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土壤、風向和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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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易于耕種的纖細黃土、能帶來豐沛雨量的季候風，和時而潤澤大地、時而泛濫成災的黃河，是影響中國命運的三大因素。
它們直接或間接的促使中國要采取中央集權式的、農業形态的官職體系。
而紛擾的戰國能為秦所統一，無疑的，它們也是幕後的重要功臣。
※※※ 旅遊者從西安到骊山所看到黃褐色的土壤是黃土地帶的東南邊際。
這土壤纖細有如面粉，令人設想幾百萬年前經過風力的轉運，堆積在一個廣大的地區。
它的深度自五十呎到七百呎，它的下層可能是在冰河時期結束時受到極大的壓力所粉碎而成。
當初一部分土壤也可能被水力沖刷而沉澱于東部，又經過長期間的堆積，才聚成今日之深度。
這種現象給中國曆史的展開，有好幾重影響：因為黃土之纖細，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鋤。
周朝的開國，與推廣農業互為表裡，顯然是得到這種土壤特性的裨益。
于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中國社會即已在文化上表現出均勻一緻。
它的基層細胞的組織與小塊耕地的操作結下不解緣，也表現出家族的團結。
凡此都經過無數成文資料的證實，并非某一種資料強作此說。
【黃土與中央集權】 黃土還給中國另一種影響：黃河中遊由北至南将黃土地區割成兩半，其縱長五百哩。
它也在内地接受幾條支流的彙入，其結果是黃河的流水中夾帶著大量的泥沙。
通常河流的水内夾帶著百分之五的泥沙已算相當的多，南美洲的亞馬遜河夏季裡可能高至百分之十二，而黃河的流水曾經有過百分之四十六的紀錄。
其中一條支流曾在一個夏天達到了難于相信的含沙量百分之六十三。
所以黃河經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潰決泛濫，造成大量生命與财産損失的可能。
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間和枯水期間幅度的變化又大，更使潛在的危機經常惡化。
按理說來，有一個最好坐落于上遊的中央集權，又有威望動員所有的資源，也能指揮有關的人衆，才可以在黃河經常的威脅之下，給予應有的安全。
當周王不能達成這種任務時，環境上即産生極大的壓力，務使中樞權力再度出現。
所以中國的團結出于自然力量的驅使。
《春秋》中有一段記載，提及公元前六五一年，周王力不能及，齊侯乃召集有關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築有礙鄰國的水利，不在天災時阻礙谷米的流通。
這“葵丘之盟”在約三百五十年後經孟子提及，可是他也指出，盟誓自盟誓，會後各國仍自行其是。
《孟子》一書中提到治水的有十一次之多，可見其重要性。
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責當時人以洪水沖刷鄰國的不道。
我們不難從中看出洪水與黃河暨黃土地帶牽連一貫的關系。
孟子所說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隻有一統，才有安定。
由此看來，地理條件和曆史的發展極有關系，尤其是當我們把地理的範圍放寬，曆史的眼光延長時，更是如此。
上述谷米之流通尤其值得考慮。
中國地區的降雨量極有季候性，大緻全年雨量的百分之八十出現于夏季三個月内，在此時期風向改變。
并且中國的季節風所帶來之雨與旋風有關，從菲律賓海吹來含著濕氣的熱風需要由西向東及東北之低壓圈将之升高才能冷凝為雨。
于是以百萬千萬計之衆生常因這兩種變數之适時遭遇與否而影響到他們的生計。
如果這兩種氣流不斷的在某一地區上空碰頭，當地可能雷雨為災，而且有洪水之患。
反之，假使它們一再的避開另一地區，當地又必幹旱。
前人缺乏這種氣象的知識，隻在曆史書裡提及六歲必有災荒，十二年必有大饑馑。
