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小腳與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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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就我們兩人一起，徐志摩和我本來可以為所欲為。
不過，隻有徐志摩做到了，他愛來就來，愛去就去。
雖然如此，他總是在家吃午飯和晚飯，也許是因為我們太窮了吧！如果飯菜好吃，他就一句話都不講；要是飯菜不好，他也不發表意見。
他的心思飛到别處去了，放在書本與文學、東西文化上面。
今天你們年輕人知道怎麼樣讨論事情，像你大概就會嘗試和你先生商量大小事情，可是當年我沒辦法把任何想法告訴徐志摩。
我覺得我找不到任何語言或辭藻說出：我知道自己是舊式女子，但是若有可能，我願意改變。
畢竟我人在西方，可以讀書求學，想辦法變成飽學之士。
可是我沒法子讓徐志摩了解我是誰，他根本不和我說話。
我和我的兄弟可以無話不談，他們也和徐志摩一樣博學多聞，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時候，情況總是：“你懂什麼？”“你能說什麼？”他騎着自行車往返于沙士頓火車站和康橋之間，有時候乘公共汽車去校園。
就算不去康橋，他每天早上也會沖出去理發，我完全不能理解他這個習慣，覺得他大可以簡簡單單地在家修剪頭發，把那筆錢省下來，因為我們好像老在等着老爺寄支票來。
可是，徐志摩還是我行我素，做了好多我無法置喙的事情。
就拿郭君作例子吧。
他的名字叫郭虞裳，我搞不清楚這個人為什麼會有一天出現在我們家，然後就搬進來和我們同住了。
起先，我以為是徐志摩需要那筆房租。
現在回想起來，又認為大概是郭君一直獨居，而徐志摩告訴他，住在一間有人燒上海菜給他吃的房子，日子會好過得多；也可能是徐志摩不想和我大眼瞪小眼地獨處。
總之，郭君住進了另一間卧房。
在這之前，徐志摩一直用那間房當書房。
郭君不常去康橋，而是整天待在房裡用功。
所以，如果他要散步的話，有時候會和我一道去市場，或是到雜貨鋪幫我取些東西。
我感謝有郭君為伴，至少他會和我聊聊。
我白天很少看到徐志摩，他總是在學校。
不過，有一次他帶我去康橋看競舟，還有一次帶我去看範倫鐵諾的電影。
我們必須得在白天去看電影，因為晚上沒有大衆交通工具可搭。
我們本來打算去看一部卓别林的電影，可是在半路上遇到徐志摩的一個朋友，他說他覺得範倫鐵諾的電影比較好看，徐志摩就說，哦，好吧。
于是我們掉頭往反方向走。
徐志摩一向是這麼快活又随和。
他是個藝術家兼夢想家，而我卻完全相反。
我們本來要去看卓别林的電影，結果卻去了别的地方，這讓我不舒服。
當範倫鐵諾出現在銀幕上的時候，徐志摩和他朋友都跟着觀衆一起鼓掌，而我隻是把手擱在膝蓋上，坐在漆黑之中。
我們在沙土頓的生活過得窮困潦倒。
如今我一讀到描寫康橋的文章，就會想到當初我可以做的種種有趣的事情。
我可以沿着幾座古橋散步，欣賞那群建築的結構；也可以坐在康河岸上純粹享受自然。
在硖石的時候，我渴望出門四處逛逛看看，可是家人不準我單獨上街。
到了沙士頓，我有出門的機會，卻沒有出去。
随着夏日的熱浪來襲，我身上出現了有小生命的征兆。
我從懷阿歡的經驗确認了早上出現的反胃和虛弱的症狀。
在硖石的時候，我想要也需要生孩子；而在沙士頓，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懷孕期間我要怎麼料理家務？我能在這兒養孩子嗎？我有必要回硖石嗎？為了要怎麼樣把這消息透露給徐志摩，我左思右想了好幾天。
有天下午，我趁郭君出門時跟他說了大概。
徐志摩聽了立刻說：“把孩子打掉。
” 我這輩子絕沒料到我會得到這種反應。
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險的，隻有瀕臨絕境的女人（有了外遇，或者家人快要餓死、喂不飽另一張嘴），才會冒險打胎。
