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二八”淞滬戰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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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沈陽事變發生後，日人先後在漢口、青島、福州、南京、汕頭、鎮江等城市作武力挑釁；尤以軍艦雲集漢口，陸戰隊武裝演習，青島日居留民舉行大會，燒毀《國民日報》及市黨部，日炮艦開槍向汕頭市示威等事件最為嚴重；而大規模的軍事沖突，卒于上海近郊爆發，時為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們事後推想，當年日軍在我國各地的示威挑釁，隻是一種擾亂作用，其主要目标，仍在鞏固東北地區的占領。
接在東北占領以後次一軍事行動，顯然沿長城牆邊，窺綏察，脅平津，作進攻華北的準備。
淞滬戰役，原不在他們的預定程序之中。
至于我國的軍事準備，離現代化的标準還遠得很；軍隊的數量，并不算少；但北洋軍閥所遺留的地方割據勢力非常之大，若幹軍隊正在參與繼續不斷的地方争霸戰；招募而來的士兵，知識水準低，驕橫習氣深，加以下級軍事幹部缺乏，上級将領不谙軍事，這龐大的軍隊，和烏合之衆也相差不遠。
至于槍械來源的不同，重兵器缺乏，國内交通線簡陋（沿海數省而外，絕少鐵路與公路），更無從動員全國來和蓄謀已久、現代化了的日軍抵抗。
國民政府的武力以蔣委員長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為基礎，紀律、士氣比北洋軍隊進步很多，裝備還是落後。
而且摻雜了一件不幸的政治因素：在革命陣線中攜手并行的國民黨、共産黨，北伐初期便意見分歧，演成激烈的内讧。
日軍進攻沈陽，那時期，政府軍隊正和共軍在江西東南兩部作生死搏鬥，幾乎耗盡了雙方的全部兵力。
後來日軍在北滿、南滿繼續軍事攻擊，政府軍隊一部分移向沿海地區，共軍便乘機展開攻勢；贛州危急的消息正和錦州失守的警訊同時傳來。
加以國民黨内部意見的分歧，更增加國民政府對外肆應的困難；國聯對遠東問題的軟弱無力，也使國人格外失望。
其時，蔣委員長又以朝野責難頻至，從糾紛中引退，暫隐于其故裡（浙江奉化溪口），軍事指揮上也失去了重心。
臨着這樣支離破碎的局面，日本軍人自更趾高氣揚，目中無中國，認為可以為所欲為了。
國難嚴重，國民黨内部由分裂而合作，蔣汪重複攜手，西南政務委員會若幹委員由北上，參與國民政府的改組，新政府于三十一年元旦成立，以林森氏為主席，孫科氏為行政院長。
這時，在江西前線和共軍作戰的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将軍，軍長蔡廷锴将軍，參謀長趙一肩将軍，第六十師師長沈光漢将軍，第六十一師師長毛維壽将軍，第七十八師師長區壽年将軍。
）奉命警衛首都，駐防京滬沿線。
這支部隊，據當時外籍記者所見，面目黃瘦，黯灰色的軍服，草鞋，鬥笠，從外表看來，除了鬥笠這新鮮的标幟而外，隻顯得十分疲勞，甚至有點近于從前線潰退下來的樣兒。
他們的武器，也簡陋得很，步槍輕機槍而外，隻有手榴彈，諸如重炮、高射炮之類的重兵器幾乎絕無僅有。
他們都是廣東人，南方的口音，這一點使他們和上海環境很相安；他們駐防閘北，和虹口的廣東居民非常相得。
虹口也正是日本僑民叢集之處，他們對于廣東人的堅強精神非常不愉快；因此，對于廣東的軍隊，心底起了藐視與憎恨的心理。
“一·二八”的戰事，也就是這麼挑動起來的，日本軍人有意要和“廣東精神”來挑戰！ 依照日本人侵略中國的一貫步驟，首先是制造借口。
一月八日，東京櫻田門外發生朝鮮李泰昌狙擊日皇事件，上海《民國日報》以“不幸僅炸副車，兇手即被逮”為标題，日方即認為大不敬，提出嚴重抗議，要求上海吳市長（鐵城）謝罪，封閉《民國日報》，連帶要求市府當局壓制上海市民的愛國運動。
