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英、美、蘇聯及德國之遠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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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的炮聲，對于太平洋全部局勢的改變，和對中國的生存威脅，同樣的嚴重；日本軍閥聲言要建設它的東亞新秩序，不僅影響到英、美、蘇聯這些國家的遠東利益，而且迫着這些國家，采取新的對策。
英國一直繼續它的因循敷衍政策，“九·一八”說明日本已經走上新的征程，倫敦的率直反應的是沉痛的憤怒。
華府所建立起來的均勢，已被推翻了，整個的集體安全機構，交織于國聯盟約中的，也發生了動搖。
但英國并未采取積極的報複行動，西門爵士（SirJohnSimon時為英國外相）認為英國不能憑仗美國有效的援助，因此，即使日本滅亡了，受其利者也惟有蘇聯；他在國聯會議席上幫我們的“倒忙”（連日本的代表松岡都認為十分滿意），破壞了史汀生和受了驚的各小國決心采取膺懲手段的一切努力。
英國猶豫不決的代價是日本侵占“滿洲”，日本對它敵人的鬥争（日本認為對中國進攻，即對中國的背後&mdash&mdash英國作戰）已經首獲勝利了。
美國記者蓋恩（M．T．Gayn）分析英國的政策是這樣：直至一九三五年止，猶豫不決，仍然是英國政策的基調。
倫敦的帝國戰略家覺得要保衛英國在遠東的主要利益，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大規模援助中國，使有利可獲的貿易與投資的機會為之擴張。
但是日本已變成這樣強大，所以要不得它同意，就不能畀予中國這種援助。
第二條路是把中國再分割成勢力範圍，日本統治華北，而英國則在華南和長江流域，享有優越地位。
保守黨政治家認為這種辦法，可使美國和日本得以成立反蘇諒解。
無奈日本正沉醉于自己所獲得從西方國家手中取得的勝利，拒絕與英國締結協定。
日本代表團，從國聯走出來了。
日本使“滿洲”殖民地化的工作，正順利進行中。
日本勢力已經穿過長城了，東京秘密地在準備廢棄一切有約束性的條約，而從華府海軍條約開刀。
誰知倫敦縱然常常碰壁，卻并未失望。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有勢力的英國實業協會組織一代表團，由呶呶不休的龐貝爵士（LordBarndy）率領，訪問日本和“滿洲”。
這些貿易與善意的使者所發表的熱烈情緒與日本銀行家和實業家所表示的永垂不朽的友誼，相映成趣。
龐貝爵士眼睛盯上了“滿洲”鐵軌的訂貨單，居然把承認“滿洲國”的話，從他不懂外交的嘴裡溜出來了。
可是當日本鐵軌制造商，拒絕參加歐洲鋼業加疊爾，拒絕使英國鋼業分潤“滿洲”利益時，他又立刻否認說過贊成“滿洲國”的話；他們帶着失望回到了倫敦。
一九三五年夏天，倫敦又作一次努力；英國經濟顧問李滋·羅斯（LietzRoss）奉派赴遠東，處理英國的利益與投資問題。
九月，他到了東京，提議英日兩國共同貸款給中國。
日本政府立即拒絕這個計劃，宣稱中國無須外來的财政援助。
李滋·羅斯在東京碰壁，隻得采取另外一種辦法，那就是援助中國。
他到上海不到兩月，中國政府宣布許多積極的财政改革辦法，這種改革，事實上把中國币制放到英鎊集團裡面去。
日本的反應是劇烈的；日本稱這種策動，是在财政上對日宣戰，并警告中英兩國，報複即在目前。
日人對于中國經濟力量的日益增強，其驚駭不亞于中國政治的終于完成統一。
不錯，中央政府的巨大建設計劃仍在胚胎時期，沒有外國資本的協助不能成功。
最使日本感覺不安的，是這種外國資本竟有來到的樣子，中國竟已獲到普通的商業信用借款。
中國的币制改革，在外彙上規定法币一元值一先令二便士半，使中國政府能将大批白銀輸存外國，建立了對外信用的基礎，和購買軍火的儲金，這對于日本野心是一個直接的打擊。
而且中國人民肯交出他們的白銀來換取不兌換的紙币，新紙币之為全國所接受，證明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和國家的統一。
日本希望對華戰争的第一個收獲是新貨币制度的崩潰。
其後，英日關系還來了幾次若合若離的回波，倫敦的保守黨和東京的溫和派，玩弄他們的把戲，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為止。
那年十一月初旬，日本軍部恫吓内閣，迫其接受和德國締結的《反共公約》；《反共公約》使倫敦震驚，因為這公約的表面系針對蘇聯，但也可利用為反英的工具；約上雖說，任何反共國家都可以參加這個條約，但東京所慣用口是心非的保證，是等于零的。
