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國人之抗戰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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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t一八”以後的行動為更毒辣，顯然成為我們所不能不抵抗的最主要的敵人。
從日本軍閥看來，國民黨的政治統一與軍事改進，妨礙他們的鲸吞企圖，也變成了勢不兩立的敵人。
（一九三六年，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所發的小冊子有“究竟帝國打倒蔣介石乎？抑蔣介石及其一黨打倒帝國乎？”之語。
） 可是在國内，士大夫群對于國民黨的要求，最初期待過高，後來弄得失望；北伐未成功而國共先分家，黨派間的摩擦，消耗了無限精力。
而且國民黨内部也并不一緻，青年學生以及大部分文化人，對于國民政府的外交，認為軟弱無能；尤其對于“九·一八”以後的外交表示不滿意，認為辱國喪權；政府忍辱簽訂的《塘沽協定》，更為朝野所共同攻擊。
民國二十年冬天的學生請願，與二十四年冬天，平津學生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反僞自治的示威運動，都在敦促政府對日采取更堅決的行動。
民衆要“抗戰”，“甯為玉碎，不為瓦全”，壓迫政府采取最後手段。
（“中國人民之情緒已達沸點，不能抗日之政府，絕不能繼續當政。
即對中國軍事在物質上的大缺點認識最清楚之人，亦明白此為千載一時之良機。
軍事上，中國如不戰而失華北，亦将陷于無可救藥地步。
日本既稱霸于黃河以北，則随時可征服長江流域以至華南。
此次中國如仍不抵抗，則以後将不再有可抵抗之信念。
”）二十四年二月，上海文化界人士馬相伯、沈鈞儒、鄒韬奮等所組織的抗日救國會，提出主張七點：一、堅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二、堅決反對中國領土内以任何名義成立由外力策動的特殊行動組織，三、堅決否認以地方事件解決東北問題和華北問題，四、要求即日北兵讨伐冀東（五、六、七從略）。
沈鈞儒、章乃器、鄒韬奮及陶行知四氏，且以個人名義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宣言，中有“希望蔣先生親率國民政府統轄下的二百餘萬常備軍，動員全國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發動神聖民族解放戰争”。
也正是民衆情緒激昂，與政府步驟不能一緻之處。
直到抗戰以後，我們才看見種種文件，知道當時蔣氏對于對日作戰，确已下了決心，做了種種切實準備；蘇嘉路、浙贛路的修築，東南各省公路網的布成，事後證明都和軍事有密切關系，在當時卻未為一般民衆所了解。
當年，他說了“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的話，大家都認為隻是一種詞令，并不體味到其用心之苦。
盡管政府忍辱負重，咬緊牙龈，肩着鐵門，并不能獲得一般士大夫與民衆的諒解。
因此政府與民衆之間的隔閡，随外患之嚴重而加深。
一般士大夫，雖不明白軍備應如何調整，國防線上應該如何配置，敵我實力懸殊到什麼程度，而慷慨激昂的論調，正足以轉移一般人之視聽。
政府與民衆之間的距離，既愈來愈遠，乃産生了二十五年冬天有名的七君子案。
（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沙千裡、王造時、鄒韬奮、史良七人，以救國會事在滬被捕，後移押蘇州高等法院。
）我們從事後看來，一般士大夫的用心并不壞，但激昂的情緒，未始不足以誤大事；政府的苦心，可以諒解，但對于民衆情緒的處置，每不得其宜，甚至使用權力，也超過了限度了。
戰争發生以後，真正在苦痛中曆練的，卻是那占最大多數的農民；他們&mdash&mdash 忍受被希望之神認為無窮盡的災難；寬恕比死亡或黑夜更為殘惡的暴行，對似乎萬能的力量挑戰。
