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治維新與大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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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泰晤士報》為文哀悼,謂:“日本國運自從這位大帝的經營以後,恐怕已經到了富士山頂,我們希望以後不會向下坡走!”) 一八九四&mdash&mdash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争(甲午戰争),和一九〇四&mdash&mdash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争,乃是明治天皇後半世的兩件大事,經過了這兩次大戰,獲得全面的勝利,這才使日本獲得了國際上的新地位。

    (甲午戰争《馬關條約》中,日本割取台灣及澎湖列島,中國承認朝鮮獨立,并賠款二萬萬兩。

    日俄戰後,《樸茨茅斯條約》使日本獲得朝鮮獨霸權,并獲得遼東半島和旅順大連及南滿鐵路租借權,又割取庫頁島之南半及俄國領權之漁權。

    )換句話說,當日本國内政治統一、國力充實以後,便燃起了向外侵略的野心,要用武力來實現他們的大陸政權了。

    正如一位日本史家所說:“現代日本向亞洲大陸的橫沖直撞,無非是經過德川幕府時期的閉關自守以後,再恢複到豐臣秀吉野心勃勃侵略朝鮮的時期,其目的不僅在取得中國,并且還要取得西藏、波斯和印度;總之,囊括亞洲全部。

    ” 明治天皇的股肱重臣之中,除了伊藤博文主張緩進以外,其他如山縣有朋(軍人)便懷着征服亞洲的夢想,而那位著名的老政治家大隈重信,便是侵略主義的代表人物。

    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逝世,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大隈便坦白地說出他們的野心:“優勝之國,常統治劣弱之國;鄙人深信二三百年之内,世界上将有治人之數大國,其餘皆受治于各該大國,服從其權力。

    &hellip&hellip如英俄德法皆可為治人之國也。

    自今伊始,日本應預備成為治人之國。

    ”(大隈對《新日本雜志》記者談話。

    )他又坦白地承認了權力的政治與外交,謂:“國際關系,與個人間之關系,完全不同。

    道德與誠實,不足以主宰一國之外交,蓋外交悉本乎純一之利己主義也。

    至以種種巧計,先制敵人,實可視為外交之鴻秘。

    ”又謂“一國必具有富力兵力,使其威權為他國所警覺”雲。

     大陸政策的真面目,後來在著名的田中奏章中披露出來。

    (此奏章系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所上奏,其真僞曾有辯論,但日本軍閥所表演的侵略事實,和奏章所載之次第計劃,若合符節,可見此奏章确可代表日本的大陸政策。

    )奏章中最重要的一段,有如下文: 九國條約削減我國在滿蒙權利特權之處,緻使我國毫無自由,我國之生存,已遭危害。

    日本如不采取鐵血政策,則不能解除其在東亞之困難。

    若日本欲管理中國,必先擊碎美國,正如往昔日本不得不對俄作戰也。

    但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

    我國如能征服中國,則其餘亞洲各國與南洋各國,必懼而降服,然後世界各國乃曉然于東亞之屬我國,不敢侵犯我國之權利矣。

    此為明治天皇之贻謀。

    其成功也,我國之生存系焉。

     當時,明治天皇是否參與這個侵略大陸計劃,也是日本政府所否認與掩飾的。

    直到太平洋戰争發生的第二年,日本的南進軍事非常順利,才半公開地說了出來。

    我們才知道參與機密的,乃是那位經營台灣的政治陰謀家後藤新平。

    他認為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永久敵人,乃是彼岸的美國;為着對付這個永久敵人,首先得占領中國大陸,用作軍事根據地。

    他認為英國以外,德俄二國也是有意染指遠東,正在窺伺中國的;夥同德俄來瓜分中國,那便可以立刻進入大陸。

    他向伊藤博文如此獻策,而且上獲明治天皇的允諾,伊藤乃于一九〇九年聘俄,途次哈爾濱,被朝鮮志士安重根所刺,傷重殒命,瓜分中國的計劃,亦遂受阻。

    接着後藤又遊說了當時的内閣總理桂太郎,複與俄皇商舊議,桂太郎以一九一一年聘俄,使節剛到了莫斯科,而明治天皇病危,急促東歸,其計劃又受了挫折。

    到了一九一六年,那是歐戰的第三年,後藤的計劃,又通過了寺内之手,居然和帝俄訂了約,可以實現了。

    不料訂約未四月,而俄國的大革命已起;不過俄國革命的變局,對于日本的大陸政策更為有利,其時,亞洲、俄羅斯陷入混亂之局,德軍又在苦戰,英國也東顧不暇,日本人乃不僅想鲸吞中國,而且要進襲西伯利亞,橫斷亞洲了。

    &mdash&mdash後藤新平所夢想的“大計劃”,也就是“明治天皇之贻謀”,也就是田中奏章的注解。

    (一九〇七、一九一〇、一九一六年日俄兩方連續訂立之密約,俄國承認日本在滿洲之優越利益,日本亦承認俄國在北滿之同樣地位。

    一九一六年之約且互訂防禦同盟,以保護兩國在其“利益範圍”内認為“主要”之利益,以抵禦第三國對日或俄之侵害。

    )而其最明确的注解,是日本軍閥在大陸上一步一步進展的行動,以下便是他們的行動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