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西安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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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恢複了健康的身體，頗欲有所作為。
其時，東北軍舊部，亦進入西北任“剿共”任務，而關外風雲日惡，華北局勢益非，家國身世之感交集，東北部屬心理上有了變化。
張氏本身也正十分苦悶；左右的心理變化，立刻影響到他的意向，乃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政變”。
“政變”的始末，有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及蔣夫人西安事變回憶錄記之甚詳。
當時參與政變的，張學良外，還有西北軍人楊虎城将軍；環繞張的左右，有東北少壯派軍人和思想龐雜的青年群，後者的激憤情緒，煽起了張氏的“兵谏”行動。
（張自謂“來臨潼受訓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發難，然實後悔莫及。
如因此亡國，則唯有二途：一、自殺，二、入山為匪雲雲”。
）由張氏衛隊發難，圍劫蔣氏，自臨潼送往西安綏靖公署安住；張自謂以“兵谏”為手段，強欲委員長容納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内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六、開放民衆愛國運動；七、确實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事變發生，世界震動，舉國惶如，中經端納（澳人）、宋子文諸氏奔走疏解，張楊憬悟，卒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由張學良陪随蔣氏飛歸洛陽，一天雲霧，立時消散；蔣氏出險消息四播，全國為之歡騰。
此次事變，表現蔣氏的精神，于危難之中，剛毅不屈，他面告張氏，“已決心犧牲此身，以維持國家之正氣，成仁取義，籌之至審。
須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萬難劫奪”。
西安之變，格外增加了蔣氏的威望。
國人心目中，也有了共同的信念，知道蔣氏為撐持危局的唯一領袖，即劫持蔣氏的唐旅長君堯，也明白“國家實不能一日無委員長”。
張學良的行動雖甚幼稚，但從國家民族的出發點，亦不可厚非；憬悟之後，便随同入京待罪，其勇于負責，亦與其他兵變不同。
（張自謂：“我等劫持委員長，自知不當，惟我自信，我等所欲為者，确為造福國家之計劃，自信動機确系純潔。
”）而當時在西北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中共首要，并未利用這次事變，收漁翁之利，且明白表示：“國事如今日，舍委員長外，實無第二人可為全國領袖者。
”西安事變所以迅速轉變，化兇為吉，亦中共人士明達事理有以助成之。
這種種，都是對國家民族有利的征象；一個在政治上統一的中國，終于出現了。
二十六年春間，中國不但是四川至沿海各省，自廣州至黃河，成了一個行政統一的國家；就是各政治黨派所表現的密切團結，也為十五年（北伐開始）以後任何時期所未有。
西安事變之後，國共之争的停止，其意義，事實上遠過于國民黨與共産黨的和解。
西安事變，把政府人民重新結合起來了。
（這時候抗日的民主力量，在學生及知識分子，最為活躍，已不再被壓迫而有領導全國的趨勢。
） 尤脫萊說：“從日本人的觀點看來，最理想的是中國政府，一個或數個，其歲入剛剛足以維持其對于領土的有效的控制權，但是這政府并無充足的資源可使其完成近代化的過程和推動中國工業的發展。
這樣的政府，對外很弱，決無力量抵抗日本的&lsquo勢力&rsquo，對内卻很強，足為日本商人的利益而維持法律與秩序。
日本對于西安事變的最初的反應是比較溫和的政策，表示決無奪取中國領土的野心。
它希望蔣氏回到&lsquo必先安内&rsquo的主張，換言之，就是與共産黨重啟戰禍。
日本如能使中國内戰重新爆發，同時使英國相信它已放棄了侵略政策，那末，日本既能向中國要求獲得華北的鐵路特權，又可以向英國借款，開始建築。
如此一來，華北不用武力就可以到手了，而中國其餘部分則稍緩數年。
等到日本将華北資源開發完竣的時候，再來對付。
”（日本的自由主義記者穗積尾崎便在太平洋國際關系讨論會說過這樣的話。