相愛并容忍；希望着，希望着，直到希望之神，從它自己的殘骸上創造出它思及的東西來，不變動，不猶豫，不悔恨。
一個英國記者說：“一切日本的計劃，顯然忽略了一點，中國民衆的長期抵抗，日本隻能在中國中止戰鬥時，可得勝利，但中國民衆将繼續戰鬥。
”
從日本軍閥看來，國民黨的政治統一與軍事改進，妨礙他們的鲸吞企圖，也變成了勢不兩立的敵人。
（一九三六年，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所發的小冊子有“究竟帝國打倒蔣介石乎？抑蔣介石及其一黨打倒帝國乎？”之語。
） 可是在國内，士大夫群對于國民黨的要求，最初期待過高，後來弄得失望；北伐未成功而國共先分家，黨派間的摩擦，消耗了無限精力。
而且國民黨内部也并不一緻，青年學生以及大部分文化人，對于國民政府的外交，認為軟弱無能；尤其對于“九·一八”以後的外交表示不滿意，認為辱國喪權；政府忍辱簽訂的《塘沽協定》，更為朝野所共同攻擊。
民國二十年冬天的學生請願，與二十四年冬天，平津學生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反僞自治的示威運動，都在敦促政府對日采取更堅決的行動。
民衆要“抗戰”，“甯為玉碎，不為瓦全”，壓迫政府采取最後手段。
（“中國人民之情緒已達沸點，不能抗日之政府，絕不能繼續當政。
即對中國軍事在物質上的大缺點認識最清楚之人，亦明白此為千載一時之良機。
軍事上，中國如不戰而失華北，亦将陷于無可救藥地步。
日本既稱霸于黃河以北，則随時可征服長江流域以至華南。
此次中國如仍不抵抗，則以後将不再有可抵抗之信念。
”）二十四年二月，上海文化界人士馬相伯、沈鈞儒、鄒韬奮等所組織的抗日救國會，提出主張七點：一、堅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二、堅決反對中國領土内以任何名義成立由外力策動的特殊行動組織，三、堅決否認以地方事件解決東北問題和華北問題，四、要求即日北兵讨伐冀東（五、六、七從略）。
沈鈞儒、章乃器、鄒韬奮及陶行知四氏，且以個人名義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宣言，中有“希望蔣先生親率國民政府統轄下的二百餘萬常備軍，動員全國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發動神聖民族解放戰争”。
也正是民衆情緒激昂，與政府步驟不能一緻之處。
直到抗戰以後，我們才看見種種文件，知道當時蔣氏對于對日作戰，确已下了決心，做了種種切實準備；蘇嘉路、浙贛路的修築，東南各省公路網的布成，事後證明都和軍事有密切關系，在當時卻未為一般民衆所了解。
當年，他說了“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的話，大家都認為隻是一種詞令，并不體味到其用心之苦。
盡管政府忍辱負重，咬緊牙龈，肩着鐵門，并不能獲得一般士大夫與民衆的諒解。
因此政府與民衆之間的隔閡，随外患之嚴重而加深。
一般士大夫，雖不明白軍備應如何調整，國防線上應該如何配置，敵我實力懸殊到什麼程度，而慷慨激昂的論調，正足以轉移一般人之視聽。
政府與民衆之間的距離，既愈來愈遠，乃産生了二十五年冬天有名的七君子案。
（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沙千裡、王造時、鄒韬奮、史良七人，以救國會事在滬被捕，後移押蘇州高等法院。
）我們從事後看來，一般士大夫的用心并不壞，但激昂的情緒，未始不足以誤大事；政府的苦心，可以諒解，但對于民衆情緒的處置，每不得其宜，甚至使用權力，也超過了限度了。
戰争發生以後，真正在苦痛中曆練的，卻是那占最大多數的農民；他們&mdash&mdash 忍受被希望之神認為無窮盡的災難；寬恕比死亡或黑夜更為殘惡的暴行，對似乎萬能的力量挑戰。
相愛并容忍；希望着，希望着，直到希望之神，從它自己的殘骸上創造出它思及的東西來，不變動，不猶豫，不悔恨。
一個英國記者說：“一切日本的計劃，顯然忽略了一點，中國民衆的長期抵抗，日本隻能在中國中止戰鬥時，可得勝利，但中國民衆将繼續戰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