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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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倍，而且再也沒法從德國進貨的時候才賣掉。
有了這筆資金，我又開始投資棉花和黃金。
服裝行所有的人當中，隻有我賺了錢，别人都沒賺到。
有一年，有個人稱宋太太的女士對我做的每筆生意如法炮制。
她每天早上都來我家，我打電話給我的買賣中間人，她也跟着打電話給她的買賣中間人。
她現在住在香港，總是來信告訴我，她最高興的日子，就是和我在一起的那一年。
那些年間我最壞的遭遇，發生在1937年夏天日本人入侵上海的時候。
當時女子銀行差點兒倒閉。
那是一段可怕的日子，街上盡是逃出城的人潮。
好多顧客跑來銀行，我的現金準備短缺，不得不請求大一點兒的銀行接受我們銀行那棟建築的所有權狀，作為現金預支的抵押品。
接着就有個顧客跑進服裝行找我，要提光我才想盡辦法為銀行保住的四千元。
我就走到後面找經理說：“如果這個人把四千元都提光的話，明天銀行就開不成了。
我們的銀行會關門大吉。
所以我想提議為他擔保這筆錢。
你能不能替我作保？我們放在保險押金箱裡的錢夠不夠？” 經理向我保證，如果銀行關閉的話，他會先把我那四千元留起來。
我就叫他把這句話寫下來，然後走到那顧客面前，問他願不願意考慮接受擔保。
雖然我們是女子銀行，可是這位顧客是位男士。
他說：“如果是你張幼儀告訴我，你擔保這筆錢，那我相信你。
我不相信别人的話，可是你講的話我信。
” 于是，我們寫了張契約，說明我在六個月内連同利息把這筆錢給他。
我以這個方法解救了銀行。
接下來那半年，我一直親自帶着那張保證書。
萬一我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希望發現我的人知道，我對這位顧客有責任。
我兒子阿歡1939年的時候滿二十一歲。
自從我由德國返國以後，我一直監督他的學業，而且看到他跟他父親和舅舅們一樣中學與西學兼備。
我不希望他在完成學業以前結婚。
他滿二十一歲的時候，我問他有興趣娶誰做太太。
我想幫他找個合适人選，免得像我一樣，過着完全暗無天日的婚姻生活。
他跟我說：“我隻對漂亮姑娘感興趣。
” 他為什麼這麼回答，我不明白。
他說這話的時候，我想起了他父親。
我一直覺得他父親要的，是個比我更女性化、更有魅力的女人。
不過，我從麻将朋友那兒聽說了一個年齡與他相仿的漂亮小姐，就請她和她母親吃晚飯。
阿歡看看她，和她說了幾句話，就喜歡上她了。
那年，他們完成了終身大事，婚禮上有一千位來賓到場祝賀。
後來他們的日子一帆風順。
小兩口1947年移民後，一直住在美國。
我有了四個孫子，甚至還有個曾孫。
起先我很擔心我兒媳婦，那個時候我們住在一起。
我不希望她在婚姻方面遇到和我一樣的麻煩，所以供她同時上英、法、德、中等國的文學課程。
這麼一來，她不隻能夠滿足阿歡的審美眼光，也可以滿足他的知識品味。
我是1949年4月離開上海的，剛好是在共産黨進入上海前一個月。
每天，我都會注意登在報紙頭版的共産黨節節推進形勢圖。
我們離開的時候，中國内地的法律和秩序蕩然無存，人人能做的就是逃跑。
我極其幸運地在飛機上得到一個位子。
在飛往香港的班機上，我們還得當心轟炸機。
除了大哥、七弟、大姐和三妹以外，張家所有兄弟姐妹都離開了中國大陸。
我們選擇不跟國民黨領導人到台灣，而嘗試在西方為自己找到安身之地；最後大半手足都落腳美國。
可是在這以前，我們散布世界各地：四哥先去澳大利亞；二哥先到香港，再到印度；八弟先往日本，再赴巴西。
這三個兄弟最後都選擇加州作為他們的家。
四妹和我在香港住過一陣以後，先後來到紐約。
她1956年來，我1974年來。
我1953年嫁給一位蘇醫生。
他住在我香港家裡的樓下，有四個十來歲的小孩。
我是通過朋友的關系認識他的，他向我求婚的時候，我心裡想：要是這婚姻行不通的話，對我們兩人來說都是件很糟糕的事。
他也離過婚，我想他太太已經改嫁了。
于是我寫信給我哥哥，因為我什麼事都征求他們的意見。
我也征詢了我兒子的看法，因為我是個寡婦，理應聽我兒子的話。
四哥從澳洲寫信來說：“讓我考慮考慮。
” 二哥也決定不了我該不該再嫁，我今天會接到說“好”的電報，明天又會接到說“不好”的電報。
我哥哥太愛我了，他們不希望看到我再受傷害。
而且，中國人有種想法，認為一個孀居的女人不應該再婚，因為這會讓娘家失面子。
可是徐志摩早在他遇難前就和我離婚了，所以我覺得假如我再婚的話，并不會讓家人蒙羞。
