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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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級文官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内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大緻得益于研究明代财政與稅收之心得。
一九七二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于《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
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确是如此。
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裡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腦内，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向來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線的途徑大步跨線而去，使我緊随在後也隻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讨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為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複興，成立民族國家，進行資本主義是一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
”那麼就有一種歸納重于分析的趨向了。
他又和我說起：“即算陰陽五行，大家都認為是假科學。
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了。
我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麼地方。
”我和李公相處一年，以後又在一九七四、十九七五和一九七八年重去劍橋。
我受他啟發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後想來，我寫《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采用一種綜合的幅面，不随著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設計已肇始于一九七○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閑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一九七○年代的後期，我已将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現有布局。
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
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
以北京中華書局所出标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七萬六千馀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心每日讀五十頁，也要四五年，并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系。
《資治通鑒》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隻是将分列在本紀、列傳、志各處的節目再加以不見于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于支持傳統社會的價值。
《資治通鑒》英譯為ComprehensiveMirrorforAidInGovernment，再直譯回來即是：“用以資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而司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漩渦，他的觀念免不了一個曆史“應當如是”演進的偏見，而不及于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系。
我已經疊次在各處發表，我寫的曆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曆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讨曆史。
這并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内涵，不如過去農業社會裡人與人之關系為單元，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紀而不變，放大眼光說來，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于歐洲文藝複興前之标準，尚未進入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鑒》等基本資料，也仍借重過去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谷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
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萬。
我自己了解現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
一九六○年間我曾在教書之馀讀過《明實錄》一遍。
全書一百三十三冊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
至于本書特出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内之《食貨志》。
二十四史内有食貨志十二篇。
雖然内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六篇已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注，構成了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線索。
迄今我最大的困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适切而又不浮誇“參考書目”。
如果要廣泛的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的基本著作也應舍棄不提。
總之，既為一種大曆史，又因綜合歸納而成，則自作者束發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文件均有影響，旁及于文理哲學報紙雜志。
一九八○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了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
當中若幹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亘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後不同，“五胡十六國”之
一九七二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于《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
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确是如此。
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裡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腦内，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向來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線的途徑大步跨線而去，使我緊随在後也隻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讨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為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複興，成立民族國家，進行資本主義是一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
”那麼就有一種歸納重于分析的趨向了。
他又和我說起：“即算陰陽五行，大家都認為是假科學。
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了。
我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麼地方。
”我和李公相處一年，以後又在一九七四、十九七五和一九七八年重去劍橋。
我受他啟發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後想來，我寫《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采用一種綜合的幅面，不随著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設計已肇始于一九七○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閑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一九七○年代的後期，我已将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現有布局。
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
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
以北京中華書局所出标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七萬六千馀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心每日讀五十頁，也要四五年，并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系。
《資治通鑒》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隻是将分列在本紀、列傳、志各處的節目再加以不見于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于支持傳統社會的價值。
《資治通鑒》英譯為ComprehensiveMirrorforAidInGovernment，再直譯回來即是：“用以資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而司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漩渦，他的觀念免不了一個曆史“應當如是”演進的偏見，而不及于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系。
我已經疊次在各處發表，我寫的曆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曆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讨曆史。
這并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内涵，不如過去農業社會裡人與人之關系為單元，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紀而不變，放大眼光說來，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于歐洲文藝複興前之标準，尚未進入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鑒》等基本資料，也仍借重過去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谷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
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萬。
我自己了解現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
一九六○年間我曾在教書之馀讀過《明實錄》一遍。
全書一百三十三冊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
至于本書特出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内之《食貨志》。
二十四史内有食貨志十二篇。
雖然内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六篇已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注，構成了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線索。
迄今我最大的困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适切而又不浮誇“參考書目”。
如果要廣泛的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的基本著作也應舍棄不提。
總之，既為一種大曆史，又因綜合歸納而成，則自作者束發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文件均有影響，旁及于文理哲學報紙雜志。
一九八○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了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
當中若幹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亘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後不同，“五胡十六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