于是我說：“我聽說有人因為打胎死掉了。
” 徐志摩冷冰冰地答道：“還有人因為火車事故死掉呢，難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車了嗎？”說完就沒耐心地别過臉去。
“可是我要去哪裡打胎？”我問。
他搖搖頭說：“你會找到地方的，這種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飯。
” 在中國，生孩子是件有福氣的事，特别是生男孩。
為了延續香火和敬奉祖先，有必要生小孩。
我父母和公婆知道我又懷孕了，一定會高興得跳起來。
可是徐志摩并沒有考慮這些，他從西方撷取了另外一種習俗，要我把孩子打掉，好像生下這孩子是個恥辱似的。
要是我們的雙親知道他把另外一個孫兒從他們手上奪走的話，他們會說些什麼呢？ 與我們相鄰的房子住了一對姓胡的中國夫婦，兩人都在康橋讀書，而且是聽了徐志摩的建議，搬來沙士頓的。
他們家距離馬路比我們家還遠，所以他們經常穿過我們家後院去學校。
和徐志摩談過這件事的第二天，我在後面陽台晾衣服的時候看到了胡太太，就對她招了招手。
過了幾分鐘，她攀上階梯，走到陽台和我寒暄：“你好忙啊，就跟平常一樣，我方才還在想，去城裡的時候要順道問候你呢。
” 那天我一整個早上都在想打胎的事，而且決定要問問胡太太，看她在這方面知道些什麼。
我想盡快打聽到消息，以防徐志摩再問起我這件事。
胡太太漫不經心地倚着陽台的欄杆，擺出一副好像我們天天都讨論打胎的模樣說：“這個，今年倫敦才剛成立了第一家節育診所，你說不定可以到那兒打。
” 我問：“可是安不安全呢？”同時煩躁地看着正在晾曬的一塊桌布上假想的污點，好躲避胡太太探詢的目光。
“我不曉得，”她回答，然後好像在回想某件事情似的頓了一下，“說老實話，我聽說到法國打胎比在英國打安全。
” 接着，她用已經要結束這段談話的語氣強調說：“所以啊，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去法國打。
” 說完，她就走下陽台階梯繼續上路了，我向她道謝。
我看得出來，打胎這件事對
不過，隻有徐志摩做到了，他愛來就來，愛去就去。
雖然如此，他總是在家吃午飯和晚飯，也許是因為我們太窮了吧！如果飯菜好吃，他就一句話都不講；要是飯菜不好，他也不發表意見。
他的心思飛到别處去了，放在書本與文學、東西文化上面。
今天你們年輕人知道怎麼樣讨論事情，像你大概就會嘗試和你先生商量大小事情，可是當年我沒辦法把任何想法告訴徐志摩。
我覺得我找不到任何語言或辭藻說出：我知道自己是舊式女子，但是若有可能，我願意改變。
畢竟我人在西方，可以讀書求學，想辦法變成飽學之士。
可是我沒法子讓徐志摩了解我是誰，他根本不和我說話。
我和我的兄弟可以無話不談，他們也和徐志摩一樣博學多聞，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時候，情況總是：“你懂什麼？”“你能說什麼？”他騎着自行車往返于沙士頓火車站和康橋之間，有時候乘公共汽車去校園。
就算不去康橋，他每天早上也會沖出去理發，我完全不能理解他這個習慣，覺得他大可以簡簡單單地在家修剪頭發，把那筆錢省下來，因為我們好像老在等着老爺寄支票來。
可是，徐志摩還是我行我素，做了好多我無法置喙的事情。
就拿郭君作例子吧。
他的名字叫郭虞裳，我搞不清楚這個人為什麼會有一天出現在我們家，然後就搬進來和我們同住了。
起先，我以為是徐志摩需要那筆房租。
現在回想起來，又認為大概是郭君一直獨居，而徐志摩告訴他，住在一間有人燒上海菜給他吃的房子，日子會好過得多；也可能是徐志摩不想和我大眼瞪小眼地獨處。
總之，郭君住進了另一間卧房。
在這之前，徐志摩一直用那間房當書房。
郭君不常去康橋，而是整天待在房裡用功。
所以，如果他要散步的話，有時候會和我一道去市場，或是到雜貨鋪幫我取些東西。
我感謝有郭君為伴，至少他會和我聊聊。