接着發生了一月十八日下午的“三友實業社事件”。
據日方所傳，說是那天下午日本妙法寺僧侶天崎啟山等五人，經過楊樹浦路時，被三友實業社職工及救國義勇軍所襲擊，重傷緻死；一月二十日，約有五十個日本人，均為青年保護團團員，手持刀棍前往三友實業社縱火，
我們事後推想，當年日軍在我國各地的示威挑釁，隻是一種擾亂作用，其主要目标，仍在鞏固東北地區的占領。
接在東北占領以後次一軍事行動，顯然沿長城牆邊，窺綏察，脅平津，作進攻華北的準備。
淞滬戰役，原不在他們的預定程序之中。
至于我國的軍事準備，離現代化的标準還遠得很；軍隊的數量，并不算少；但北洋軍閥所遺留的地方割據勢力非常之大，若幹軍隊正在參與繼續不斷的地方争霸戰；招募而來的士兵，知識水準低，驕橫習氣深，加以下級軍事幹部缺乏，上級将領不谙軍事，這龐大的軍隊，和烏合之衆也相差不遠。
至于槍械來源的不同，重兵器缺乏，國内交通線簡陋（沿海數省而外，絕少鐵路與公路），更無從動員全國來和蓄謀已久、現代化了的日軍抵抗。
國民政府的武力以蔣委員長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為基礎，紀律、士氣比北洋軍隊進步很多，裝備還是落後。
而且摻雜了一件不幸的政治因素：在革命陣線中攜手并行的國民黨、共産黨，北伐初期便意見分歧，演成激烈的内讧。
日軍進攻沈陽，那時期，政府軍隊正和共軍在江西東南兩部作生死搏鬥，幾乎耗盡了雙方的全部兵力。
後來日軍在北滿、南滿繼續軍事攻擊，政府軍隊一部分移向沿海地區，共軍便乘機展開攻勢；贛州危急的消息正和錦州失守的警訊同時傳來。
加以國民黨内部意見的分歧，更增加國民政府對外肆應的困難；國聯對遠東問題的軟弱無力，也使國人格外失望。
其時，蔣委員長又以朝野責難頻至，從糾紛中引退，暫隐于其故裡（浙江奉化溪口），軍事指揮上也失去了重心。
臨着這樣支離破碎的局面，日本軍人自更趾高氣揚，目中無中國，認為可以為所欲為了。
國難嚴重，國民黨内部由分裂而合作，蔣汪重複攜手，西南政務委員會若幹委員由北上，參與國民政府的改組，新政府于三十一年元旦成立，以林森氏為主席，孫科氏為行政院長。
這時，在江西前線和共軍作戰的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将軍，軍長蔡廷锴将軍，參謀長趙一肩将軍，第六十師師長沈光漢将軍，第六十一師師長毛維壽将軍，第七十八師師長區壽年将軍。
）奉命警衛首都，駐防京滬沿線。
這支部隊，據當時外籍記者所見，面目黃瘦，黯灰色的軍服，草鞋，鬥笠，從外表看來，除了鬥笠這新鮮的标幟而外，隻顯得十分疲勞，甚至有點近于從前線潰退下來的樣兒。
他們的武器，也簡陋得很，步槍輕機槍而外，隻有手榴彈，諸如重炮、高射炮之類的重兵器幾乎絕無僅有。
他們都是廣東人，南方的口音，這一點使他們和上海環境很相安；他們駐防閘北，和虹口的廣東居民非常相得。
虹口也正是日本僑民叢集之處，他們對于廣東人的堅強精神非常不愉快；因此，對于廣東的軍隊，心底起了藐視與憎恨的心理。
“一·二八”的戰事，也就是這麼挑動起來的，日本軍人有意要和“廣東精神”來挑戰！ 依照日本人侵略中國的一貫步驟，首先是制造借口。
一月八日，東京櫻田門外發生朝鮮李泰昌狙擊日皇事件，上海《民國日報》以“不幸僅炸副車，兇手即被逮”為标題，日方即認為大不敬，提出嚴重抗議，要求上海吳市長（鐵城）謝罪，封閉《民國日報》，連帶要求市府當局壓制上海市民的愛國運動。
接着發生了一月十八日下午的“三友實業社事件”。
據日方所傳，說是那天下午日本妙法寺僧侶天崎啟山等五人，經過楊樹浦路時，被三友實業社職工及救國義勇軍所襲擊，重傷緻死；一月二十日，約有五十個日本人，均為青年保護團團員，手持刀棍前往三友實業社縱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