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女子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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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擺上四五盤菜和一大碗白飯，十個同學一起坐在桌前用膳。
大姐說，爸爸絕不會把學校這些廚子請到家裡。
她老是寫信要媽媽寄吃的來，而我是有什麼吃什麼，因為我不想糟蹋爸爸每學期付的那五塊銀元。
盡管學費這麼低廉，我們還是有校服，大家把像圍裙一樣的藍罩衫套在平常穿的衣服外頭。
我寫信告訴媽媽，我們的脖子是遮着的，她看了很高興。
學校大概有四十個女生，很多人都纏腳。
她們大多數至少長我三歲，我才十二歲。
我們上的課有地理、算學、曆史和文學。
老師都是男的，上課的時候拿着戒尺在教室裡大步走來走去。
他們雖然不打我們，可是每次一有學生背錯課文，就用戒尺敲打課桌。
我很用功，全校隻有另外一個學生和我一樣拼命，她也有一雙沒纏的腳。
有一次她對我說，我們學校的學費太便宜了，所以老師必須寬待學生，要不然學生會走掉。
學校的課是早上八點開始，我們七點起床，整理床鋪，穿上校服，匆匆忙忙吃早飯，穿過小小的校園走到教室，在老師到達以前預習功課。
我總是替大姐拿書，而且想辦法配合她碎碎的步子。
看大姐走得這麼痛苦，我就難過；可是她很多方面都過得比我輕松，因為老師對她比較寬宏大量。
雖然我不明白原因，可是學校老師好像對纏了腳的女生不那麼嚴格。
大概是他們認為這些女孩觀念守舊，沒有學習能力吧。
大姐雖然聰明，可是從不讀書。
她好像老在替朋友做東做西，甚至清洗或是縫補她們的衣服，而不是看着課本。
每次她在課堂上答錯問題，老師都說：“哦，沒關系。
”可是，如果我答錯了，老師就會敲着戒尺說：“怎麼會是這答案？” 大姐跟我太不一樣了。
她從不擔心将來，而我總是想到明天，而且認為功課和遊戲一樣重要。
我離婚以後不久，大姐終于結婚了，她挑了個家庭背景不穩、完全沒讀過書的闊少爺做對象。
當時我住在德國，寫信告訴她，這不是個好主意，要是錢花光了，就什麼也沒的依靠了；她說他的錢多得永遠都花不完（他家在上海擁有很多商業地皮和一家戲院）。
後來他們大概過了十五年好日子。
大姐生了個健康的兒子。
她的丈夫不賭錢。
他把一堆地契收在靠牆而立的大衣櫃頂上，每個月租金一進來，就把成袋成袋的現金扔到櫃子裡。
1937或1938年的一天，大姐跑來見我。
那時我擔任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副總裁，在銀行最後頭的地方，有張可以綜觀全局的辦公桌。
大姐用她那雙小腳蹒跚地穿過整間辦公室，淚眼涔涔地坐在我面前，說早先她不敢告訴我，她丈夫去年像瘋子一樣狂賭不休，玩的是一種用三十二張骨牌做賭具，名叫“推牌九”的消遣。
起初他還赢錢，可是現在開始輸錢了。
每次他一賭輸，就到衣櫃拖出一袋錢，丢到賭桌上再開一局。
她和兒子都阻止不了他。
家裡的錢已經教他花光了，他就開始拿櫃頂的那些地契。
有個相命士告訴過她，等到最後一張地契也去了的時候，她丈夫就會死掉。
大姐希望我從他手上把地契要來，存在銀行保險箱裡。
平時我是不會介入這種事情的，可是打從我們一起上學的時候起，我就習慣對大姐有所照顧，而且我一向擔心她丈夫，始終認為他不适合她。
于是我去找大姐夫，告訴他我要衣櫃上面剩下的那些地契。
他不肯給，說他需要用這些地契來支付姨太太女兒的教育費。
雖然我并不相信他，可還是點點頭，假裝信以為真。
一個星期以後，我又回去找他，騙他說我已經替他女兒付了學費。
“至少給我一張地契，”我堅持說，“那是最後一張地契，你不可以動用，我要放在我銀行裡。
” 他并沒有查證我編的故事是否屬實，就給了我一張地契。
但幾個月後，他出現在銀行，看起來又憔悴又虛弱。
“我非要最後那張地契不可。
”他說。
我知道他不達目的是不會離開銀行的。
最後，我把地契給了他。
誰能和這麼一個揚言要自盡的人争辯呢？事後不久，他就在睡夢中死去了，正如替大姐算命的人預測的結果。
這麼說的話，誰知道呢，或許大姐的命運還不如我吧。
