迹。
傾慕之馀，他們也和王莽自己一樣，忽略了當中一個重要的曆史環節：近代西方可以用數目字管理，中國傳統的官僚組織不能用數目字管理。
用不著多說，王莽的改革陷于失敗。
當他的經濟政策毫無成果時，農民開始反叛。
後來武裝部隊逐漸崇奉漢代創始者劉邦的九世孫劉秀。
王莽于公元二十三年被殺，兩年之後劉秀稱帝，至此漢代“中興”。
當時西安仍在農民軍手中，劉秀以洛陽為國都，他的旗幟全用紅色，以與“前漢”之黃色有别。
是以，前漢為西漢，後漢為東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