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詩人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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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對我的注意，我會覺得自己好像是離婚的罪魁禍首，擡不起頭來，而不會為自己熬了過來覺得自豪；更會因為别人議論我而懊惱，而沒辦法不把他們說的話當一回事。
我忍受過的最糟的情況發生在我坐火車的時候，當時我剛好坐在兩個正談論我的女人對面。
其中一個人說：“張幼儀一定長得很醜，而且思想非常落伍。
” 另外一個人附和說：“要不然徐志摩幹嗎離開她？” 這兩個人并不知道我就坐在她們對面，否則她們早就難堪死了。
當時，我已從德國回國：我心裡有數，她們講的隻是部分事實。
我是1922年在柏林住下的，在這之前的兩年，大柏林地區才剛擴建完成，合并了八個城市、大約五十個鄉村社區，和将近三十個農鎮與村莊。
所以，柏林今天才會變成歐洲大陸最大的工業城，商業、銀行、股票交易重鎮，最重要的鐵路轉接站，以及德國第二大内陸港。
我到柏林那年，全長十八公裡的高速公路（AVUS）剛剛建好，旅館、咖啡屋、百貨公司和餐館也如雨後春筍般林立。
四年以前，德國才剛脫離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家損失慘重，政體從帝國變成共和國。
魏瑪政府倒台，造成馬克迅速貶值，早上可以買件毛皮大衣的錢，到了晚上隻能買條面包。
當時馬克币值低得不得了。
老爺每個月從國内寄給我相當于二百美元的支票，我就把支票兌換成小面額的美元，隻要用一塊美元就可以買很多東西。
老爺的錢供我付房租、菜錢、學費，還有朵拉（她後來變成我最親密的德國朋友）幫我照顧孩子的費用。
朵拉是個四十出頭、為人親切、說話輕柔的女人，也是二哥1913到1915年在柏林大學讀書時期的朋友。
朵拉說她願意幫二哥的忙，與我同住，在我初到德國的時候帶我見識見識柏林。
我不曉得要是沒有她幫忙的話，該怎麼辦。
她幫我找了個德文老師，而且幫我申請到裴斯塔洛齊學院（PestalozziFurberhaus）就讀，這是一所以瑞士教育家裴斯塔洛齊的研究為基礎的師範學院。
我先密集補習了幾個月德文課才開始上學，所以在入學的時候就可以聽得懂大部分内容。
另外，我選擇上幼兒園老師這一級的課，因為這個課要求的語言能力最低。
我在裴斯塔洛齊學院讀的幼兒園老師培訓班大概有五十個女生，因為我要和這些女生長時間一起上課，而且不希望老是得絞盡腦汁編謊話，所以如果她們問起來的話，我就告訴她們我離婚了。
她們聽了，态度都非常友善，從沒說過任何難聽的話。
她們大都沒結過婚，所以一發現我要單獨照顧一個幼子，對我就更友善了。
每天下午四點喝咖啡的時間一到，她們總會過來坐到我旁邊問候我。
裴斯塔洛齊是一位瑞士教育改革家，他信奉的是一種和我幾個兄弟所受的儒家教育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
他認為每個孩子的個性都應該受到尊重，而且兒童是通過以愛心和理解為基礎的訓練來學習，而不是依靠死記硬背。
所以裴斯塔洛齊學派的老師要鼓勵兒童通過本身的感覺經驗來吸收知識，然後根據兒童本身的經驗和觀察來教導他。
我在班上表現很好，做起玩具或是剪起紙型來，手指比其他多數女生要靈巧。
有一天，我們正學着用火柴盒做玩具車，老師在教室喊我名字，示意我到教室前面，然後把他的火柴盒塞進我手裡說：“喏，我不在的時候，你來教她們做。
” 每天早上我去上課的時候，朵拉就照顧我的孩子。
她愈來愈愛他，視如己出，從他出世以後就把他當成德國小男孩教養，所以他隻講德文，隻吃德國菜。
我給他取名叫“彼得”，聽着很像德文裡的“Peter”；而且“得”字是從“德國”的“德”字這個音。
但我們一直叫他“Peter”，因為他是生長在西方的孩子。
朵拉每天買完菜以後，就帶着彼得到提爾公園（Tiergarten）散步。
我下午下課回到家以後，朵拉總會告訴我彼得那天做了哪些妙事，像是對賣面包的人笑啦，對猴子打噴嚏啦。
她對彼得疼愛有加，總是陪他玩，告訴他她有多愛他。
有趣的是，我們中國人從來不對孩子說愛，反而經常責罵他們，用這種注意孩子的方式來讓他們知道大人對小孩的愛。
我喜歡看朵拉和彼得玩耍，她把一切事情都變成遊戲。
除了我家人以外，朵拉是我第一個真正的朋友，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後來失去她的音訊了。
雖然我想寫信給她，可是用德文寫東西對我來說太難了。
我們租的是提爾公園北邊一棟大宅的三個房間，房東是個上了年紀的寡婦。
客廳保留給房東用，朵拉、彼得和我住在和玄關有段距離的房裡。
我們和房東共用洗手間，還有一個有自來水和熱水器的澡缸。
我們把食物存在自己的房裡，不過常在廚房裡煮東西、吃東西，偶爾會和房東一起在公共飯廳用膳。
