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西安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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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駐瑞士公使天羽英二曾經策劃中國内部的分裂與混亂，說中國隻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算不得一個國家，用作武力侵略的理由。
我們或許可以承認這幅混亂的圖畫，不過這是一幅油畫，迫近去看，隻見其淩亂淆雜；若推遠一點看，則脈絡分明，生氣蓬勃，一點也不淩亂。
國民黨的革命力量，從黃埔練兵到國民革命軍北伐這一段時期所表現的活躍是可驚的；十六年定都南京十年間，雖有國共分裂，日本強占東北及不斷幹涉華北行政等事實，在經濟、軍事與政治統一諸方面，仍有迅速的進步。
十六年之初，僅有五省完全屬于中央的統治，到了二十六年，除了日本用武力所壓迫造成之華北特殊化以外，所有省份均在中央管轄之下，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國家。
邊遠的各省，還有半獨立的狀态，可是因為交通與運輸的進步，币制的統一，省軍的改編，以及民族觀念的勃興，離心的力量逐漸消失了；即北方各省軍閥所代表的反動勢力，不但未因中央加強統治而與日本勾結，反而向往于中央的保護以抵抗日本的壓迫。
真如英記者尤脫萊所說的，“日本的侵略對于中國的統一與團結，直接間接，為助甚多”。
換言之，中國在國難嚴重的時期中，有了迅速而廣泛的進步。
“國共分裂”這件不幸的大事，真使寫史者停筆歎息，呼天欲問。
從這兩黨的發展，以及共患難期中的呼吸相通，向同一目标做革命工作；加以兩黨分子的氣味相投、出身相似，即不說是同胞兄弟，至少和表姊妹那麼親密。
然而兩黨分裂了，便幹戈相見，十六年以後，國民政府的大半力量就用以對付瑞金為中心的紅軍，就在江西境内，雙方傷亡的數目，當以百萬計；内戰之慘痛如此，實在不忍重說。
從另外一方面，我們又看到一些微妙的關系；後來在抗日的軍事工作上有所表現的部隊，早已在“剿共”戰争中顯出成績，中共軍隊所擅長的遊擊戰，也在江西戰場顯其身手，這場慘酷的内戰，又像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二十四年年底，紅軍放棄江西的根據地，經西南各省，跋涉二萬五千裡遠征西北，進入陝、甘、綏的邊區，另建“赤都”于延安；政府軍的追剿，也緊緊跟在後面，踏着長征的蹤迹以入西北。
卻也似乎很巧，紅軍做了統一西南的先鋒，政府也就跟蹤完成民國以來所未有的統一局面。
紅軍到了西北以後，其時，日軍從熱綏侵入了華北，紅軍恰巧安排在他們的左翼。
有一次，紅軍曾經渡過黃河進入關閉了二十多年的山西；政府軍隊也就跟蹤前進，替後來的山西戰局布了伏線。
種種方面看來，這兩種相反的力量，有意無意之間，又似乎在那兒相互為用。
“西安事變”，那出喜劇性的“政變”（也可說是“叛變”，也可說是“兵谏”），恰在那樣情勢下結束了十年來的國共内亂，由分裂而後歸于攜手。
蔣夫人宋美齡氏身與其事，于其回憶錄中說：“餘視此為決定我國命運最後一次革命正義之鬥争。
其情狀之複雜，絕非中國既往一般稱兵作亂之叛變所可比拟，而其關于國際與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勢，倘處置失當，即釀成民國以來空前之戰禍。
至其對于内者，則包涵個人與全國各種複雜問題，且有最猛烈之爆烈性蓄積于其間。
”（英記者勃脫蘭說：“如果把過去七年的曆史縮短一下，我們就是說：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一炮，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間沈陽發射的；至于中國開始抵抗日本的第一炮，不是在東三省或上海或華北前線發出的，而是在陝西華清宮那片西鋪滿了積雪的亭台外面射出來的。
這次事變的結果，使十年來國民黨和共産黨之間，得到第一次諒解，中國的内戰因此停止了，&lsquo全國統一陣線&rsquo也在短時期内完成了。
”） 發動這次大政變的主角，是張學良将軍，他的悲劇性的性格，上面略已提及了。
他的優柔寡斷，容易感情沖動，和蔣氏的沉毅果決正是最明顯的對比（蔣氏曾對張氏作如此批評：“漢卿小事精明，大事糊塗，把握不堅，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
