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尴尬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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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幼儀沒向我承認，但我猜想徐家這麼需要她，讓她以這麼重要的地位回國，使她有受寵若驚之感。
她對徐志摩新婦陸小曼的态度，似乎不如對林徽因那樣激烈，我為此感到欣慰。
當幼儀說她覺得自己不如陸小曼有學問、沒喝過那麼多墨水的時候，我理解她的意思。
幼儀表達自我的方式是行動勝過語言，而且似乎是以不及徐志摩和陸小曼那麼在乎自我的态度度過一生。
她說她在德國那段日子一直都寫日記，可是在徐志摩和陸小曼于1927年出版他們的日記時，她将自己的日記付之一炬。
她不想讓她的日記落到任何人手上，再和徐陸二人的日記一起出版。
陸小曼的日記似乎非常能激發我的熱情。
如果我是徐志摩，我也會覺得，我真的可以用自己的愛點燃這女人的情苗，從而改變中國。
既是浪漫詩人和泰戈爾的翻譯人，又是陸小曼的熱情追求者，徐志摩成為舉國皆知的名流。
他的作品從歌頌哈代（ThomasHardy）和曼殊斐兒（KatherineMansfield）等作家的文章，到介紹文藝發展的散文，都擁有廣大的讀者群。
同時代的浪漫詩人郁達夫在大約十年後，曾為文評論徐志摩和陸小曼之間禁忌的愛情： 忠厚柔豔如小曼，熱烈誠摯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發放火花，燒成一片了，那裡還顧得到綱常倫教？更那裡還顧得到宗法家風？當這事情正在北京的交際社會裡成話柄的時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純真與小曼的勇敢，到了無以複加。
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婚禮于1926年10月3日在北京北海公園舉行，由徐志摩的老師梁啟超擔任證婚人。
他在場發表了一席語驚四座的講話，表示他不贊成徐志摩的所作所為，認為他們兩人從事的是不道德的勾當。
梁公說他和别人曾經嘗試勸告徐志摩不要舉行婚禮，但終告無效。
“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後務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hellip&hellip”梁啟超如此訓誡徐志摩。
他話講到一半，徐志摩便起身對梁啟超說：“請老師不要再講下去，顧全弟子一點兒面子吧！” 我爺爺，也就是幼儀的八弟，參加過這場婚禮，而且在1984年到康涅狄格我爸媽家的時候，跟我提過這件事。
他告訴我，徐志摩事先就已經知道梁啟超會在婚禮上批評他。
“那徐志摩幹嗎還讓梁啟超緻辭？”我問。
爺爺說：“第一，他讓梁啟超那樣抒發己見，是給他面子。
” 我同意這點。
爺爺又表示：“其次，這是給張家面子。
” 我就說我懷疑徐志摩考慮過這點。
事實上，我認為徐志摩讓梁啟超講話的主要理由，是想彰顯他自己反對舊禮俗的行為本質。
爺爺聽了似乎對我頗為惱怒，他說我對徐志摩不夠尊重，我應該試着深入了解他，因為徐志摩以他的才華帶給張家人極大的光榮。
我自己也因為爺爺對徐志摩佩服得五體投地而頗感氣憤，他欣賞徐志摩的程度似乎大過欣賞自己的姐姐。
爺爺到美國東部探訪的時候，和我們一起住在康涅狄格家中。
幼儀待在我們家的時候向來都很自在，可是一有爺爺在場，就顯得不自然又拘謹，說起話來帶着尖銳而且比平常用力的噪聲，好像擔心爺爺會質疑或譏笑她的權威似的。
而事實上，爺爺的确有把她的意見看得微不足道的傾向。
我覺得他們的處世風格有極大的沖突，爺爺平時那種幽默、愛說笑的态度（張家每個人都說這點最像徐志摩的個性），似乎被幼儀那正經八百的态度給壓了下去。
我敢說，這正是徐志摩和幼儀相處的時候經常發生的情況。
1985年，爺爺臨終之前，告誡我在研究和寫作之時要“對徐志摩仁慈一點兒”，而且要求在他的喪禮中朗誦一首徐志摩的詩。
從我突然離開北京回上海給媽媽送終，一直到追悼爸爸的最後一天，已經過了将近五個月的時間。
離開北京這麼久，我取消了房子的租約，又把阿歡轉到上海的學校。
喪禮過後，我決定還是不要給小孩轉學比較好。
雖然我想留在上海，可是我負擔不起上海的生活費。
張家全家的經濟負擔現在都落在四哥身上，他同意我的看法，認為我和弟妹繼續住上海家裡的話費用太高了。
其實他一直在替爸爸媽媽付房租，可是喪禮的開銷讓他破費了，所以他想放棄租約。
當時我每個月還能從徐家收到二百元，我就告訴四哥，我可以帶着弟妹住到鄉下；他也同意。
于是四妹、八弟、阿歡和我搬到離上海半個鐘頭火車車程的一個小鎮，由我支付房租和夥食錢。
四妹有住在城裡的大姐和大姐夫給她零用錢，他們偶爾也會叫她過去住住。
當時二十四歲的八弟，在一家銀行找到第一份差事，每天和阿歡一起乘車往返。
