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節 史學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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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之言相發。

     四十九論修史 章先生對于修史的意見發表甚多,例如《近史商略》一文,于元、明史既有評論,于清史體裁的纰缪,尤多匡正。

    《國語志》,如《儒學》、《疇人》二傳,如《叛臣傳》,如《卓行傳》,如《不列佞幸傳》,所評均極确當。

    茲僅錄其最末《論藝文儒學》一節如下: 藝文經籍諸志,所以見古今書籍存亡之概,非為一代楊其華采也。

    自昔之為志者,大抵集合古今,歸之部署。

    宋史雖多舛缪,舊籍存亡之數,猶可概知。

    獨明志局于當代,觀其序述,誠非好為更張。

    蓋焦竑所為《經籍志》,多由臆造,若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齊、魯、韓三家《詩》,賈逵、鄭衆之《春秋》,馬融之《周禮》,盧植之《禮記》,李登之《聲類》,謝承、華峤、司馬彪、袁山松之《後漢書》,王隐、虞預、謝靈運、何法盛、藏榮緒之《晉書》,賈充、杜預之《晉律》,南宋以降,斬焉無存。

    而焦竑錄之《志目》,其篇卷悉與漢、隋二志不異。

    此之荒誕,誰能信之?自是而外,文淵書目又不周詳。

    是以明史專存一代,則慎言阙疑之旨也。

    而俗士昧其意趣,謂藝文當以斷代為正,吾不謂斷代非也。

    當代現有其書,則取而錄之于志,如四柱清冊者有舊管、新收、開除、現存之條。

    所謂現存,即以舊管、新收合計。

    作冊者不專以新收為現存,作志者安得以一代作為斷代耶?清時《四庫書目》,外及私家儲藏,雖非詳盡,終異于虛張空簿者。

    不據斯以入錄,而欲追蹤明志,非所謂貌同心異者欤!且清世經師,多由博觀自得,非有師法授受之統也。

    今為儒學傳者,必推其原始,緻之晚周,稱商瞿受易孔子,曾申受詩子夏,師傳闊絕,而以旦暮視之,何異亢蕭氏于酂候,追王家于齊建,施諸碑頌則可,行于方策則否矣。

    儒學當斷限而反通,藝文宜廣收而反局,何其瞀亂一至于斯也!或言古今具錄,其目過繁。

    不悟唐志有書八萬餘卷,宋志有書十二萬卷,清時新舊著錄之書,甯能過是。

    若不知體要,而苟以虛僞鄙瑣者相充,是雖清時一代之作,亦猶繁而難理矣。

    碑版傳狀所稱著書如千卷者,其數可勝計耶? (《檢論》卷八《哀清史附錄》 五十論治史 章先生對于今人治史的缺點,慨乎言之。

    例如《救學弊論》一文,于現代學校課程的失當,多所指摘,以為欲省功易進,多識而發志者,要算是曆史罷!其書雖廣,而文易知其事雖煩,而賢人君子之事與夫得失之故悉有之。

    其所從入之途,則須務于眼學,不務耳學。

    末段有雲: &hellip&hellip今之文科,未嘗無曆史,以他務分之,以耳學囿之,故其弊有五:一曰尚文辭而忽事實。

    蓋太史蘭台之書,其文信美,其用則歸于實錄。

    此以文發其事,非以事發其文。

    繼二公為之者,文或不逮,其事固粲然。

    今尚其辭而忽其事,是猶買珠者好其椟也。

    二曰因疏陋而疑僞造。

    蓋以一人貫串數百年事,或以群材輯治,不能相顧,其舛漏宜然。

    及故為回隐者,則多于革除之際見之,非全書悉然也。

    《史通》曲筆之篇,《通鑒》考異之作,已往往有所别裁。

    近代為諸史考異者又複多端,其略亦可見矣。

    今以一端小過,悉疑其僞。

    然則耳目所不接者,孰有可信者乎?百年以上之人,三裡以外之事,吾皆可疑為僞也。

    三曰詳遠古而略近代。

    夫羲、農以上,事不可知;若言燧人治火,有巢居桧,存而不論可也。

    《尚書》上起唐、虞,下訖周世,然言其世次疏闊,年月較略,或不可以質言。

    是故孔子序甘誓以為啟事,墨子說甘誓以為禹事。

    伏生、太史公說金縢風雷之變為周公薨後事,鄭康成說此為周公居東事。

    如此之類,雖閉門思之十年,猶不能決也。

    降及春秋,世次年月,始克彰著,而遷、固以下因之,雖有異說,必不容絕經如此矣。

    好其多異說者,而惡其少異說者,是所請好畫鬼魅,惡圖犬馬也。

    不法後王而盛道久遠之事,又非所以緻用也。

    四曰審邊塞而遺内治。

    蓋中國之史自為中國作,非泛為大地作。

    域外諸國與吾有和戰之事則詳記之,偶通朝貢則略記之,其他固不記也。

    今言漢史者喜說條支、安息,言元史者喜詳俄羅斯、印度,此皆往日所通,而今日所不能緻。

    且觀其政治風教,雖往日亦隔絕焉。

    以餘暇考此固無害,苦徒審其蹤迹所至,而不察其内政軍謀何以緻此,此外國之人之讀中國史,非中國人之自讀其史也。

    五曰重文學而輕政事。

    夫文章與風俗相系,固也。

    然尋其根株,是皆政事隆污所緻。

    懷王不信讒則《離騷》不作,漢武不求仙則《大人賦》不獻。

    彼重文而輕政者,所謂不揣其本求之于末已。

    且清談盛時,猶多禮法之士;詩歌盛時,猶有經術之儒。

    其人雖不自祿于世,而當世必取則焉,故能持其風教,調之适中。

    今徒标揭三數文士,以為一時士俗,皆由此數人持之,又舉一而廢百也。

    揚榷五弊,則知昔人治史,尋其根株;今之治史,摭其枝葉。

    摭其所以緻此者,以學校務于耳學;為師者不可直說事狀以告人,是以遁而為此。

    能除耳學之制,則五弊可息,而史可興也&hellip&hellip (《文錄續編》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