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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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區的抗戰紀實相對勘，時地經過，都相符合；編者當日身處這些戰場，和高級将領往還甚密，若幹觀念，也經過了這番整理，多所改正。
所以我的《淞滬防禦戰記》，乃是另尋史料，重新塑造，和以往的記載出入頗多的。
又以台兒莊戰役為例；這一戰役在抗戰期中為一重大關鍵。
我方報道，鋪張過甚，敵方則諱不言敗，隻字不提；但勝利之夕（四月六日），筆者親在台兒莊前線，距戰線不過十二華裡。
我軍雖于是夕總反攻，但正面守軍對于“勝利”尚難作十分把握；四月七日，漢口、長沙、廣州各地都已狂熱慶祝勝利，而徐州城中并無熱烈反應。
到了八日，才判明敵軍确已潰退；但當時如何的激戰，敵人受何種打擊，也待側翼湯軍團的報告，才明白當時态勢。
勝利之初，若幹記者的通訊，專從正面細描，到後來才有人注意到側翼的戰情；若就全局來說，片面的“特寫”，都是挂一漏萬，不足為據的。
這回編史，以羅澤闿氏的《台兒莊防禦戰》為藍本，把輕重巨細，重新安排；關于全局叙寫，則用編者當年的最後寫定的《台兒莊戰紀》，又引用敵兵澀谷升日記的末段，以證明當日台兒莊戰鬥的劇烈。
那一次戰鬥，從魯南全局說，也隻是其中的一幕；我軍自四月十六日起，即已改變作戰計劃；徐州放棄本在預定計劃之中。
那年四月下旬，戰事重心已移至隴海沿線蘭封、開封一線；徐州退卻，就全局說，也不十分重要了。
這樣局勢的轉變，在當時也都看不明白，而今重叙，應得把那些錯誤之點，一一糾正過來的。
每當戰局轉變之際，若幹人士身遭離亂之痛，自不免以個人的遭遇，有色的眼鏡來議論得失。
筆者還記得民國二十八年三月間，南昌陷落時，浙東一帶傳說紛纭：但仔細查問，南昌何以陷落得那麼快？他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筆者當時和軍中人士談及此戰，見仁見智，亦各不同。
乃掇拾所聞，加上一些推斷，寫成一篇通訊，刊之《星島日報》，許多朋友認為條理明白，推斷正确。
可是到了那年冬間，上高會戰後，看了敵方文件，才知道我自己的通訊，也和事實隔着一層。
但時隔一年，我們雖已明白了當時實況，卻又明日黃花，不必再行報道。
（新聞報道，時間性過于重要，到了事後，即算有“先見之明”，也不能引人注意。
）而今重寫戰史，自不可以誤傳，重蹈覆轍。
我們所緻力的，就在這些方面；我們要把以往傳述記叙有誤的，分别訂正，逐一檢讨，使讀者對于每一戰鬥有明确的概念。
戰後這一年，我們所得的史料，其“正确”與“豐富”，或許還在以往五六年的努力搜集之上。
筆者追叙溥儀出關，曾引用外交部對國聯所作報告書；書中說及溥儀蟄居天津，土肥原親來天津，脅往大連，轉赴沈陽，扮演傀儡。
但據溥儀在東京軍事法庭口供，往天津脅迫溥儀的系坂垣，并非土肥原；而溥儀被脅，先往旅順，并非大連；才知道外交部所得情報，也是傳聞失實。
諸如此類，我們根據了戰犯的口供，把張作霖被暗殺，“九·一八”事變的前因後果，以及日本制造事變的戲法都弄明白了。
其他，如森正藏的《旋風二十年》，《近衛日記》，以及迫水久常的《日本投降内幕》，也暴露了戰時日本的内情以及政治、外交、軍事上的弱點；從這些材料，我們可以明白當年日軍發動太平洋戰争的步驟，以及戰争末期找尋和平的窘态。
而且告訴我們：日本天皇接受投降以後，東京近衛師團的少壯軍人還鬧了一場叛變的慘劇。
我們盡量找尋這類正确的史料，來使我們的史篇十分完整的！ 談者一向對于我軍方的報告表示懷疑；筆者這回用敵方的戰鬥報告仔細對照，卻也出入不多；關于作戰地點，時日及經過，至多相差二三日；即如南甯第二次陷落，當時未見報告，但在八年抗戰經過中明載時日，并未失漏。
