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詩人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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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的那個女子。
我盡心侍奉過他們，又給他們生了兩個孫子；我已經做了我該做的一切。
徐志摩公然違抗他們的安排，讓他們震驚、憤怒、難堪又傷心。
可是我沒辦法跟公婆解釋徐志摩的居心，也說不清楚我并沒有抛下他們。
最後我說：“我不能回去，我會覺得别扭。
” 彼得滿周歲不久就開始發病，他腹瀉得厲害，呼吸也困難。
朵拉和我帶他去看人家推薦的海斯醫生（Dr.Hess）。
起先，他查不出彼得的毛病。
可是，1923年的春天，彼得一歲半的時候，海斯醫生和其他大夫發現他小腸裡有條寄生蟲，他們說彼得是從不新鮮的牛奶裡感染的。
它的位置正好在腸子和皮膚中間，所以沒辦法抓出來。
海斯醫生建議我們去瑞士一家診所就診，可是他告訴我醫藥費十分昂貴，而且不敢保證一定醫得好。
中國人認為腸子是憐憫與慈愛所在的部位，所以像彼得這麼可愛的孩子在這部位染上疾病是很悲哀的事。
可能是因為我沒喂他吃母乳，他才生病的，這點我沒把握。
于是我寫信給老爺和老太太，把醫生的診斷告訴他們，請求他們幫我做決定。
老爺和老太太回信說他們也無可奈何，他們的錢不夠送彼得到瑞士醫病。
我公婆是非常有錢的人，所以我始終不明白這件事。
說不定老爺在軍閥割據中國的情況下賠了錢，這我不得而知。
要是他們見過彼得，說不定事情會有轉機；但他是我的孩子，是一個再也不能親眼看看中國的西方孩子。
到了1924年的冬天，彼得白天晚上都睡不安甯，看到自己的孩子這麼痛苦，真把我吓壞了。
他不用力就沒辦法呼吸。
為了安撫他，我們放留聲機給他聽，一直放到同樣的曲子在我耳邊回蕩不已，鄰居也來抱怨夜裡太吵了為止。
他先是吃不下肉，然後吃不下面包，到後來連湯也喝不下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過去，他肚子愈來愈大，愈來愈腫，身體其他部分卻愈來愈瘦。
有天晚上，他已被病痛折磨了好一陣，我聽到他尖叫的聲音，醒了過來。
我以為他做噩夢，就沖到他床邊，發現他清醒得很。
他緊抓着肚皮用德文對我說：“媽咪，彼得痛痛。
” 我們趕緊把他送到兒童醫院，由原先診斷出病因的海斯醫生負責照料。
後來，彼得死于1925年的3月19日，距離他三歲生日不到一個月。
雖然朵拉和我在他大半生中已經知道他難逃一死，可是當事情終于發生的時候，還是感到震驚。
我們幾乎欲哭無淚，更别說行動、飲食了。
我們把彼得火化以後，給他舉行了一場喪禮，大約有三十個人來參加，來者有盧家仁、二哥的幾個朋友、我同班的一些女生，甚至還有一個朵拉和我經常在公園看到的女士。
他們是怎麼聽到彼得的死耗的，我不得而知。
朵拉和我把骨灰壇子留在殡儀館。
在搬到漢堡完成裴斯塔洛齊學院下一階段的學業以後，我重回柏林取回骨灰壇子，再帶着它和我一起回硖石。
喪禮之後那天晚上，我從黑暗中醒來，因為我聽見另外一個房間裡朵拉的哭聲。
她埋頭在枕頭裡哀泣。
當時我才發覺她愛彼得之深與我不相上下，我們三人始終是一家人。
彼得不在了，朵拉就回到維也納娘家。
我們分手以後，我沒再和她通過話，甚至沒寫過信給她。
雖然我德語講得流利順口，可是德文寫得不好，不足以表達我的感受。
不過我收過一封她寫來的信，信裡是一封短箋和一張她家書桌的照片。
起先我覺得她寄給我這麼張照片很奇怪，後來才看到她在所有紀念品當中最顯眼的位置挂着一張彼得的大照片，由此可見朵拉有多愛他。
若幹年後，我已經回到國内，才聽說朵拉去世的噩耗。
彼得死後，她身心俱裂，染上肺炎，從此沒有康複。
我在德國的那個小家庭隻維持了短短的一段時間。
徐志摩在1925年3月26日抵達柏林，離彼得過世的日子正好一星期。
自從離婚以後，我就沒見過他，這時候見面，已經事隔三年。
他神采奕奕，而失去彼得的我，顯得瘦小又虛弱。
自打我們離婚後，徐志摩的好事一件接一件。
他1922年10月就回國了，後來出了一本詩集，擔任過泰戈爾的翻譯，晚近又主編著名刊物《晨報》的副刊。
當然啦，看到徐志摩，我吃了一驚。
他說老太太非常擔心我在彼得死後的情況，所以催他來看我。
我帶他到殡儀館的時候，他緊抓着彼得的骨灰壇子掉眼淚。
我是根據中國習俗要求将彼得遺體在他死後三天内火化的。
要是早知道徐志摩會這麼快就趕到的話，我說不定會等到他看過遺體再說。
原文如此，不确。
《我所知道的康橋》于1926年1月16日和25日分兩次發表于《晨報·副刊》。
&mdash&mdash編者注 詩名為《草上的露珠兒》。
&mdash&mdash譯者注 見《話》，初收散文集《落葉》（北京，北新書局，1926年6月初版）。
&mdash&mdash編者注 此系音譯，英文版作“LuJiaren”。
