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小腳與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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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和男友陪一位從中國來的年輕研究生共進早餐。
我已經不記得他的姓名，隻記得他到哈佛大學做一天左右的訪問。
我當時的男友大衛是個白人，他學過中文，對中國事物（包括我在内）很感興趣，所以通過一個學術交流計劃，自願留這位研究生過夜。
劍橋市那天清晨是個典型的新英格蘭大冷天，我們三人坐在幾乎是空蕩蕩的餐廳裡用餐。
我心想，這又是輕松平常的一頓早飯，我可以在那兒看報紙，為即将來臨的課程憂心，而且大部分時間不用和大衛或那位來訪的學生交談。
我與他見面隻是為了吃那頓早飯，而不是像大衛那樣，覺得從中國來的人多麼新鮮。
當我起身再去倒些咖啡的時候，那人用中文對大衛說：“她已經不再是中國人了。
” 後來，大衛告訴我這件事，我聽了勃然大怒。
這個人有什麼權力說那種話？他怎麼知道什麼叫作中國人，什麼不叫中國人？難道隻因為我生長于西方，不在中國長大嗎？ 當我閱讀徐志摩在西方的求學經曆時，我對這人所下的評語做了許多思考。
徐志摩1918年遠赴美國，一年後自克拉克大學畢業，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政治學碩士學位，接着開始攻讀博士。
1920年10月，他憑着一股沖動放棄美國學業，漂洋過海到英國。
他本來打算跟着伯特蘭·羅素讀點書，卻發現羅素當時根本不在英國，而且因為在戰時主張和平，他已經被劍橋大學除名。
失望之下，徐志摩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注冊了學籍。
他在那兒遇見了狄更生，後者安排他到劍橋大學王家學院就讀。
1989年夏天，我漫步于劍橋大學壯觀的草坪和中世紀的紀念碑間，心中想象着徐志摩在1921和1922年間必然曾于此地造成轟動。
根據記載，瑞恰慈（I.A.Richards）曾邀請徐志摩參加“異端社”（Heretics&rsquoClub）這個專門讨論韻律學和翻譯的文學圈子的活動；之後福斯特（E.M.Forster）描寫過，與徐志摩見面是他畢生最興奮的事情之一；出于對徐志摩的仰慕，狄更生也一直戴着徐送他的瓜皮帽。
徐志摩的那些西方朋友一定覺得，他同時帶着異國情調和堂吉诃德式的氣質：一個頭腦聰明、個性浪漫、在西方發現了同類質趣與傳統的中國人。
我認為徐志摩擁有東西方最優秀的特質，很羨慕他能如此融入西方世界，做得比我這個成長于西方的人要好。
他是如何與西方人成為朋友，而不是被他們喊成“清客”、加以辱罵的？他似乎擁有一切：中國人推崇他，西方人也欣賞他。
難道他是用一種對待自己同胞時所沒有的盲目态度去接納英國人的？我大部分朋友也不是中國人，這是否意味着我和徐志摩一樣，都是為白色臉孔着迷的人？ 念大學的時候，我很羨慕那些隻和自己人搭上關系的中國人。
他們彼此以中文交談，結成一大夥四處晃蕩。
他們看起來總是那麼自在滿足，而每當我和其他中國人在一起時，就會情不自禁地忸怩起來，擔心我們在校園漫步的時候，别人會當我們是外國人或局外人。
當我與西方朋友一起走過一群中國人身邊時，我又沒辦法不好奇他們對我持何種看法。
他們會認為我鄙視自己的傳統嗎？我和什麼人在一起都有問題。
譬如說，如果我走進一家中餐館，服務生馬上跟我說起中文的話，我就會有壓迫感；要是他不跟我講中文，我也同樣覺得不安。