統帥部所發表各期作戰經過，以各期擔任戰訊的人員不同（各戰區供給戰情的詳細也不同），前後并不一緻，應得分别看待。
第一期中，北戰場戰訊，最為詳明正确，東戰場的失之簡略；筆者乃引
所以我的《淞滬防禦戰記》，乃是另尋史料，重新塑造，和以往的記載出入頗多的。
又以台兒莊戰役為例；這一戰役在抗戰期中為一重大關鍵。
我方報道，鋪張過甚，敵方則諱不言敗，隻字不提；但勝利之夕（四月六日），筆者親在台兒莊前線，距戰線不過十二華裡。
我軍雖于是夕總反攻，但正面守軍對于“勝利”尚難作十分把握；四月七日，漢口、長沙、廣州各地都已狂熱慶祝勝利，而徐州城中并無熱烈反應。
到了八日，才判明敵軍确已潰退；但當時如何的激戰，敵人受何種打擊，也待側翼湯軍團的報告，才明白當時态勢。
勝利之初，若幹記者的通訊，專從正面細描，到後來才有人注意到側翼的戰情；若就全局來說，片面的“特寫”，都是挂一漏萬，不足為據的。
這回編史，以羅澤闿氏的《台兒莊防禦戰》為藍本，把輕重巨細，重新安排；關于全局叙寫，則用編者當年的最後寫定的《台兒莊戰紀》，又引用敵兵澀谷升日記的末段，以證明當日台兒莊戰鬥的劇烈。
那一次戰鬥，從魯南全局說，也隻是其中的一幕；我軍自四月十六日起，即已改變作戰計劃；徐州放棄本在預定計劃之中。
那年四月下旬，戰事重心已移至隴海沿線蘭封、開封一線；徐州退卻，就全局說，也不十分重要了。
這樣局勢的轉變，在當時也都看不明白，而今重叙，應得把那些錯誤之點，一一糾正過來的。
每當戰局轉變之際，若幹人士身遭離亂之痛，自不免以個人的遭遇，有色的眼鏡來議論得失。
筆者還記得民國二十八年三月間，南昌陷落時，浙東一帶傳說紛纭：但仔細查問，南昌何以陷落得那麼快？他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筆者當時和軍中人士談及此戰，見仁見智，亦各不同。
乃掇拾所聞，加上一些推斷，寫成一篇通訊，刊之《星島日報》，許多朋友認為條理明白，推斷正确。
可是到了那年冬間，上高會戰後，看了敵方文件，才知道我自己的通訊，也和事實隔着一層。
但時隔一年，我們雖已明白了當時實況，卻又明日黃花，不必再行報道。
（新聞報道，時間性過于重要，到了事後，即算有“先見之明”，也不能引人注意。
）而今重寫戰史，自不可以誤傳，重蹈覆轍。
我們所緻力的，就在這些方面；我們要把以往傳述記叙有誤的，分别訂正，逐一檢讨，使讀者對于每一戰鬥有明确的概念。
戰後這一年，我們所得的史料，其“正确”與“豐富”，或許還在以往五六年的努力搜集之上。
筆者追叙溥儀出關，曾引用外交部對國聯所作報告書；書中說及溥儀蟄居天津，土肥原親來天津，脅往大連，轉赴沈陽，扮演傀儡。
但據溥儀在東京軍事法庭口供，往天津脅迫溥儀的系坂垣，并非土肥原；而溥儀被脅，先往旅順，并非大連；才知道外交部所得情報，也是傳聞失實。
諸如此類，我們根據了戰犯的口供，把張作霖被暗殺，“九·一八”事變的前因後果，以及日本制造事變的戲法都弄明白了。
其他，如森正藏的《旋風二十年》，《近衛日記》，以及迫水久常的《日本投降内幕》，也暴露了戰時日本的内情以及政治、外交、軍事上的弱點；從這些材料，我們可以明白當年日軍發動太平洋戰争的步驟，以及戰争末期找尋和平的窘态。
而且告訴我們：日本天皇接受投降以後，東京近衛師團的少壯軍人還鬧了一場叛變的慘劇。
我們盡量找尋這類正确的史料，來使我們的史篇十分完整的！ 談者一向對于我軍方的報告表示懷疑；筆者這回用敵方的戰鬥報告仔細對照，卻也出入不多；關于作戰地點，時日及經過，至多相差二三日；即如南甯第二次陷落，當時未見報告，但在八年抗戰經過中明載時日，并未失漏。
統帥部所發表各期作戰經過，以各期擔任戰訊的人員不同（各戰區供給戰情的詳細也不同），前後并不一緻，應得分别看待。
第一期中，北戰場戰訊，最為詳明正确，東戰場的失之簡略；筆者乃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