&mdash&mdash譯者注 徐志摩出版詩集《志摩的詩》、主編《晨報·副刊》均在1925年3月之後。
&mdash&mdash編者注
我盡心侍奉過他們，又給他們生了兩個孫子；我已經做了我該做的一切。
徐志摩公然違抗他們的安排，讓他們震驚、憤怒、難堪又傷心。
可是我沒辦法跟公婆解釋徐志摩的居心，也說不清楚我并沒有抛下他們。
最後我說：“我不能回去，我會覺得别扭。
” 彼得滿周歲不久就開始發病，他腹瀉得厲害，呼吸也困難。
朵拉和我帶他去看人家推薦的海斯醫生（Dr.Hess）。
起先，他查不出彼得的毛病。
可是，1923年的春天，彼得一歲半的時候，海斯醫生和其他大夫發現他小腸裡有條寄生蟲，他們說彼得是從不新鮮的牛奶裡感染的。
它的位置正好在腸子和皮膚中間，所以沒辦法抓出來。
海斯醫生建議我們去瑞士一家診所就診，可是他告訴我醫藥費十分昂貴，而且不敢保證一定醫得好。
中國人認為腸子是憐憫與慈愛所在的部位，所以像彼得這麼可愛的孩子在這部位染上疾病是很悲哀的事。
可能是因為我沒喂他吃母乳，他才生病的，這點我沒把握。
于是我寫信給老爺和老太太，把醫生的診斷告訴他們，請求他們幫我做決定。
老爺和老太太回信說他們也無可奈何，他們的錢不夠送彼得到瑞士醫病。
我公婆是非常有錢的人，所以我始終不明白這件事。
說不定老爺在軍閥割據中國的情況下賠了錢，這我不得而知。
要是他們見過彼得，說不定事情會有轉機；但他是我的孩子，是一個再也不能親眼看看中國的西方孩子。
到了1924年的冬天，彼得白天晚上都睡不安甯，看到自己的孩子這麼痛苦，真把我吓壞了。
他不用力就沒辦法呼吸。
為了安撫他，我們放留聲機給他聽，一直放到同樣的曲子在我耳邊回蕩不已，鄰居也來抱怨夜裡太吵了為止。
他先是吃不下肉，然後吃不下面包，到後來連湯也喝不下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過去，他肚子愈來愈大，愈來愈腫，身體其他部分卻愈來愈瘦。
有天晚上，他已被病痛折磨了好一陣，我聽到他尖叫的聲音，醒了過來。
我以為他做噩夢，就沖到他床邊，發現他清醒得很。
他緊抓着肚皮用德文對我說：“媽咪，彼得痛痛。
” 我們趕緊把他送到兒童醫院，由原先診斷出病因的海斯醫生負責照料。
後來，彼得死于1925年的3月19日，距離他三歲生日不到一個月。
雖然朵拉和我在他大半生中已經知道他難逃一死，可是當事情終于發生的時候，還是感到震驚。
我們幾乎欲哭無淚，更别說行動、飲食了。
我們把彼得火化以後，給他舉行了一場喪禮，大約有三十個人來參加，來者有盧家仁、二哥的幾個朋友、我同班的一些女生，甚至還有一個朵拉和我經常在公園看到的女士。
他們是怎麼聽到彼得的死耗的，我不得而知。
朵拉和我把骨灰壇子留在殡儀館。
在搬到漢堡完成裴斯塔洛齊學院下一階段的學業以後，我重回柏林取回骨灰壇子，再帶着它和我一起回硖石。
喪禮之後那天晚上，我從黑暗中醒來，因為我聽見另外一個房間裡朵拉的哭聲。
她埋頭在枕頭裡哀泣。
當時我才發覺她愛彼得之深與我不相上下，我們三人始終是一家人。
彼得不在了，朵拉就回到維也納娘家。
我們分手以後，我沒再和她通過話，甚至沒寫過信給她。
雖然我德語講得流利順口，可是德文寫得不好，不足以表達我的感受。
不過我收過一封她寫來的信，信裡是一封短箋和一張她家書桌的照片。
起先我覺得她寄給我這麼張照片很奇怪，後來才看到她在所有紀念品當中最顯眼的位置挂着一張彼得的大照片，由此可見朵拉有多愛他。
若幹年後，我已經回到國内，才聽說朵拉去世的噩耗。
彼得死後，她身心俱裂，染上肺炎，從此沒有康複。
我在德國的那個小家庭隻維持了短短的一段時間。
徐志摩在1925年3月26日抵達柏林，離彼得過世的日子正好一星期。
自從離婚以後，我就沒見過他，這時候見面，已經事隔三年。
他神采奕奕，而失去彼得的我，顯得瘦小又虛弱。
自打我們離婚後，徐志摩的好事一件接一件。
他1922年10月就回國了，後來出了一本詩集，擔任過泰戈爾的翻譯，晚近又主編著名刊物《晨報》的副刊。
當然啦，看到徐志摩，我吃了一驚。
他說老太太非常擔心我在彼得死後的情況，所以催他來看我。
我帶他到殡儀館的時候，他緊抓着彼得的骨灰壇子掉眼淚。
我是根據中國習俗要求将彼得遺體在他死後三天内火化的。
要是早知道徐志摩會這麼快就趕到的話，我說不定會等到他看過遺體再說。
原文如此，不确。
《我所知道的康橋》于1926年1月16日和25日分兩次發表于《晨報·副刊》。
&mdash&mdash編者注 詩名為《草上的露珠兒》。
&mdash&mdash譯者注 見《話》，初收散文集《落葉》（北京，北新書局，1926年6月初版）。
&mdash&mdash編者注 此系音譯，英文版作“LuJiaren”。
&mdash&mdash譯者注 徐志摩出版詩集《志摩的詩》、主編《晨報·副刊》均在1925年3月之後。
&mdash&mdash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