我想和華裔男子約會，也想和西方男子交友&mdash&mdash前提是後者對中國略有認識。
而那些主要和華裔女子約會的西方男子也令我疑窦叢生。
這些人認為我們華裔女性比美國女人更卑躬屈膝、有異國風情嗎？更教我生厭的是那些自稱對中國極感親切，以至自認為比我們自己更了解中國人的老外。
而最令我痛恨的，是那些鬥膽想對我剖析我自己的人，無論男女。
我們搬到一個叫作沙士頓（Sawston）的小鎮，那地方離康橋大學大概有六英裡遠。
多虧狄更生，徐志摩就要在這所大學的王家學院當文科特别生了。
我們租了間有兩個卧房和一個客廳的小屋，從客廳的凸窗可以俯視一條都是灰沙的小路。
我們住的那條街隻有三棟房子，環繞在我們四周的是羊兒吃的青草地。
屋子後面通向一座高起的陽台，再走遠一點兒，有個旁邊長滿雜草和灌木的池塘，就和張家合院後頭一樣。
起初，我希望學點兒東西。
徐志摩請了個女老師來家裡教我英文。
後來英文課半途而廢，因為那個女老師埋怨她要走的路太遠，當時我已經學完字母表，會講“早安”和一點點會話。
我事後才納悶，為什麼我沒有堅持要她或是徐志摩讓我繼續上課。
不過，那時候有太多事要忙了：買東買西，打掃内外，還有料理三餐。
我來英國本來是要夫唱婦随，學些西方學問的，沒想到做的盡是清潔房子、洗衣服、買吃的和煮東西這些事。
許多年以後，我和第二任丈夫蘇醫生一起回沙士頓，很訝異當年自己是如何在那小屋裡安排每天的日子的。
我好像家鄉的用人一樣，坐着公共汽車去市場，再拖着食物回家裡。
有幾個星期，我們接到徐家寄來的包裹，裡頭裝了些中國土産和烹饪配料，可是大多數時候，我都是靠自己張羅吃的。
我不曉得自己是怎麼辦到的。
當時我啥事也不懂，又老是缺錢用，徐志摩給我的生活費幾乎不夠支付家用。
市場離家很遠，所以我大部分時候都仰仗一個把貨車停在我們家門前，賣我新鮮食物的菜販。
那時候，我知道的事情真是少啊！我記得我們客廳的壁櫃裡有個奇怪的機器，我不曉得那是吸塵器，所以一直用掃把打掃。
那時我有沒有想過我們夫妻都到西方以後，丈夫對我的态度會有所改變呢？在中國，夫妻之間應該保持距離，尤其是在公婆面前，以表示尊重。
可是
我已經不記得他的姓名，隻記得他到哈佛大學做一天左右的訪問。
我當時的男友大衛是個白人，他學過中文，對中國事物（包括我在内）很感興趣，所以通過一個學術交流計劃，自願留這位研究生過夜。
劍橋市那天清晨是個典型的新英格蘭大冷天，我們三人坐在幾乎是空蕩蕩的餐廳裡用餐。
我心想，這又是輕松平常的一頓早飯，我可以在那兒看報紙，為即将來臨的課程憂心，而且大部分時間不用和大衛或那位來訪的學生交談。
我與他見面隻是為了吃那頓早飯，而不是像大衛那樣，覺得從中國來的人多麼新鮮。
當我起身再去倒些咖啡的時候，那人用中文對大衛說：“她已經不再是中國人了。
” 後來，大衛告訴我這件事，我聽了勃然大怒。
這個人有什麼權力說那種話？他怎麼知道什麼叫作中國人，什麼不叫中國人？難道隻因為我生長于西方，不在中國長大嗎？ 當我閱讀徐志摩在西方的求學經曆時，我對這人所下的評語做了許多思考。
徐志摩1918年遠赴美國，一年後自克拉克大學畢業，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政治學碩士學位，接着開始攻讀博士。
1920年10月，他憑着一股沖動放棄美國學業，漂洋過海到英國。
他本來打算跟着伯特蘭·羅素讀點書，卻發現羅素當時根本不在英國，而且因為在戰時主張和平，他已經被劍橋大學除名。
失望之下，徐志摩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注冊了學籍。
他在那兒遇見了狄更生，後者安排他到劍橋大學王家學院就讀。
1989年夏天，我漫步于劍橋大學壯觀的草坪和中世紀的紀念碑間，心中想象着徐志摩在1921和1922年間必然曾于此地造成轟動。
