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甲午以來日本侵略中國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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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全面戰争的第二年(一九三八),日本軍部曾經派員到長江流域來視察,召集下級軍官談話,席間某少尉提出“為什麼戰争”的問題;其人答複道:“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命運,我們不應該研究或讨論這樣的問題。

    ”日本軍人對于“戰争”,就有這樣的看法,他們把人當作定命論的玩具,好像希臘人把人當作神王茹斯(Zeus)的玩具一樣。

    根據這種說法,日本于一八九四年(甲午)與中國作戰,是完全出于一種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力。

    這種力在希臘人叫做“必需”(Anangke),中國人和日本人叫做“面子”。

    他們認為第一步既經發動,以後相繼而來的步驟就避免不了,除非接受“失面子”這個不可思議的條件。

    “今日的事變,不是由日本人創造的,而是由日本人繼承以前一連串事變而來的,他們的行事,很少出于他們自己的意志的。

    ”這樣神秘性的答案,固出之于日本軍人之口,足以欺蒙一部分日本人,但真正的動機,并不神秘,我們可以從軍事與經濟的因素把他們的一串侵略行動解釋明白的。

     日本這個島國,本來有其天然的國防線,即是“海”;“海”曾經保護這個“神之國”,逃開了被蒙古人征服的命運。

    但由明治天皇複活了的“豐臣秀吉之夢”,一開頭便要征服朝鮮,開始大陸政策的第一步。

    甲午戰争,實現了征服朝鮮的夢想;春帆樓中訂立的《馬關條約》,第一次修正了他們的國防線。

    當時,戰事在朝鮮境内及渤海沿岸進行,而議和條款中便要求割讓盛京省南部、台灣及澎湖列島。

    從日本的立場看,這是鞏固他們的内防線,把日本海變成他們的内湖。

    從太平洋全局看,這是南進政策的初步,日本既伸腳到台、澎列島,東邊和菲律賓相望,西南和印度支那半島南洋群島呼吸相通了。

    從北進的大陸政策看,日本既進入朝鮮,勢必和帝俄為鄰,于是遼東半島成為國防上的“必需”了(三國幹涉退還遼東半島,亦有軍事上的動機)。

    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争,證明了朝鮮、台灣在國防上的價值,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就在朝鮮海峽全軍覆沒,以緻一蹶不振,非求和不可。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的日俄《樸茨茅斯條約》,割讓了庫頁島的南部,并取得帝俄在南滿的既得權利,第五條約定:“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将旅順、大連及附近領地領海之租借權與關聯租借權及組成一部之一切權利特權及讓與,均讓與日本。

    ”“将長春、旅順間之鐵路及其一切支線,并同地方附屬之一切權利特權及财産,與其所經營之一切煤礦,無條件讓與日本。

    ”後來與中國訂立中日《滿洲善後協約》,其附約第六條,約定“中國政府,允将安東奉天間軍用鐵路,仍由日本政府接續經營,改為專運各國商工貨物。

    ”他們得了此種特權,便在滿洲設立南滿鐵路公司(仿東印度公司),更于關東州(旅大)置都督府(仿俄人關東省總督制度),更設五個領事,以總領事駐沈陽,當一切外交之責任,俨然把滿洲當作殖民地來統治了。

    從軍事觀點說,日本已把國防線推入我們的東三省(日人所謂滿蒙),迫近帝俄的西伯利亞,北進大陸政策又跨上一步。

    又以庫頁島來屏蔽千島群島,一面對着海參威,一面和阿留申群島相望,在外防線上有了很重大的作用。

    (一九一〇年,日本實行并吞朝鮮,歸入版圖。

    ) 日本軍閥在中國插足試步,更大的幻想便開始了。

    德國政治地理學家浩思霍菲(K.Haushofer)在《大日本》一書中說:日本侵略行動有兩大趨勢:一是大陸的,一是海洋的。

    海洋發展的趨勢是日本民族“南進”要求的表現,而大陸發展的趨勢,則為日本軍閥,官僚、鐵道工業資本家及金融資産階級所特有的要求。

    蘇聯的觀察家約罕和塔甯曾作進一步的分析,說:“這兩種趨勢并非互相抵觸的,隻是在不同的時期中,日本統治階級各營壘裡面,有的人主張這樣,有的人主張那樣罷了。

    日本侵略主義的本身性質及發展的外在條件,就決定了日本帝國主義海陸并進的必要性。

    日本的獨占資本家垂涎于蘇聯遠東和滿洲華北的煤鐵,同他們垂涎婆羅洲的石油橡皮,華中的棉花,以及南洋群島的非鐵質金屬,是一樣的。

    日本目前在滿洲、華北的投資(鐵道、鐵、鋼、煤)和它在華南的投資(輪運、紡織、礦産)是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