那時候四哥和四嫂住在城裡，在一個外國租界裡面有棟迷人的房子；大家都認為很有聲望的中國人才會住那兒。
四哥當時是中國銀行總經理，還沒當上總裁。
四哥告訴我，有天晚上很晚的時候，媽媽的靈魂出現在他的卧房。
她飄浮在他頭上
她對徐志摩新婦陸小曼的态度，似乎不如對林徽因那樣激烈，我為此感到欣慰。
當幼儀說她覺得自己不如陸小曼有學問、沒喝過那麼多墨水的時候，我理解她的意思。
幼儀表達自我的方式是行動勝過語言，而且似乎是以不及徐志摩和陸小曼那麼在乎自我的态度度過一生。
她說她在德國那段日子一直都寫日記，可是在徐志摩和陸小曼于1927年出版他們的日記時，她将自己的日記付之一炬。
她不想讓她的日記落到任何人手上，再和徐陸二人的日記一起出版。
陸小曼的日記似乎非常能激發我的熱情。
如果我是徐志摩，我也會覺得，我真的可以用自己的愛點燃這女人的情苗，從而改變中國。
既是浪漫詩人和泰戈爾的翻譯人，又是陸小曼的熱情追求者，徐志摩成為舉國皆知的名流。
他的作品從歌頌哈代（ThomasHardy）和曼殊斐兒（KatherineMansfield）等作家的文章，到介紹文藝發展的散文，都擁有廣大的讀者群。
同時代的浪漫詩人郁達夫在大約十年後，曾為文評論徐志摩和陸小曼之間禁忌的愛情： 忠厚柔豔如小曼，熱烈誠摯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發放火花，燒成一片了，那裡還顧得到綱常倫教？更那裡還顧得到宗法家風？當這事情正在北京的交際社會裡成話柄的時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純真與小曼的勇敢，到了無以複加。
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婚禮于1926年10月3日在北京北海公園舉行，由徐志摩的老師梁啟超擔任證婚人。
他在場發表了一席語驚四座的講話，表示他不贊成徐志摩的所作所為，認為他們兩人從事的是不道德的勾當。
梁公說他和别人曾經嘗試勸告徐志摩不要舉行婚禮，但終告無效。
“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後務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hellip&hellip”梁啟超如此訓誡徐志摩。
他話講到一半，徐志摩便起身對梁啟超說：“請老師不要再講下去，顧全弟子一點兒面子吧！” 我爺爺，也就是幼儀的八弟，參加過這場婚禮，而且在1984年到康涅狄格我爸媽家的時候，跟我提過這件事。
他告訴我，徐志摩事先就已經知道梁啟超會在婚禮上批評他。
“那徐志摩幹嗎還讓梁啟超緻辭？”我問。
爺爺說：“第一，他讓梁啟超那樣抒發己見，是給他面子。
” 我同意這點。
爺爺又表示：“其次，這是給張家面子。
” 我就說我懷疑徐志摩考慮過這點。
事實上，我認為徐志摩讓梁啟超講話的主要理由，是想彰顯他自己反對舊禮俗的行為本質。
爺爺聽了似乎對我頗為惱怒，他說我對徐志摩不夠尊重，我應該試着深入了解他，因為徐志摩以他的才華帶給張家人極大的光榮。
我自己也因為爺爺對徐志摩佩服得五體投地而頗感氣憤，他欣賞徐志摩的程度似乎大過欣賞自己的姐姐。
爺爺到美國東部探訪的時候，和我們一起住在康涅狄格家中。
幼儀待在我們家的時候向來都很自在，可是一有爺爺在場，就顯得不自然又拘謹，說起話來帶着尖銳而且比平常用力的噪聲，好像擔心爺爺會質疑或譏笑她的權威似的。
而事實上，爺爺的确有把她的意見看得微不足道的傾向。
我覺得他們的處世風格有極大的沖突，爺爺平時那種幽默、愛說笑的态度（張家每個人都說這點最像徐志摩的個性），似乎被幼儀那正經八百的态度給壓了下去。
我敢說，這正是徐志摩和幼儀相處的時候經常發生的情況。
1985年，爺爺臨終之前，告誡我在研究和寫作之時要“對徐志摩仁慈一點兒”，而且要求在他的喪禮中朗誦一首徐志摩的詩。
從我突然離開北京回上海給媽媽送終，一直到追悼爸爸的最後一天，已經過了将近五個月的時間。
離開北京這麼久，我取消了房子的租約，又把阿歡轉到上海的學校。
喪禮過後，我決定還是不要給小孩轉學比較好。
雖然我想留在上海，可是我負擔不起上海的生活費。
張家全家的經濟負擔現在都落在四哥身上，他同意我的看法，認為我和弟妹繼續住上海家裡的話費用太高了。
其實他一直在替爸爸媽媽付房租，可是喪禮的開銷讓他破費了，所以他想放棄租約。
當時我每個月還能從徐家收到二百元，我就告訴四哥，我可以帶着弟妹住到鄉下；他也同意。
于是四妹、八弟、阿歡和我搬到離上海半個鐘頭火車車程的一個小鎮，由我支付房租和夥食錢。
四妹有住在城裡的大姐和大姐夫給她零用錢，他們偶爾也會叫她過去住住。
當時二十四歲的八弟，在一家銀行找到第一份差事，每天和阿歡一起乘車往返。
那時候四哥和四嫂住在城裡，在一個外國租界裡面有棟迷人的房子；大家都認為很有聲望的中國人才會住那兒。
四哥當時是中國銀行總經理，還沒當上總裁。
四哥告訴我，有天晚上很晚的時候，媽媽的靈魂出現在他的卧房。
她飄浮在他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