根據記載，瑞恰慈（I.A.Richards）曾邀請徐志摩參加“異端社”（Heretics&rsquoClub）這個專門讨論韻律學和翻譯的文學圈子的活動；之後福斯特（E.M.Forster）描寫過，與徐志摩見面是他畢生最興奮的事情之一；出于對徐志摩的仰慕，狄更生也一直戴着徐送他的瓜皮帽。
徐志摩的那些西方朋友一定覺得，他同時帶着異國情調和堂吉诃德式的氣質：一個頭腦聰明、個性浪漫、在西方發現了同類質趣與傳統的中國人。
我認為徐志摩擁有東西方最優秀的特質，很羨慕他能如此融入西方世界，做得比我這個成長于西方的人要好。
他是如何與西方人成為朋友，而不是被他們喊成“清客”、加以辱罵的？他似乎擁有一切：中國人推崇他，西方人也欣賞他。
難道他是用一種對待自己同胞時所沒有的盲目态度去接納英國人的？我大部分朋友也不是中國人，這是否意味着我和徐志摩一樣，都是為白色臉孔着迷的人？ 念大學的時候，我很羨慕那些隻和自己人搭上關系的中國人。
他們彼此以中文交談，結成一大夥四處晃蕩。
他們看起來總是那麼自在滿足，而每當我和其他中國人在一起時，就會情不自禁地忸怩起來，擔心我們在校園漫步的時候，别人會當我們是外國人或局外人。
當我與西方朋友一起走過一群中國人身邊時，我又沒辦法不好奇他們對我持何種看法。
他們會認為我鄙視自己的傳統嗎？我和什麼人在一起都有問題。
譬如說，如果我走進一家中餐館，服務生馬上跟我說起中文的話，我就會有壓迫感；要是他不跟我講中文，我也同樣覺得不安。
我想和華裔男子約會，也想和西方男子交友&mdash&mdash前提是後者對中國略有認識。
而那些主要和華裔女子約會的西方男子也令我疑窦叢生。
這些人認為我們華裔女性比美國女人更卑躬屈膝、有異國風情嗎？更教我生厭的是那些自稱對中國極感親切，以至自認為比我們自己更了解中國人的老外。
而最令我痛恨的，是那些鬥膽想對我剖析我自己的人，無論男女。
我們搬到一個叫作沙士頓（Sawston）的小鎮，那地方離康橋大學大概有六英裡遠。
多虧狄更生，徐志摩就要在這所大學的王家學院當文科特别生了。
我們租了間有兩個卧房和一個客廳的小屋，從客廳的凸窗可以俯視一條都是灰沙的小路。
我們住的那條街隻有三棟房子，環繞在我們四周的是羊兒吃的青草地。
屋子後面通向一座高起的陽台，再走遠一點兒，有個旁邊長滿雜草和灌木的池塘，就和張家合院後頭一樣。
起初，我希望學點兒東西。
徐志摩請了個女老師來家裡教我英文。
後來英文課半途而廢，因為那個女老師埋怨她要走的路太遠，當時我已經學完字母表，會講“早安”和一點點會話。
我事後才納悶，為什麼我沒有堅持要她或是徐志摩讓我繼續上課。
不過，那時候有太多事要忙了：買東買西，打掃内外，還有料理三餐。
我來英國本來是要夫唱婦随，學些西方學問的，沒想到做的盡是清潔房子、洗衣服、買吃的和煮東西這些事。
許多年以後，我和第二任丈夫蘇醫生一起回沙士頓，很訝異當年自己是如何在那小屋裡安排每天的日子的。
我好像家鄉的用人一樣，坐着公共汽車去市場，再拖着食物回家裡。
有幾個星期，我們接到徐家寄來的包裹，裡頭裝了些中國土産和烹饪配料，可是大多數時候，我都是靠自己張羅吃的。
我不曉得自己是怎麼辦到的。
當時我啥事也不懂，又老是缺錢用，徐志摩給我的生活費幾乎不夠支付家用。
市場離家很遠，所以我大部分時候都仰仗一個把貨車停在我們家門前，賣我新鮮食物的菜販。
那時候，我知道的事情真是少啊！我記得我們客廳的壁櫃裡有個奇怪的機器，我不曉得那是吸塵器，所以一直用掃把打掃。
那時我有沒有想過我們夫妻都到西方以後，丈夫對我的态度會有所改變呢？在中國，夫妻之間應該保持距離，尤其是在公婆面前，以表示尊重。
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