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土壤、風向和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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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君能直接派遣官僚治理屬下地區,他們可以直接向人民課稅,也将他們征發為兵,數以萬千計。

    而且這種競争風氣更受商業的影響。

    當時所謂商業仍在嬰兒時代,隻是因為有好幾位特殊人物超越國界的政治活動,才使之活躍而顯著。

    這樣的環境已不複是凡物都有一定位置和場所,或者凡事都可以用儀禮及恻隐之心對付。

    實際上,吞并的戰争仍繼續進行,以至最後隻有一個勝利者。

     【儒家與農村組織】 然則從長期上講,亞聖孟子與大成至聖孔子,都已看清中國命運上注定必然為一個龐大的農村組織,雖然要根據某些數學原則行事,但仍需人本主義(humanism)的調節。

    所謂儒教是以崇高的情感組成,在這種背景内自有它存在的價值。

    《孟子》一書中提及亞聖與他年齒稍幼的兩個哲學家意見不合。

    楊朱主張各人循著自己的私利觀行事,若以道德激勸,強人違反自己的意志行事,隻有增加混亂,所以他說雖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

    他的邏輯認為每個人都應當按照自己的趨向,去接近歡樂,避免苦楚,這和近來西方時尚之“占有性的個人主義”(possessiveindividualism)非常接近。

    和他觀點相反的是墨翟,墨子強調上天命令每一個人不分畛域又不待儀節約束的去兼愛他人。

    既有如此的強迫性存在,則任何要求也不算過分。

    在行動上墨翟和他的門徒冒著性命的危險,企圖避免當日的兼并戰争。

     孟子對兩人都沒有好話可說。

    他指斥楊朱之縱容個人的私利觀,等于承認君主為不需要。

    另一方面墨子之兼愛,等于否定父親的特殊地位。

    他以絕對的态度絲毫不通融的警告著:“無父無君,禽獸也。

    ”如此不容忍的态度可能使現代讀者感到驚訝。

    所以務必投以曆史的眼光,才能了解個中究竟。

     戰國末期鐵器業已出現,因此上層社會的繁複程度更增加。

    可是幾百年後中國仍是一個農業國家,下層仍保持著均一雷同的基礎。

    文筆之吏仍以竹片作書柬,紙張之發明尚在公元後一世紀。

    但需要整個帝國一體行動的諸條件,卻已迫不及待。

    如此一來,要在農民大衆之中構成基層組織,無過于提倡家族團結。

    當中的一個推論則是讓世襲君主按照父親的榜樣行事。

    對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務必有親疏之分,有如血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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