侮辱華裔的說法。
&mdash&mdash編者注 原文如此。
實際上八字的得出與一個人出生的年月日時有關，與姓名無關。
&mdash&mdash編者注 約合97公裡。
&mdash&mdash編者注
大姐說，爸爸絕不會把學校這些廚子請到家裡。
她老是寫信要媽媽寄吃的來，而我是有什麼吃什麼，因為我不想糟蹋爸爸每學期付的那五塊銀元。
盡管學費這麼低廉，我們還是有校服，大家把像圍裙一樣的藍罩衫套在平常穿的衣服外頭。
我寫信告訴媽媽，我們的脖子是遮着的，她看了很高興。
學校大概有四十個女生，很多人都纏腳。
她們大多數至少長我三歲，我才十二歲。
我們上的課有地理、算學、曆史和文學。
老師都是男的，上課的時候拿着戒尺在教室裡大步走來走去。
他們雖然不打我們，可是每次一有學生背錯課文，就用戒尺敲打課桌。
我很用功，全校隻有另外一個學生和我一樣拼命，她也有一雙沒纏的腳。
有一次她對我說，我們學校的學費太便宜了，所以老師必須寬待學生，要不然學生會走掉。
學校的課是早上八點開始，我們七點起床，整理床鋪，穿上校服，匆匆忙忙吃早飯，穿過小小的校園走到教室，在老師到達以前預習功課。
我總是替大姐拿書，而且想辦法配合她碎碎的步子。
看大姐走得這麼痛苦，我就難過；可是她很多方面都過得比我輕松，因為老師對她比較寬宏大量。
雖然我不明白原因，可是學校老師好像對纏了腳的女生不那麼嚴格。
大概是他們認為這些女孩觀念守舊，沒有學習能力吧。
大姐雖然聰明，可是從不讀書。
她好像老在替朋友做東做西，甚至清洗或是縫補她們的衣服，而不是看着課本。
每次她在課堂上答錯問題，老師都說：“哦，沒關系。
”可是，如果我答錯了，老師就會敲着戒尺說：“怎麼會是這答案？” 大姐跟我太不一樣了。
她從不擔心将來，而我總是想到明天，而且認為功課和遊戲一樣重要。
我離婚以後不久，大姐終于結婚了，她挑了個家庭背景不穩、完全沒讀過書的闊少爺做對象。
當時我住在德國，寫信告訴她，這不是個好主意，要是錢花光了，就什麼也沒的依靠了；她說他的錢多得永遠都花不完（他家在上海擁有很多商業地皮和一家戲院）。
後來他們大概過了十五年好日子。
大姐生了個健康的兒子。
她的丈夫不賭錢。
他把一堆地契收在靠牆而立的大衣櫃頂上，每個月租金一進來，就把成袋成袋的現金扔到櫃子裡。
1937或1938年的一天，大姐跑來見我。
那時我擔任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副總裁，在銀行最後頭的地方，有張可以綜觀全局的辦公桌。
大姐用她那雙小腳蹒跚地穿過整間辦公室，淚眼涔涔地坐在我面前，說早先她不敢告訴我，她丈夫去年像瘋子一樣狂賭不休，玩的是一種用三十二張骨牌做賭具，名叫“推牌九”的消遣。
起初他還赢錢，可是現在開始輸錢了。
每次他一賭輸，就到衣櫃拖出一袋錢，丢到賭桌上再開一局。
她和兒子都阻止不了他。
家裡的錢已經教他花光了，他就開始拿櫃頂的那些地契。
有個相命士告訴過她，等到最後一張地契也去了的時候，她丈夫就會死掉。
大姐希望我從他手上把地契要來，存在銀行保險箱裡。
平時我是不會介入這種事情的，可是打從我們一起上學的時候起，我就習慣對大姐有所照顧，而且我一向擔心她丈夫，始終認為他不适合她。
于是我去找大姐夫，告訴他我要衣櫃上面剩下的那些地契。
他不肯給，說他需要用這些地契來支付姨太太女兒的教育費。
雖然我并不相信他，可還是點點頭，假裝信以為真。
一個星期以後，我又回去找他，騙他說我已經替他女兒付了學費。
“至少給我一張地契，”我堅持說，“那是最後一張地契，你不可以動用，我要放在我銀行裡。
” 他并沒有查證我編的故事是否屬實，就給了我一張地契。
但幾個月後，他出現在銀行，看起來又憔悴又虛弱。
“我非要最後那張地契不可。
”他說。
我知道他不達目的是不會離開銀行的。
最後，我把地契給了他。
誰能和這麼一個揚言要自盡的人争辯呢？事後不久，他就在睡夢中死去了，正如替大姐算命的人預測的結果。
這麼說的話，誰知道呢，或許大姐的命運還不如我吧。
侮辱華裔的說法。
&mdash&mdash編者注 原文如此。
實際上八字的得出與一個人出生的年月日時有關，與姓名無關。
&mdash&mdash編者注 約合97公裡。
&mdash&mdash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