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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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内有食貨志十二篇。
雖然内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六篇已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注，構成了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線索。
迄今我最大的困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适切而又不浮誇“參考書目”。
如果要廣泛的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的基本著作也應舍棄不提。
總之，既為一種大曆史，又因綜合歸納而成，則自作者束發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文件均有影響，旁及于文理哲學報紙雜志。
一九八○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了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
當中若幹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亘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後不同，“五胡十六國”之種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亦是前後反複，我在稿中隻介紹此為一種觀念或一種現象，因為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财政，知道很多技術上之變數在長期曆史上之衍進無決定性之影響，不願以之煩勞我的讀者。
反之則袁紹一家父祖經曆、黃巢行軍路線，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瑣屑之處也代表一種罕有的現象，則又據實寫出。
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像，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
有了這樣的剪裁，我才能騰出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與内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閑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傳”。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産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在綜叙背景時我稱唐宋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
雖然這線索擺在很多小故事之後，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
我剛将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博士（私人方面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台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後中國再無有效的稅收制度打開局面。
可見得他們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識，所以一經說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一位書評者在報刊裡寫出：不論我寫的曆史是否談及古今中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年之前尼克森講到他見毛澤東時，他恭維毛：“主席，你寫了幾本小冊子，竟使整個中國改觀。
” 毛立即抗議：“我怎麼能使中國改觀，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裡的地方，這邊那裡稍微扭轉一下罷了！”
雖然内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六篇已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注，構成了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線索。
迄今我最大的困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适切而又不浮誇“參考書目”。
如果要廣泛的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的基本著作也應舍棄不提。
總之，既為一種大曆史，又因綜合歸納而成，則自作者束發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文件均有影響，旁及于文理哲學報紙雜志。
一九八○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了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
當中若幹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亘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後不同，“五胡十六國”之種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亦是前後反複，我在稿中隻介紹此為一種觀念或一種現象，因為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财政，知道很多技術上之變數在長期曆史上之衍進無決定性之影響，不願以之煩勞我的讀者。
反之則袁紹一家父祖經曆、黃巢行軍路線，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瑣屑之處也代表一種罕有的現象，則又據實寫出。
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像，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
有了這樣的剪裁，我才能騰出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與内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閑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傳”。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産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在綜叙背景時我稱唐宋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
雖然這線索擺在很多小故事之後，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
我剛将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博士（私人方面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台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後中國再無有效的稅收制度打開局面。
可見得他們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識，所以一經說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一位書評者在報刊裡寫出：不論我寫的曆史是否談及古今中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年之前尼克森講到他見毛澤東時，他恭維毛：“主席，你寫了幾本小冊子，竟使整個中國改觀。
” 毛立即抗議：“我怎麼能使中國改觀，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裡的地方，這邊那裡稍微扭轉一下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