沈陽失陷後，國人對之甚為苛責，汪精衛也曾與之正面沖突，乃去國避謗。
二十四年歸國，仍任軍職，國人對之仍無好感。
他去國以前，身體很壞，因之精神頹喪；海外歸來
我們或許可以承認這幅混亂的圖畫，不過這是一幅油畫，迫近去看，隻見其淩亂淆雜；若推遠一點看，則脈絡分明，生氣蓬勃，一點也不淩亂。
國民黨的革命力量，從黃埔練兵到國民革命軍北伐這一段時期所表現的活躍是可驚的；十六年定都南京十年間，雖有國共分裂，日本強占東北及不斷幹涉華北行政等事實，在經濟、軍事與政治統一諸方面，仍有迅速的進步。
十六年之初，僅有五省完全屬于中央的統治，到了二十六年，除了日本用武力所壓迫造成之華北特殊化以外，所有省份均在中央管轄之下，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國家。
邊遠的各省，還有半獨立的狀态，可是因為交通與運輸的進步，币制的統一，省軍的改編，以及民族觀念的勃興，離心的力量逐漸消失了；即北方各省軍閥所代表的反動勢力，不但未因中央加強統治而與日本勾結，反而向往于中央的保護以抵抗日本的壓迫。
真如英記者尤脫萊所說的，“日本的侵略對于中國的統一與團結，直接間接，為助甚多”。
換言之，中國在國難嚴重的時期中，有了迅速而廣泛的進步。
“國共分裂”這件不幸的大事，真使寫史者停筆歎息，呼天欲問。
從這兩黨的發展，以及共患難期中的呼吸相通，向同一目标做革命工作；加以兩黨分子的氣味相投、出身相似，即不說是同胞兄弟，至少和表姊妹那麼親密。
然而兩黨分裂了，便幹戈相見，十六年以後，國民政府的大半力量就用以對付瑞金為中心的紅軍，就在江西境内，雙方傷亡的數目，當以百萬計；内戰之慘痛如此，實在不忍重說。
從另外一方面，我們又看到一些微妙的關系；後來在抗日的軍事工作上有所表現的部隊，早已在“剿共”戰争中顯出成績，中共軍隊所擅長的遊擊戰，也在江西戰場顯其身手，這場慘酷的内戰，又像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二十四年年底，紅軍放棄江西的根據地，經西南各省，跋涉二萬五千裡遠征西北，進入陝、甘、綏的邊區，另建“赤都”于延安；政府軍的追剿，也緊緊跟在後面，踏着長征的蹤迹以入西北。
卻也似乎很巧，紅軍做了統一西南的先鋒，政府也就跟蹤完成民國以來所未有的統一局面。
紅軍到了西北以後，其時，日軍從熱綏侵入了華北，紅軍恰巧安排在他們的左翼。
有一次，紅軍曾經渡過黃河進入關閉了二十多年的山西；政府軍隊也就跟蹤前進，替後來的山西戰局布了伏線。
種種方面看來，這兩種相反的力量，有意無意之間，又似乎在那兒相互為用。
“西安事變”，那出喜劇性的“政變”（也可說是“叛變”，也可說是“兵谏”），恰在那樣情勢下結束了十年來的國共内亂，由分裂而後歸于攜手。
蔣夫人宋美齡氏身與其事，于其回憶錄中說：“餘視此為決定我國命運最後一次革命正義之鬥争。
其情狀之複雜，絕非中國既往一般稱兵作亂之叛變所可比拟，而其關于國際與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勢，倘處置失當，即釀成民國以來空前之戰禍。
至其對于内者，則包涵個人與全國各種複雜問題，且有最猛烈之爆烈性蓄積于其間。
”（英記者勃脫蘭說：“如果把過去七年的曆史縮短一下，我們就是說：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一炮，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間沈陽發射的；至于中國開始抵抗日本的第一炮，不是在東三省或上海或華北前線發出的，而是在陝西華清宮那片西鋪滿了積雪的亭台外面射出來的。
這次事變的結果，使十年來國民黨和共産黨之間，得到第一次諒解，中國的内戰因此停止了，&lsquo全國統一陣線&rsquo也在短時期内完成了。
”） 發動這次大政變的主角，是張學良将軍，他的悲劇性的性格，上面略已提及了。
他的優柔寡斷，容易感情沖動，和蔣氏的沉毅果決正是最明顯的對比（蔣氏曾對張氏作如此批評：“漢卿小事精明，大事糊塗，把握不堅，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
沈陽失陷後，國人對之甚為苛責，汪精衛也曾與之正面沖突，乃去國避謗。
二十四年歸國，仍任軍職，國人對之仍無好感。
他去國以前，身體很壞，因之精神頹喪；海外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