其實在一九一一年民國成立前之二千一百一十七年内，共有水災一千六百二十一次和旱災一千三百九十二次，其嚴重經過官方提出。
亦即無間斷的平均每年有災荒一點三九二次。
在《春秋》裡經常有鄰國的軍隊越界奪取收成的記載。
饑荒時拒絕糧食之接濟尤其可以成為戰争的導
它們直接或間接的促使中國要采取中央集權式的、農業形态的官職體系。
而紛擾的戰國能為秦所統一，無疑的，它們也是幕後的重要功臣。
※※※ 旅遊者從西安到骊山所看到黃褐色的土壤是黃土地帶的東南邊際。
這土壤纖細有如面粉，令人設想幾百萬年前經過風力的轉運，堆積在一個廣大的地區。
它的深度自五十呎到七百呎，它的下層可能是在冰河時期結束時受到極大的壓力所粉碎而成。
當初一部分土壤也可能被水力沖刷而沉澱于東部，又經過長期間的堆積，才聚成今日之深度。
這種現象給中國曆史的展開，有好幾重影響：因為黃土之纖細，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鋤。
周朝的開國，與推廣農業互為表裡，顯然是得到這種土壤特性的裨益。
于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中國社會即已在文化上表現出均勻一緻。
它的基層細胞的組織與小塊耕地的操作結下不解緣，也表現出家族的團結。
凡此都經過無數成文資料的證實，并非某一種資料強作此說。
【黃土與中央集權】 黃土還給中國另一種影響：黃河中遊由北至南将黃土地區割成兩半，其縱長五百哩。
它也在内地接受幾條支流的彙入，其結果是黃河的流水中夾帶著大量的泥沙。
通常河流的水内夾帶著百分之五的泥沙已算相當的多，南美洲的亞馬遜河夏季裡可能高至百分之十二，而黃河的流水曾經有過百分之四十六的紀錄。
其中一條支流曾在一個夏天達到了難于相信的含沙量百分之六十三。
所以黃河經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潰決泛濫，造成大量生命與财産損失的可能。
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間和枯水期間幅度的變化又大，更使潛在的危機經常惡化。
按理說來，有一個最好坐落于上遊的中央集權，又有威望動員所有的資源，也能指揮有關的人衆，才可以在黃河經常的威脅之下，給予應有的安全。
當周王不能達成這種任務時，環境上即産生極大的壓力，務使中樞權力再度出現。
所以中國的團結出于自然力量的驅使。
《春秋》中有一段記載，提及公元前六五一年，周王力不能及，齊侯乃召集有關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築有礙鄰國的水利，不在天災時阻礙谷米的流通。
這“葵丘之盟”在約三百五十年後經孟子提及，可是他也指出，盟誓自盟誓，會後各國仍自行其是。
《孟子》一書中提到治水的有十一次之多，可見其重要性。
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責當時人以洪水沖刷鄰國的不道。
我們不難從中看出洪水與黃河暨黃土地帶牽連一貫的關系。
孟子所說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隻有一統，才有安定。
由此看來，地理條件和曆史的發展極有關系，尤其是當我們把地理的範圍放寬，曆史的眼光延長時，更是如此。
上述谷米之流通尤其值得考慮。
中國地區的降雨量極有季候性，大緻全年雨量的百分之八十出現于夏季三個月内，在此時期風向改變。
并且中國的季節風所帶來之雨與旋風有關，從菲律賓海吹來含著濕氣的熱風需要由西向東及東北之低壓圈将之升高才能冷凝為雨。
于是以百萬千萬計之衆生常因這兩種變數之适時遭遇與否而影響到他們的生計。
如果這兩種氣流不斷的在某一地區上空碰頭，當地可能雷雨為災，而且有洪水之患。
反之，假使它們一再的避開另一地區，當地又必幹旱。
前人缺乏這種氣象的知識，隻在曆史書裡提及六歲必有災荒，十二年必有大饑馑。
其實在一九一一年民國成立前之二千一百一十七年内，共有水災一千六百二十一次和旱災一千三百九十二次，其嚴重經過官方提出。
亦即無間斷的平均每年有災荒一點三九二次。
在《春秋》裡經常有鄰國的軍隊越界奪取收成的記載。
饑荒時拒絕糧食之接濟尤其可以成為戰争的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