和朵拉一起住對我有好處，因為我覺得一個隻身拖着孩子去找房子的中國女人，說不定會吃閉門羹。
我們搬過幾次家，因為朵拉對住非常講究。
要是有東西不幹不淨，或是房東對她的中國房客和小孩有怨言的話，朵拉就不願意忍受，結果是我們搬家了事。
我們在柏林大概住過三四個不同的
我忍受過的最糟的情況發生在我坐火車的時候，當時我剛好坐在兩個正談論我的女人對面。
其中一個人說：“張幼儀一定長得很醜，而且思想非常落伍。
” 另外一個人附和說：“要不然徐志摩幹嗎離開她？” 這兩個人并不知道我就坐在她們對面，否則她們早就難堪死了。
當時，我已從德國回國：我心裡有數，她們講的隻是部分事實。
我是1922年在柏林住下的，在這之前的兩年，大柏林地區才剛擴建完成，合并了八個城市、大約五十個鄉村社區，和将近三十個農鎮與村莊。
所以，柏林今天才會變成歐洲大陸最大的工業城，商業、銀行、股票交易重鎮，最重要的鐵路轉接站，以及德國第二大内陸港。
我到柏林那年，全長十八公裡的高速公路（AVUS）剛剛建好，旅館、咖啡屋、百貨公司和餐館也如雨後春筍般林立。
四年以前，德國才剛脫離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家損失慘重，政體從帝國變成共和國。
魏瑪政府倒台，造成馬克迅速貶值，早上可以買件毛皮大衣的錢，到了晚上隻能買條面包。
當時馬克币值低得不得了。
老爺每個月從國内寄給我相當于二百美元的支票，我就把支票兌換成小面額的美元，隻要用一塊美元就可以買很多東西。
老爺的錢供我付房租、菜錢、學費，還有朵拉（她後來變成我最親密的德國朋友）幫我照顧孩子的費用。
朵拉是個四十出頭、為人親切、說話輕柔的女人，也是二哥1913到1915年在柏林大學讀書時期的朋友。
朵拉說她願意幫二哥的忙，與我同住，在我初到德國的時候帶我見識見識柏林。
我不曉得要是沒有她幫忙的話，該怎麼辦。
她幫我找了個德文老師，而且幫我申請到裴斯塔洛齊學院（PestalozziFurberhaus）就讀，這是一所以瑞士教育家裴斯塔洛齊的研究為基礎的師範學院。
我先密集補習了幾個月德文課才開始上學，所以在入學的時候就可以聽得懂大部分内容。
另外，我選擇上幼兒園老師這一級的課，因為這個課要求的語言能力最低。
我在裴斯塔洛齊學院讀的幼兒園老師培訓班大概有五十個女生，因為我要和這些女生長時間一起上課，而且不希望老是得絞盡腦汁編謊話，所以如果她們問起來的話，我就告訴她們我離婚了。
她們聽了，态度都非常友善，從沒說過任何難聽的話。
她們大都沒結過婚，所以一發現我要單獨照顧一個幼子，對我就更友善了。
每天下午四點喝咖啡的時間一到，她們總會過來坐到我旁邊問候我。
裴斯塔洛齊是一位瑞士教育改革家，他信奉的是一種和我幾個兄弟所受的儒家教育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
他認為每個孩子的個性都應該受到尊重，而且兒童是通過以愛心和理解為基礎的訓練來學習，而不是依靠死記硬背。
所以裴斯塔洛齊學派的老師要鼓勵兒童通過本身的感覺經驗來吸收知識，然後根據兒童本身的經驗和觀察來教導他。
我在班上表現很好，做起玩具或是剪起紙型來，手指比其他多數女生要靈巧。
有一天，我們正學着用火柴盒做玩具車，老師在教室喊我名字，示意我到教室前面，然後把他的火柴盒塞進我手裡說：“喏，我不在的時候，你來教她們做。
” 每天早上我去上課的時候，朵拉就照顧我的孩子。
她愈來愈愛他，視如己出，從他出世以後就把他當成德國小男孩教養，所以他隻講德文，隻吃德國菜。
我給他取名叫“彼得”，聽着很像德文裡的“Peter”；而且“得”字是從“德國”的“德”字這個音。
但我們一直叫他“Peter”，因為他是生長在西方的孩子。
朵拉每天買完菜以後，就帶着彼得到提爾公園（Tiergarten）散步。
我下午下課回到家以後，朵拉總會告訴我彼得那天做了哪些妙事，像是對賣面包的人笑啦，對猴子打噴嚏啦。
她對彼得疼愛有加，總是陪他玩，告訴他她有多愛他。
有趣的是，我們中國人從來不對孩子說愛，反而經常責罵他們，用這種注意孩子的方式來讓他們知道大人對小孩的愛。
我喜歡看朵拉和彼得玩耍，她把一切事情都變成遊戲。
除了我家人以外，朵拉是我第一個真正的朋友，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後來失去她的音訊了。
雖然我想寫信給她，可是用德文寫東西對我來說太難了。
我們租的是提爾公園北邊一棟大宅的三個房間，房東是個上了年紀的寡婦。
客廳保留給房東用，朵拉、彼得和我住在和玄關有段距離的房裡。
我們和房東共用洗手間，還有一個有自來水和熱水器的澡缸。
我們把食物存在自己的房裡，不過常在廚房裡煮東西、吃東西，偶爾會和房東一起在公共飯廳用膳。
和朵拉一起住對我有好處，因為我覺得一個隻身拖着孩子去找房子的中國女人，說不定會吃閉門羹。
我們搬過幾次家，因為朵拉對住非常講究。
要是有東西不幹不淨，或是房東對她的中國房客和小孩有怨言的話，朵拉就不願意忍受，結果是我們搬家了事。
我們在柏林大概住過三四個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