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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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亦是前後反複，我在稿中隻介紹此為一種觀念或一種現象，因為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财政，知道很多技術上之變數在長期曆史上之衍進無決定性之影響，不願以之煩勞我的讀者。
反之則袁紹一家父祖經曆、黃巢行軍路線，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瑣屑之處也代表一種罕有的現象，則又據實寫出。
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像，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
有了這樣的剪裁，我才能騰出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與内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閑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傳”。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産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在綜叙背景時我稱唐宋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
雖然這線索擺在很多小故事之後，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
我剛将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博士（私人方面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台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後中國再無有效的稅收制度打開局面。
可見得他們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識，所以一經說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一位書評者在報刊裡寫出：不論我寫的曆史是否談及古今中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年之前尼克森講到他見毛澤東時，他恭維毛：“主席，你寫了幾本小冊子，竟使整個中國改觀。
” 毛立即抗議：“我怎麼能使中國改觀，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裡的地方，這邊那裡稍微扭轉一下罷了！” 毛澤東猶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國改變？況且曆史從業員的工作隻是報導已經發生的情事之前因後果，不及于籌劃未來，事實倒是這樣的：我剛将《中國大曆史》整頓組織就緒，時值一九八一年間，正不知如何收篇，而鄧小平、胡耀邦與趙紫陽（我稱他們為XYZ領導集團，取各人名字中之首一字母）正在提倡“摸石頭過河”，關于他們改革的新聞，經常在美國報紙雜志裡出現。
這種趨勢和征象與我私下想像中國曆史和西洋文化彙合，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之體系，逐漸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諸條件符合。
這種種條件不由我創意，而源于英國研究十七世紀的專家克拉克（SirGeorgeN.Clark），他認為英國在光榮革命後進入這境界。
将一個農業國家蛻變而為一個工商業國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個隐喻：有等于一隻走獸蛻化而為飛禽。
以英國的農業基礎、社會習慣和法規傳統而能使銀行開設于鄉鎮之間，土地能随意典買抵當，各地創建付費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動，十七世紀之前已是不可思議。
隻因為日子久了，我們以為英國曆來如此。
想像不到要将這樣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城市國家那樣的處理，以貨币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奮鬥。
本書有十頁左右的篇幅介紹西歐國家進入這境界的程序。
中國是否已進入這境界，讀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國應稱目下的體制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我主張讓摩登學究去争辯。
話說回頭，一九八○年代最初的幾年，我雖有以上的愚見，還不敢申張，直到大陸上“承包到戶”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社不複成為生産的單位，情勢确是不能逆轉，才将本書結論作較肯定的說法寫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幾十年的籌謀思慮，那也就不能說我和出版者沒有慎重将事了。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曆史”？ 中國過去一百五十年内經過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十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
本書作者不是哥倫布，他沒有發現新大陸。
可是他像一個普通船員一樣随著哥倫布航行四次，親曆牙買加、宏都拉斯諸地，回到西班牙，說及确有一個新大陸的存在，聽的人還說他在胡講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耐煩了。
黃仁宇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八日紐普茲
反之則袁紹一家父祖經曆、黃巢行軍路線，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瑣屑之處也代表一種罕有的現象，則又據實寫出。
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像，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
有了這樣的剪裁，我才能騰出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與内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閑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傳”。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産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在綜叙背景時我稱唐宋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
雖然這線索擺在很多小故事之後，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
我剛将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博士（私人方面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台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後中國再無有效的稅收制度打開局面。
可見得他們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識，所以一經說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一位書評者在報刊裡寫出：不論我寫的曆史是否談及古今中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年之前尼克森講到他見毛澤東時，他恭維毛：“主席，你寫了幾本小冊子，竟使整個中國改觀。
” 毛立即抗議：“我怎麼能使中國改觀，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裡的地方，這邊那裡稍微扭轉一下罷了！” 毛澤東猶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國改變？況且曆史從業員的工作隻是報導已經發生的情事之前因後果，不及于籌劃未來，事實倒是這樣的：我剛将《中國大曆史》整頓組織就緒，時值一九八一年間，正不知如何收篇，而鄧小平、胡耀邦與趙紫陽（我稱他們為XYZ領導集團，取各人名字中之首一字母）正在提倡“摸石頭過河”，關于他們改革的新聞，經常在美國報紙雜志裡出現。
這種趨勢和征象與我私下想像中國曆史和西洋文化彙合，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之體系，逐漸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諸條件符合。
這種種條件不由我創意，而源于英國研究十七世紀的專家克拉克（SirGeorgeN.Clark），他認為英國在光榮革命後進入這境界。
将一個農業國家蛻變而為一個工商業國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個隐喻：有等于一隻走獸蛻化而為飛禽。
以英國的農業基礎、社會習慣和法規傳統而能使銀行開設于鄉鎮之間，土地能随意典買抵當，各地創建付費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動，十七世紀之前已是不可思議。
隻因為日子久了，我們以為英國曆來如此。
想像不到要将這樣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城市國家那樣的處理，以貨币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奮鬥。
本書有十頁左右的篇幅介紹西歐國家進入這境界的程序。
中國是否已進入這境界，讀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國應稱目下的體制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我主張讓摩登學究去争辯。
話說回頭，一九八○年代最初的幾年，我雖有以上的愚見，還不敢申張，直到大陸上“承包到戶”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社不複成為生産的單位，情勢确是不能逆轉，才将本書結論作較肯定的說法寫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幾十年的籌謀思慮，那也就不能說我和出版者沒有慎重将事了。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曆史”？ 中國過去一百五十年内經過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十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
本書作者不是哥倫布，他沒有發現新大陸。
可是他像一個普通船員一樣随著哥倫布航行四次，親曆牙買加、宏都拉斯諸地，回到西班牙，說及确有一個新大陸的存在，聽的人還說他在胡講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耐煩了。
黃仁宇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八日紐普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