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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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這些群衆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曆史之轉折點了。
一九七○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财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
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他書刊裡叙及。
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
他重分析，我主張綜合；他堅持以二十年為研究的範圍，我動辄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
後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财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國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财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志三十九種，内中無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标準名詞，有如“裡甲”、“均徭”、“驿傳”與“民壯”。
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一眼看出當中毫無體系，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可以斥之為官僚制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為腐化。
可是經過一段綜合之後，所見又不同了。
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面包括著一種中央體制，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内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系囫囵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國一緻，實際當中則萬别千差。
因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持二百七十六年。
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産生一種負面作用：此體系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制造一種人為的平衡。
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
所以曆史學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後我作《萬曆十五年》時注重官僚系統裡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内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大緻得益于研究明代财政與稅收之心得。
一九七二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于《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
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确是如此。
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裡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腦内，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向來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線的途徑大步跨線而去，使我緊随在後也隻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讨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為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複興，成立民族國家，進行資本主
一九七○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财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
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他書刊裡叙及。
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
他重分析，我主張綜合；他堅持以二十年為研究的範圍，我動辄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
後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财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國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财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志三十九種，内中無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标準名詞，有如“裡甲”、“均徭”、“驿傳”與“民壯”。
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一眼看出當中毫無體系，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可以斥之為官僚制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為腐化。
可是經過一段綜合之後，所見又不同了。
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面包括著一種中央體制，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内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系囫囵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國一緻，實際當中則萬别千差。
因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持二百七十六年。
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産生一種負面作用：此體系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制造一種人為的平衡。
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
所以曆史學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後我作《萬曆十五年》時注重官僚系統裡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内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大緻得益于研究明代财政與稅收之心得。
一九七二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于《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
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确是如此。
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裡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腦内，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向來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線的途徑大步跨線而去，使我緊随在後也隻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讨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為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複興，成立民族國家，進行資本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