我白天很少看到徐志摩，他總是在學校。
不過，有一次他帶我去康橋看競舟，還有一次帶我去看範倫鐵諾的電影。
我們必須得在白天去看電影，因為晚上沒有大衆交通工具可搭。
我們本來打算去看一部卓别林的電影，可是在半路上遇到徐志摩的一個朋友，他說他覺得範倫鐵諾的電影比較好看，徐志摩就說，哦，好吧。
于是我們掉頭往反方向走。
徐志摩一向是這麼快活又随和。
他是個藝術家兼夢想家，而我卻完全相反。
我們本來要去看卓别林的電影，結果卻去了别的地方，這讓我不舒服。
當範倫鐵諾出現在銀幕上的時候，徐志摩和他朋友都跟着觀衆一起鼓掌，而我隻是把手擱在膝蓋上，坐在漆黑之中。
我們在沙土頓的生活過得窮困潦倒。
如今我一讀到描寫康橋的文章，就會想到當初我可以做的種種有趣的事情。
我可以沿着幾座古橋散步，欣賞那群建築的結構；也可以坐在康河岸上純粹享受自然。
在硖石的時候，我渴望出門四處逛逛看看，可是家人不準我單獨上街。
到了沙士頓，我有出門的機會，卻沒有出去。
随着夏日的熱浪來襲，我身上出現了有小生命的征兆。
我從懷阿歡的經驗确認了早上出現的反胃和虛弱的症狀。
在硖石的時候，我想要也需要生孩子；而在沙士頓，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懷孕期間我要怎麼料理家務？我能在這兒養孩子嗎？我有必要回硖石嗎？為了要怎麼樣把這消息透露給徐志摩，我左思右想了好幾天。
有天下午，我趁郭君出門時跟他說了大概。
徐志摩聽了立刻說：“把孩子打掉。
” 我這輩子絕沒料到我會得到這種反應。
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險的，隻有瀕臨絕境的女人（有了外遇，或者家人快要餓死、喂不飽另一張嘴），才會冒險打胎。
于是我說：“我聽說有人因為打胎死掉了。
” 徐志摩冷冰冰地答道：“還有人因為火車事故死掉呢，難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車了嗎？”說完就沒耐心地别過臉去。
“可是我要去哪裡打胎？”我問。
他搖搖頭說：“你會找到地方的，這種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飯。
” 在中國，生孩子是件有福氣的事，特别是生男孩。
為了延續香火和敬奉祖先，有必要生小孩。
我父母和公婆知道我又懷孕了，一定會高興得跳起來。
可是徐志摩并沒有考慮這些，他從西方撷取了另外一種習俗，要我把孩子打掉，好像生下這孩子是個恥辱似的。
要是我們的雙親知道他把另外一個孫兒從他們手上奪走的話，他們會說些什麼呢？ 與我們相鄰的房子住了一對姓胡的中國夫婦，兩人都在康橋讀書，而且是聽了徐志摩的建議，搬來沙士頓的。
他們家距離馬路比我們家還遠，所以他們經常穿過我們家後院去學校。
和徐志摩談過這件事的第二天，我在後面陽台晾衣服的時候看到了胡太太，就對她招了招手。
過了幾分鐘，她攀上階梯，走到陽台和我寒暄：“你好忙啊，就跟平常一樣，我方才還在想，去城裡的時候要順道問候你呢。
” 那天我一整個早上都在想打胎的事，而且決定要問問胡太太，看她在這方面知道些什麼。
我想盡快打聽到消息，以防徐志摩再問起我這件事。
胡太太漫不經心地倚着陽台的欄杆，擺出一副好像我們天天都讨論打胎的模樣說：“這個，今年倫敦才剛成立了第一家節育診所，你說不定可以到那兒打。
” 我問：“可是安不安全呢？”同時煩躁地看着正在晾曬的一塊桌布上假想的污點，好躲避胡太太探詢的目光。
“我不曉得，”她回答，然後好像在回想某件事情似的頓了一下，“說老實話，我聽說到法國打胎比在英國打安全。
” 接着，她用已經要結束這段談話的語氣強調說：“所以啊，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去法國打。
” 說完，她就走下陽台階梯繼續上路了，我向她道謝。
我看得出來，打胎這件事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