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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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sh&mdash抗戰史料之搜集、鑒别與編次
筆者編次戰史既竟事，擱筆凝想，從頭細看；這畢竟還算不得史家之筆，充其量也不過是一部戰史長編而已。
章實齋說：“文人之文，惟患其不己出；史家之文，惟患其己出。
”（梁啟超說：“《史記》本諸《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漢書》本諸《史記》，何嘗有一語自造？卻又何嘗有一篇非自造？有天才的人，最能把别人的話熔鑄成自己的話，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隊伍如故，旌旗變色，此為最上乘之作。
”）筆者着筆之初，也頗想守史家成法，做到“無一字無來曆”的準則；可是縱筆所之，每多個人描寫與論斷之語，以史論之法治史，論史者或認為方法不甚謹嚴。
當代大史家屈勒味林氏（G．M．Trevelyan）自序《英國史》，謂：“欲以數百短頁而囊括英國史的全部，不流為一部教科書，即難免成為一篇長論說。
本書采記事式的體裁，依年代的順序，叙述要人大事的經過；同時又不忘以國家的經濟狀況、政治制度及海外事業為根據而論列到社會發展的種種。
由前者言，本書尚未脫教科書的模樣；由後者言，則本書又類似一篇長論。
”我們自己檢讨這部戰史的風格，也正如他的自評呢！ 中日戰争，嚴格來說，應當從“九·一八”說起；不過兩國之間，進入全面戰争，則自“七七”盧溝橋事變開始；而日本軍人本之于自大的心理，把一切對中國的戰事都稱之為“事變”，直到太平洋戰争發生，才稱之為“大東亞戰争”，稱之為“聖戰”。
筆者于“九·一八”事變後，曾逐日剪存史料，全部毀于“一·二八”之役；其後轉徙流離，已沒有剪報的興趣和機會；因此，關于長城戰役、綏遠戰役，印象非常模糊；手邊隻留了一本《十九路軍抗日血戰史》和良友本的《中國大觀》，保留一點當日抗戰的影子。
“八·一三”戰事既作，筆者随軍居閘北四行倉庫經月；每天和孫元良、馮聖法、陳素農諸将軍相處，初習軍旅之事，而參謀處長張柏亭氏不厭煩瑣，委曲相告，才懂得一些兵學的門徑。
有一天，我軍自敵壘俘獲若幹敵方文件，中有《“一·二八”戰役紀念冊》，記叙詳密，編印精美，愛不忍釋；當時心中就有這樣的念頭：他日戰勝，我們也該編理這樣的戰事紀念冊。
因此，那兩個多月中，盡可能地搜集戰事資料以備來日治史之需。
其時已搜集的，有八八師的戰鬥詳報、陳參謀長的淞滬近郊作戰地圖，以及張參謀處長的作戰日記，此外還有許多從同文書院圖書館中找來的地圖和地志。
其後，地圖毀于金華戰役，戰鬥詳報和作戰日記，寄存于上海怡和洋行，也以日軍進占租界，毀于“一·二八”的早晨。
那份史料，可說全部損失了。
二十六年十一月初旬，淞滬戰事失利，戰線向後移動；其時，坊間已有《上海抗戰全史》、《上海血戰記》，稍後則有《中國的抗戰》（密勒士評論報社編）一類書出版；其内容全就報紙所載電訊、特寫、通訊編次而成，我們稍微知道一些戰事内幕的，便覺得這些記錄的真實性并不很高。
（其中很多電訊，系筆者在軍中所發，更明白電訊與實際戰情間的距離。
）假如要編次戰史，必須重集史料，另起爐竈，才可以近于“真實”。
二十七年夏初，筆者随軍魯南，乃開始有計劃的搜集。
首重敵情，包括敵軍文件、日記及俘虜口供，其次注意軍方文件，包括戰鬥報告、實錄、命令、計劃等等；又次随時記錄軍方人士談話，尤其注意參謀人員的議論批評；至于報紙所載電訊、通訊、特寫，連筆者所寫的在内，一律隻能當作旁證，應得加以嚴格鑒别。
如是者四年，材料越積越多，自信可以勒成專史；乃編訂目錄，準備着筆，那是三十二年春間的事。
