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暴風雨之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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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年春天(一九三七年),華北局勢忽而非常平靜;英記者勃脫蘭(JamesBertram)那時住在北平,曾經叙述過如次的感想:在遠東,人們回想一九三七年的春季,宛如一個戰争的鴻溝,劃開和平與戰争兩時代的分野;正如大戰的歐洲,回想到被人遺忘了的一九一四年夏季一樣。
在回憶上,很難相信那些和平的日子是真的。
新春給中國帶來了一個新生;它最後的嚴重内部危機,獲得和平解決,産生了全國團結的希望。
而使中國人感到驚異的,是日本人對于這事,似乎也并不覺得怎樣。
一種稀有的平靜空氣,竟替代了以往東京和南京間的互相為難的情形。
三月間,日本銀行家和實業家組成了經濟使團來中國訪問,并且作了很樂觀的報告。
據說,他們甚至建議把中國方面所認為顯然不平的事,也要予以補救。
這個親善團和華北日本駐屯軍之間,自然有一點暗潮,但這是可以調解的。
關于這一點,最大的希望,是寄在溫和派的(但在疾病中的)華北駐屯軍司令田代中将身上。
說到在北平,從一九三一年以來,每一個春天總要重新發現一次戰争的陰霾的,現在對于這和平吉兆的光臨,自然是十分感慰的。
雖是日本的軍部,是不會馬上改變它的立場的。
但是軍人内閣總理林銑大将的倨傲态度,已被自由而開明的佐藤外相上台抵消了;而且林内閣的壽命,也已經是有限的了。
日本的溫和派似乎可以重新得勢;但是有經驗的觀察家已經在搖頭了。
那年五月,勃脫蘭從華北出發到日本去,臨行之日,拉鐵摩爾(OwenLattmore),那位美國的中國通,對他說:“這太像一九三一年了,太平靜了,太平靜了,平靜得不能使我們放心,我們怕又要見到一個&lsquo九·一八&rsquo呢!”大家都應記得以前日本一個短短的自由派運動的插曲,和同樣過分熱烈,對華友誼的表示,曾經成為對滿洲的突然進攻導火線呢!在這種沒有人能否認國際間應有遵守的誠意的時節,日本的外交,卻總是把兇鸷之鷹與和平之鴿,交換地導演着的。
他在路上所聽到的新聞,也加強了這種感覺,到大連那天,他聽到林内閣将要下台的第一次傳說。
到了漢城,林内閣倒台的消息是證實了。
一個以近衛公爵為首腦的新政權,已在國外宣布着,而被認為是“革新的内閣”;它的使命,是要實現佐藤外相業已開始的對華合作。
但是,新内閣的政策,即使在那時,有幾點也是不能這樣可靠的。
外相佐藤尚武讓位給了廣田弘毅,他就是一九三六年三原則(日本“安定遠東”政策的結晶品)的倡導人,和同年與德締結反共協定的外交家。
杉山元任了陸相,和馬場锳一&mdash&mdash重工業和軍需工業的代表&mdash&mdash任了藏相。
這些名字足夠壓倒那甚孚衆望而政治經驗卻很不夠的近衛公爵。
從新内閣的混血組織來推測,它是一個暴風雨的朕兆。
在這兒,且約略追叙當年日方所采取的迂回曲折的外交途徑。
日本的二重外交,就是霞關的與三宅坂的,往往自相矛盾;軍部雖有外交的責任與義務,但事實上有很多的越俎代謀的情事。
而外交人員勾結少壯派軍人,幾成為一時的風尚。
一九三三年,日本退出國聯以後,拒絕列強過問遠東問題,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天羽英二發表著名的聲明:“關于中國問題,日本的立場與主張,或有與列國不能一緻者;不過這種情形,實導源于日本在東亞之地位與使命,而不得不然。
日本為維持東亞和平及秩序,以單獨負責進行的事實,日本認為是當然的;又單獨進行東亞的和平的秩序,為日本的使命;日本對此使命,有決行的
在回憶上,很難相信那些和平的日子是真的。
新春給中國帶來了一個新生;它最後的嚴重内部危機,獲得和平解決,産生了全國團結的希望。
而使中國人感到驚異的,是日本人對于這事,似乎也并不覺得怎樣。
一種稀有的平靜空氣,竟替代了以往東京和南京間的互相為難的情形。
三月間,日本銀行家和實業家組成了經濟使團來中國訪問,并且作了很樂觀的報告。
據說,他們甚至建議把中國方面所認為顯然不平的事,也要予以補救。
這個親善團和華北日本駐屯軍之間,自然有一點暗潮,但這是可以調解的。
關于這一點,最大的希望,是寄在溫和派的(但在疾病中的)華北駐屯軍司令田代中将身上。
說到在北平,從一九三一年以來,每一個春天總要重新發現一次戰争的陰霾的,現在對于這和平吉兆的光臨,自然是十分感慰的。
雖是日本的軍部,是不會馬上改變它的立場的。
但是軍人内閣總理林銑大将的倨傲态度,已被自由而開明的佐藤外相上台抵消了;而且林内閣的壽命,也已經是有限的了。
日本的溫和派似乎可以重新得勢;但是有經驗的觀察家已經在搖頭了。
那年五月,勃脫蘭從華北出發到日本去,臨行之日,拉鐵摩爾(OwenLattmore),那位美國的中國通,對他說:“這太像一九三一年了,太平靜了,太平靜了,平靜得不能使我們放心,我們怕又要見到一個&lsquo九·一八&rsquo呢!”大家都應記得以前日本一個短短的自由派運動的插曲,和同樣過分熱烈,對華友誼的表示,曾經成為對滿洲的突然進攻導火線呢!在這種沒有人能否認國際間應有遵守的誠意的時節,日本的外交,卻總是把兇鸷之鷹與和平之鴿,交換地導演着的。
他在路上所聽到的新聞,也加強了這種感覺,到大連那天,他聽到林内閣将要下台的第一次傳說。
到了漢城,林内閣倒台的消息是證實了。
一個以近衛公爵為首腦的新政權,已在國外宣布着,而被認為是“革新的内閣”;它的使命,是要實現佐藤外相業已開始的對華合作。
但是,新内閣的政策,即使在那時,有幾點也是不能這樣可靠的。
外相佐藤尚武讓位給了廣田弘毅,他就是一九三六年三原則(日本“安定遠東”政策的結晶品)的倡導人,和同年與德締結反共協定的外交家。
杉山元任了陸相,和馬場锳一&mdash&mdash重工業和軍需工業的代表&mdash&mdash任了藏相。
這些名字足夠壓倒那甚孚衆望而政治經驗卻很不夠的近衛公爵。
從新内閣的混血組織來推測,它是一個暴風雨的朕兆。
在這兒,且約略追叙當年日方所采取的迂回曲折的外交途徑。
日本的二重外交,就是霞關的與三宅坂的,往往自相矛盾;軍部雖有外交的責任與義務,但事實上有很多的越俎代謀的情事。
而外交人員勾結少壯派軍人,幾成為一時的風尚。
一九三三年,日本退出國聯以後,拒絕列強過問遠東問題,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天羽英二發表著名的聲明:“關于中國問題,日本的立場與主張,或有與列國不能一緻者;不過這種情形,實導源于日本在東亞之地位與使命,而不得不然。
日本為維持東亞和平及秩序,以單獨負責進行的事實,日本認為是當然的;又單獨進行東亞的和平的秩序,為日本的使命;日本對此使命,有決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