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在倫敦還有人在重開建立遠東“新政”的談判，但談判還未怎樣進展，命運之神就出頭幹涉了，日本内閣發生危機，内閣大臣更疊。
英日兩國的初步談判，就此擱淺
英國一直繼續它的因循敷衍政策，“九·一八”說明日本已經走上新的征程，倫敦的率直反應的是沉痛的憤怒。
華府所建立起來的均勢，已被推翻了，整個的集體安全機構，交織于國聯盟約中的，也發生了動搖。
但英國并未采取積極的報複行動，西門爵士（SirJohnSimon時為英國外相）認為英國不能憑仗美國有效的援助，因此，即使日本滅亡了，受其利者也惟有蘇聯；他在國聯會議席上幫我們的“倒忙”（連日本的代表松岡都認為十分滿意），破壞了史汀生和受了驚的各小國決心采取膺懲手段的一切努力。
英國猶豫不決的代價是日本侵占“滿洲”，日本對它敵人的鬥争（日本認為對中國進攻，即對中國的背後&mdash&mdash英國作戰）已經首獲勝利了。
美國記者蓋恩（M．T．Gayn）分析英國的政策是這樣：直至一九三五年止，猶豫不決，仍然是英國政策的基調。
倫敦的帝國戰略家覺得要保衛英國在遠東的主要利益，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大規模援助中國，使有利可獲的貿易與投資的機會為之擴張。
但是日本已變成這樣強大，所以要不得它同意，就不能畀予中國這種援助。
第二條路是把中國再分割成勢力範圍，日本統治華北，而英國則在華南和長江流域，享有優越地位。
保守黨政治家認為這種辦法，可使美國和日本得以成立反蘇諒解。
無奈日本正沉醉于自己所獲得從西方國家手中取得的勝利，拒絕與英國締結協定。
日本代表團，從國聯走出來了。
日本使“滿洲”殖民地化的工作，正順利進行中。
日本勢力已經穿過長城了，東京秘密地在準備廢棄一切有約束性的條約，而從華府海軍條約開刀。
誰知倫敦縱然常常碰壁，卻并未失望。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有勢力的英國實業協會組織一代表團，由呶呶不休的龐貝爵士（LordBarndy）率領，訪問日本和“滿洲”。
這些貿易與善意的使者所發表的熱烈情緒與日本銀行家和實業家所表示的永垂不朽的友誼，相映成趣。
龐貝爵士眼睛盯上了“滿洲”鐵軌的訂貨單，居然把承認“滿洲國”的話，從他不懂外交的嘴裡溜出來了。
可是當日本鐵軌制造商，拒絕參加歐洲鋼業加疊爾，拒絕使英國鋼業分潤“滿洲”利益時，他又立刻否認說過贊成“滿洲國”的話；他們帶着失望回到了倫敦。
一九三五年夏天，倫敦又作一次努力；英國經濟顧問李滋·羅斯（LietzRoss）奉派赴遠東，處理英國的利益與投資問題。
九月，他到了東京，提議英日兩國共同貸款給中國。
日本政府立即拒絕這個計劃，宣稱中國無須外來的财政援助。
李滋·羅斯在東京碰壁，隻得采取另外一種辦法，那就是援助中國。
他到上海不到兩月，中國政府宣布許多積極的财政改革辦法，這種改革，事實上把中國币制放到英鎊集團裡面去。
日本的反應是劇烈的；日本稱這種策動，是在财政上對日宣戰，并警告中英兩國，報複即在目前。
日人對于中國經濟力量的日益增強，其驚駭不亞于中國政治的終于完成統一。
不錯，中央政府的巨大建設計劃仍在胚胎時期，沒有外國資本的協助不能成功。
最使日本感覺不安的，是這種外國資本竟有來到的樣子，中國竟已獲到普通的商業信用借款。
中國的币制改革，在外彙上規定法币一元值一先令二便士半，使中國政府能将大批白銀輸存外國，建立了對外信用的基礎，和購買軍火的儲金，這對于日本野心是一個直接的打擊。
而且中國人民肯交出他們的白銀來換取不兌換的紙币，新紙币之為全國所接受，證明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和國家的統一。
日本希望對華戰争的第一個收獲是新貨币制度的崩潰。
其後，英日關系還來了幾次若合若離的回波，倫敦的保守黨和東京的溫和派，玩弄他們的把戲，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為止。
那年十一月初旬，日本軍部恫吓内閣，迫其接受和德國締結的《反共公約》；《反共公約》使倫敦震驚，因為這公約的表面系針對蘇聯，但也可利用為反英的工具；約上雖說，任何反共國家都可以參加這個條約，但東京所慣用口是心非的保證，是等于零的。
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在倫敦還有人在重開建立遠東“新政”的談判，但談判還未怎樣進展，命運之神就出頭幹涉了，日本内閣發生危機，内閣大臣更疊。
英日兩國的初步談判，就此擱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