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國人之抗戰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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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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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敵人進攻沈陽那天起，中國民衆心理，就燃起了一種不可遏的抵抗暴力的情緒；這情緒也就寄托在這樣一首流行歌曲上。
一個英國的記者在北戴河初聞此歌，為之感動流淚；一個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頭聽了不覺心神震動；這歌曲曾流行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舊金山的一角；有着中國人的蹤迹，就流行着這首悲憤的歌曲。
和這歌相應的，還有一首題名《松花江上》凄婉不忍卒聽的歌曲，開頭是：“我的家在東北的松花江上，那裡有森林煤礦，&hellip&hellip”接着說：“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hellip&hellip”最後發出了幾乎絕望了的叫喊：“爹娘呀，爹娘呀，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這雖是一首無名氏所作的歌曲，卻正代表了千千萬萬淪陷區全體流亡人民的哀嘶！這份情緒，日本人稱之為排日的情緒；他們的外交家曾經在國聯行政院會議席上振振有詞，替他們的軍事侵略作辯護，說是這樣的“排日情緒”，應該“膺懲”。
中國的民衆，農民本來占絕對大多數，幾乎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由于他們是忠實的土地兒子，安土重遷，世界觀很狹小；由于他們生活不夠水準，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由于他們承襲着過于豐富的傳統觀念，像蝸牛一樣，背着過厚的殼子，難于翻身；對于近百年間世界的變動以及産業革命所泛起的經濟洪水，是不十分理解，而且也不知道如何去應付的。
他們雖歸之于“命運”，但生活的壓迫一天一天加重了，逐漸形成了一種“排外”的情緒。
（他們很籠統，以為使得我們窮困，都是由于中國的不太平，不太平都是由于洋人的欺負；修鐵路，開礦山，把我們的龍脈挖斷了，地藏的寶氣洩漏了；設教堂，把我們的神祖先侮蔑了；所以使得我們一天窮困一天，我們要想免除這種窮困，非把一切洋人驅逐出去不可。
）從鴉片戰争到庚子義和團之亂，不知演了多少幼稚可笑的“排外”的悲喜劇。
不過創巨痛深的《辛醜和約》，也使中國社會起了徹底的轉變；庚子以前，中國的士大夫，這群政治社會的基層人物，大部分還和幼稚的排外反動心理相一緻，也曾起了領導作用。
辛醜以後，士大夫心理有轉變，知非從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着手不可，無論康（有為）梁（啟超）兩氏所領導的新政，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以及五四運動以後的思想革命，都可以說是士大夫群的醒覺。
正當我們士大夫覺醒之際，國際情勢又有了劇烈重大的變動；一則遠東勢力範圍的劃分，更使中國難以競存，二則舊俄的倒敗，與蘇聯的新生，更增加遠東的錯綜性；三則日本的侵略更積極，更表面化，使人有“國亡無日”之感。
因此“排外”情緒轉變而為“救亡圖存”的自覺心，孫中山先生所謂“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便代表了我們的共同意向。
他的遺囑中，指示了兩個方針：“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自由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一面領導民衆，喚醒他們的民族意識，一面從國際上找朋友，想從錯綜的遠東局勢中打開出路。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蔣委員長向五全大會作外交報告，謂：“吾人今日孳孳以求者，不過對本國求自存，對國際求共存而已。
”“苟國際演變不斬絕我國家生存民族複興之路，吾人應以整個的國家民族之利害為主要對象，一切枝節問題，當為最大之忍耐。
複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謀各友邦之政治協調，以互惠平等為原則，謀各友邦之經濟合作。
”）從日本的事實表現，《民四》向我提出“二十一條件”起，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滅亡我們的國家，侵犯我們的主權，危害我們的生存，尤以“九&mi
一個英國的記者在北戴河初聞此歌，為之感動流淚；一個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頭聽了不覺心神震動；這歌曲曾流行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舊金山的一角；有着中國人的蹤迹，就流行着這首悲憤的歌曲。
和這歌相應的，還有一首題名《松花江上》凄婉不忍卒聽的歌曲，開頭是：“我的家在東北的松花江上，那裡有森林煤礦，&hellip&hellip”接着說：“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hellip&hellip”最後發出了幾乎絕望了的叫喊：“爹娘呀，爹娘呀，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這雖是一首無名氏所作的歌曲，卻正代表了千千萬萬淪陷區全體流亡人民的哀嘶！這份情緒，日本人稱之為排日的情緒；他們的外交家曾經在國聯行政院會議席上振振有詞，替他們的軍事侵略作辯護，說是這樣的“排日情緒”，應該“膺懲”。
中國的民衆，農民本來占絕對大多數，幾乎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由于他們是忠實的土地兒子，安土重遷，世界觀很狹小；由于他們生活不夠水準，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由于他們承襲着過于豐富的傳統觀念，像蝸牛一樣，背着過厚的殼子，難于翻身；對于近百年間世界的變動以及産業革命所泛起的經濟洪水，是不十分理解，而且也不知道如何去應付的。
他們雖歸之于“命運”，但生活的壓迫一天一天加重了，逐漸形成了一種“排外”的情緒。
（他們很籠統，以為使得我們窮困，都是由于中國的不太平，不太平都是由于洋人的欺負；修鐵路，開礦山，把我們的龍脈挖斷了，地藏的寶氣洩漏了；設教堂，把我們的神祖先侮蔑了；所以使得我們一天窮困一天，我們要想免除這種窮困，非把一切洋人驅逐出去不可。
）從鴉片戰争到庚子義和團之亂，不知演了多少幼稚可笑的“排外”的悲喜劇。
不過創巨痛深的《辛醜和約》，也使中國社會起了徹底的轉變；庚子以前，中國的士大夫，這群政治社會的基層人物，大部分還和幼稚的排外反動心理相一緻，也曾起了領導作用。
辛醜以後，士大夫心理有轉變，知非從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着手不可，無論康（有為）梁（啟超）兩氏所領導的新政，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以及五四運動以後的思想革命，都可以說是士大夫群的醒覺。
正當我們士大夫覺醒之際，國際情勢又有了劇烈重大的變動；一則遠東勢力範圍的劃分，更使中國難以競存，二則舊俄的倒敗，與蘇聯的新生，更增加遠東的錯綜性；三則日本的侵略更積極，更表面化，使人有“國亡無日”之感。
因此“排外”情緒轉變而為“救亡圖存”的自覺心，孫中山先生所謂“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便代表了我們的共同意向。
他的遺囑中，指示了兩個方針：“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自由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一面領導民衆，喚醒他們的民族意識，一面從國際上找朋友，想從錯綜的遠東局勢中打開出路。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蔣委員長向五全大會作外交報告，謂：“吾人今日孳孳以求者，不過對本國求自存，對國際求共存而已。
”“苟國際演變不斬絕我國家生存民族複興之路，吾人應以整個的國家民族之利害為主要對象，一切枝節問題，當為最大之忍耐。
複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謀各友邦之政治協調，以互惠平等為原則，謀各友邦之經濟合作。
”）從日本的事實表現，《民四》向我提出“二十一條件”起，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滅亡我們的國家，侵犯我們的主權，危害我們的生存，尤以“九&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