可是一動了手，便覺得若幹史料都不可信，若幹疑難，無從解答；乃又擱筆，重行搜集史料，再做準備工作，而贛南又告淪陷，避亂贛東北，擾擾不安，一切都停下來。
三十四年秋天，敵軍
章實齋說：“文人之文，惟患其不己出；史家之文，惟患其己出。
”（梁啟超說：“《史記》本諸《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漢書》本諸《史記》，何嘗有一語自造？卻又何嘗有一篇非自造？有天才的人，最能把别人的話熔鑄成自己的話，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隊伍如故，旌旗變色，此為最上乘之作。
”）筆者着筆之初，也頗想守史家成法，做到“無一字無來曆”的準則；可是縱筆所之，每多個人描寫與論斷之語，以史論之法治史，論史者或認為方法不甚謹嚴。
當代大史家屈勒味林氏（G．M．Trevelyan）自序《英國史》，謂：“欲以數百短頁而囊括英國史的全部，不流為一部教科書，即難免成為一篇長論說。
本書采記事式的體裁，依年代的順序，叙述要人大事的經過；同時又不忘以國家的經濟狀況、政治制度及海外事業為根據而論列到社會發展的種種。
由前者言，本書尚未脫教科書的模樣；由後者言，則本書又類似一篇長論。
”我們自己檢讨這部戰史的風格，也正如他的自評呢！ 中日戰争，嚴格來說，應當從“九·一八”說起；不過兩國之間，進入全面戰争，則自“七七”盧溝橋事變開始；而日本軍人本之于自大的心理，把一切對中國的戰事都稱之為“事變”，直到太平洋戰争發生，才稱之為“大東亞戰争”，稱之為“聖戰”。
筆者于“九·一八”事變後，曾逐日剪存史料，全部毀于“一·二八”之役；其後轉徙流離，已沒有剪報的興趣和機會；因此，關于長城戰役、綏遠戰役，印象非常模糊；手邊隻留了一本《十九路軍抗日血戰史》和良友本的《中國大觀》，保留一點當日抗戰的影子。
“八·一三”戰事既作，筆者随軍居閘北四行倉庫經月；每天和孫元良、馮聖法、陳素農諸将軍相處，初習軍旅之事，而參謀處長張柏亭氏不厭煩瑣，委曲相告，才懂得一些兵學的門徑。
有一天，我軍自敵壘俘獲若幹敵方文件，中有《“一·二八”戰役紀念冊》，記叙詳密，編印精美，愛不忍釋；當時心中就有這樣的念頭：他日戰勝，我們也該編理這樣的戰事紀念冊。
因此，那兩個多月中，盡可能地搜集戰事資料以備來日治史之需。
其時已搜集的，有八八師的戰鬥詳報、陳參謀長的淞滬近郊作戰地圖，以及張參謀處長的作戰日記，此外還有許多從同文書院圖書館中找來的地圖和地志。
其後，地圖毀于金華戰役，戰鬥詳報和作戰日記，寄存于上海怡和洋行，也以日軍進占租界，毀于“一·二八”的早晨。
那份史料，可說全部損失了。
二十六年十一月初旬，淞滬戰事失利，戰線向後移動；其時，坊間已有《上海抗戰全史》、《上海血戰記》，稍後則有《中國的抗戰》（密勒士評論報社編）一類書出版；其内容全就報紙所載電訊、特寫、通訊編次而成，我們稍微知道一些戰事内幕的，便覺得這些記錄的真實性并不很高。
（其中很多電訊，系筆者在軍中所發，更明白電訊與實際戰情間的距離。
）假如要編次戰史，必須重集史料，另起爐竈，才可以近于“真實”。
二十七年夏初，筆者随軍魯南，乃開始有計劃的搜集。
首重敵情，包括敵軍文件、日記及俘虜口供，其次注意軍方文件，包括戰鬥報告、實錄、命令、計劃等等；又次随時記錄軍方人士談話，尤其注意參謀人員的議論批評；至于報紙所載電訊、通訊、特寫，連筆者所寫的在内，一律隻能當作旁證，應得加以嚴格鑒别。
如是者四年，材料越積越多，自信可以勒成專史；乃編訂目錄，準備着筆，那是三十二年春間的事。
可是一動了手，便覺得若幹史料都不可信，若幹疑難，無從解答；乃又擱筆，重行搜集史料，再做準備工作，而贛南又告淪陷，避亂贛東北，擾擾不安，一切都停下來。
三十四年秋天，敵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