）他對于當時日本當局對西安事變的心理反應，分析得頗為正确。
然而西安事變的後果，和日本人的意願大相徑庭，國共合作不僅可能而且實現了，于是武力進攻的行動，在日本軍人心目中認為是必不可免的了！
其時，東北軍舊部，亦進入西北任“剿共”任務，而關外風雲日惡，華北局勢益非，家國身世之感交集，東北部屬心理上有了變化。
張氏本身也正十分苦悶；左右的心理變化，立刻影響到他的意向，乃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政變”。
“政變”的始末，有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及蔣夫人西安事變回憶錄記之甚詳。
當時參與政變的，張學良外，還有西北軍人楊虎城将軍；環繞張的左右，有東北少壯派軍人和思想龐雜的青年群，後者的激憤情緒，煽起了張氏的“兵谏”行動。
（張自謂“來臨潼受訓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發難，然實後悔莫及。
如因此亡國，則唯有二途：一、自殺，二、入山為匪雲雲”。
）由張氏衛隊發難，圍劫蔣氏，自臨潼送往西安綏靖公署安住；張自謂以“兵谏”為手段，強欲委員長容納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内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六、開放民衆愛國運動；七、确實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事變發生，世界震動，舉國惶如，中經端納（澳人）、宋子文諸氏奔走疏解，張楊憬悟，卒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由張學良陪随蔣氏飛歸洛陽，一天雲霧，立時消散；蔣氏出險消息四播，全國為之歡騰。
此次事變，表現蔣氏的精神，于危難之中，剛毅不屈，他面告張氏，“已決心犧牲此身，以維持國家之正氣，成仁取義，籌之至審。
須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萬難劫奪”。
西安之變，格外增加了蔣氏的威望。
國人心目中，也有了共同的信念，知道蔣氏為撐持危局的唯一領袖，即劫持蔣氏的唐旅長君堯，也明白“國家實不能一日無委員長”。
張學良的行動雖甚幼稚，但從國家民族的出發點，亦不可厚非；憬悟之後，便随同入京待罪，其勇于負責，亦與其他兵變不同。
（張自謂：“我等劫持委員長，自知不當，惟我自信，我等所欲為者，确為造福國家之計劃，自信動機确系純潔。
”）而當時在西北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中共首要，并未利用這次事變，收漁翁之利，且明白表示：“國事如今日，舍委員長外，實無第二人可為全國領袖者。
”西安事變所以迅速轉變，化兇為吉，亦中共人士明達事理有以助成之。
這種種，都是對國家民族有利的征象；一個在政治上統一的中國，終于出現了。
二十六年春間，中國不但是四川至沿海各省，自廣州至黃河，成了一個行政統一的國家；就是各政治黨派所表現的密切團結，也為十五年（北伐開始）以後任何時期所未有。
西安事變之後，國共之争的停止，其意義，事實上遠過于國民黨與共産黨的和解。
西安事變，把政府人民重新結合起來了。
（這時候抗日的民主力量，在學生及知識分子，最為活躍，已不再被壓迫而有領導全國的趨勢。
） 尤脫萊說：“從日本人的觀點看來，最理想的是中國政府，一個或數個，其歲入剛剛足以維持其對于領土的有效的控制權，但是這政府并無充足的資源可使其完成近代化的過程和推動中國工業的發展。
這樣的政府，對外很弱，決無力量抵抗日本的&lsquo勢力&rsquo，對内卻很強，足為日本商人的利益而維持法律與秩序。
日本對于西安事變的最初的反應是比較溫和的政策，表示決無奪取中國領土的野心。
它希望蔣氏回到&lsquo必先安内&rsquo的主張，換言之，就是與共産黨重啟戰禍。
日本如能使中國内戰重新爆發，同時使英國相信它已放棄了侵略政策，那末，日本既能向中國要求獲得華北的鐵路特權，又可以向英國借款，開始建築。
如此一來，華北不用武力就可以到手了，而中國其餘部分則稍緩數年。
等到日本将華北資源開發完竣的時候，再來對付。
”（日本的自由主義記者穗積尾崎便在太平洋國際關系讨論會說過這樣的話。
）他對于當時日本當局對西安事變的心理反應，分析得頗為正确。
然而西安事變的後果，和日本人的意願大相徑庭，國共合作不僅可能而且實現了，于是武力進攻的行動，在日本軍人心目中認為是必不可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