一直告訴我要重視自己内在感受的二哥，後來來信說： 兄不才，三十年來，對妹孀居守節，課子青燈，未克稍竭綿薄。
今老矣，&hellip&hellip此名教事，兄安
有了這筆資金，我又開始投資棉花和黃金。
服裝行所有的人當中，隻有我賺了錢，别人都沒賺到。
有一年，有個人稱宋太太的女士對我做的每筆生意如法炮制。
她每天早上都來我家，我打電話給我的買賣中間人，她也跟着打電話給她的買賣中間人。
她現在住在香港，總是來信告訴我，她最高興的日子，就是和我在一起的那一年。
那些年間我最壞的遭遇，發生在1937年夏天日本人入侵上海的時候。
當時女子銀行差點兒倒閉。
那是一段可怕的日子，街上盡是逃出城的人潮。
好多顧客跑來銀行，我的現金準備短缺，不得不請求大一點兒的銀行接受我們銀行那棟建築的所有權狀，作為現金預支的抵押品。
接着就有個顧客跑進服裝行找我，要提光我才想盡辦法為銀行保住的四千元。
我就走到後面找經理說：“如果這個人把四千元都提光的話，明天銀行就開不成了。
我們的銀行會關門大吉。
所以我想提議為他擔保這筆錢。
你能不能替我作保？我們放在保險押金箱裡的錢夠不夠？” 經理向我保證，如果銀行關閉的話，他會先把我那四千元留起來。
我就叫他把這句話寫下來，然後走到那顧客面前，問他願不願意考慮接受擔保。
雖然我們是女子銀行，可是這位顧客是位男士。
他說：“如果是你張幼儀告訴我，你擔保這筆錢，那我相信你。
我不相信别人的話，可是你講的話我信。
” 于是，我們寫了張契約，說明我在六個月内連同利息把這筆錢給他。
我以這個方法解救了銀行。
接下來那半年，我一直親自帶着那張保證書。
萬一我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希望發現我的人知道，我對這位顧客有責任。
我兒子阿歡1939年的時候滿二十一歲。
自從我由德國返國以後，我一直監督他的學業，而且看到他跟他父親和舅舅們一樣中學與西學兼備。
我不希望他在完成學業以前結婚。
他滿二十一歲的時候，我問他有興趣娶誰做太太。
我想幫他找個合适人選，免得像我一樣，過着完全暗無天日的婚姻生活。
他跟我說：“我隻對漂亮姑娘感興趣。
” 他為什麼這麼回答，我不明白。
他說這話的時候，我想起了他父親。
我一直覺得他父親要的，是個比我更女性化、更有魅力的女人。
不過，我從麻将朋友那兒聽說了一個年齡與他相仿的漂亮小姐，就請她和她母親吃晚飯。
阿歡看看她，和她說了幾句話，就喜歡上她了。
那年，他們完成了終身大事，婚禮上有一千位來賓到場祝賀。
後來他們的日子一帆風順。
小兩口1947年移民後，一直住在美國。
我有了四個孫子，甚至還有個曾孫。
起先我很擔心我兒媳婦，那個時候我們住在一起。
我不希望她在婚姻方面遇到和我一樣的麻煩，所以供她同時上英、法、德、中等國的文學課程。
這麼一來，她不隻能夠滿足阿歡的審美眼光，也可以滿足他的知識品味。
我是1949年4月離開上海的，剛好是在共産黨進入上海前一個月。
每天，我都會注意登在報紙頭版的共産黨節節推進形勢圖。
我們離開的時候，中國内地的法律和秩序蕩然無存，人人能做的就是逃跑。
我極其幸運地在飛機上得到一個位子。
在飛往香港的班機上，我們還得當心轟炸機。
除了大哥、七弟、大姐和三妹以外，張家所有兄弟姐妹都離開了中國大陸。
我們選擇不跟國民黨領導人到台灣，而嘗試在西方為自己找到安身之地；最後大半手足都落腳美國。
可是在這以前，我們散布世界各地：四哥先去澳大利亞；二哥先到香港，再到印度；八弟先往日本，再赴巴西。
這三個兄弟最後都選擇加州作為他們的家。
四妹和我在香港住過一陣以後，先後來到紐約。
她1956年來，我1974年來。
我1953年嫁給一位蘇醫生。
他住在我香港家裡的樓下，有四個十來歲的小孩。
我是通過朋友的關系認識他的，他向我求婚的時候，我心裡想：要是這婚姻行不通的話，對我們兩人來說都是件很糟糕的事。
他也離過婚，我想他太太已經改嫁了。
于是我寫信給我哥哥，因為我什麼事都征求他們的意見。
我也征詢了我兒子的看法，因為我是個寡婦，理應聽我兒子的話。
四哥從澳洲寫信來說：“讓我考慮考慮。
” 二哥也決定不了我該不該再嫁，我今天會接到說“好”的電報，明天又會接到說“不好”的電報。
我哥哥太愛我了，他們不希望看到我再受傷害。
而且，中國人有種想法，認為一個孀居的女人不應該再婚，因為這會讓娘家失面子。
可是徐志摩早在他遇難前就和我離婚了，所以我覺得假如我再婚的話，并不會讓家人蒙羞。
一直告訴我要重視自己内在感受的二哥，後來來信說： 兄不才，三十年來，對妹孀居守節，課子青燈，未克稍竭綿薄。
今老矣，&hellip&hellip此名教事，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