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窮而後工的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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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曆四年甲申（1044）四十三歲
慶曆四年的夏天，堯臣經過揚州，淮南都轉運按察使王素調任泾原路經略安撫使，正值新科進士、江都縣主簿王琪在邵伯堰設席餞送，堯臣也在座。
宋王朝和西夏的戰争，到這一年已經接近尾聲，但是敵人的威脅依然存在，所以堯臣詩中說： 未破河西寇，朝廷尚有憂。
淮南命儒帥，塞上足封侯。
莫擐黃金甲，須存百勝謀。
昔嘗經黠虜，今去正防秋。
&mdash&mdash《宛陵文集》卷十《邵伯堰下王君玉餞王仲義赴渭州經略席上命賦》 從邵伯向北，官船在運河中緩緩地前進。
七月七日的深夜，牽牛、織女的星座正在天空發出閃耀的光輝，兩岸的黑影伴随着棹聲逐步後退，突然官艙發出一片哭聲，堯臣的夫人謝氏丢下這十七年的伴侶和她的三個兒女而死了。
親人的死亡，總是深刻的悲哀，何況對于堯臣這是十七年來曾經共過辛苦艱難的妻子呢？到達汴京以後，堯臣請歐陽修為謝氏作墓志銘，他說： &hellip&hellip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
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于旨；其衣無故新，而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鄙，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
吾窮于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
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
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熟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一時賢隽，豈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
今與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于江淮，而天旱且蝗若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
”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
&hellip&hellip &mdash&mdash《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十六《南陽縣君謝氏墓志銘》 堯臣内心的悲哀，經過歐陽修的叙述，因為文字組織完密、委曲婉轉地傳達出來，可是堯臣自己的詩，把深刻的感受，盡情傾瀉，給人更沉痛的印象： 悼亡三首 結發為夫婦，于今十七年。
相看猶不足，何況是長捐。
我鬓已多白，此身甯久全？ 終當與同穴，未死淚漣漣。
每出身如夢，逢人強意多。
歸來仍寂寞，欲語向誰何？ 窗冷孤螢入，宵長一雁過。
世間無最苦，精爽此銷磨。
從來有修短，豈敢問蒼天。
看盡人間婦，無如美且賢。
譬令愚者壽，何不假其年。
忍此連城寶，沉埋向九泉。
&mdash&mdash《宛陵文集》卷十 對于謝氏的懷念，堯臣終身沒有忘卻，尤其使他痛心的，是謝氏臨終那一刹那。
她被病魔折磨得不能說話了，在萬象俱寂、一燈如豆時，她撫摸着堯臣的手，眼神已經幹枯了，卻還是盯着丈夫。
慶曆五年堯臣又有一首詩： 自爾歸我家，未嘗厭貧窭。
夜終每至子，朝飯辄過午。
十日九食齑，一日傥有脯。
東西十八年，相與共甘苦。
本期百歲恩，豈料一夕去。
尚念臨終時，拊我不能語。
此身今雖存，竟當共為土。
&mdash&mdash《宛陵文集》卷二十四《懷悲》 從高郵再向北，過了宿州，到符離縣，堯臣的情感又遭到一次打擊。
他的次子十十死了。
十十是乳名，可能他還很小，因此沒有命名，他的死亡也在《宛陵文集》記載着： 舟行次符離，我子死阿十。
臨之但驚迷，至傷反無泣。
款定始懷念，内若湯火集。
前時喪爾母，追恨尚無及。
迩來朝哭妻，淚落襟袖濕。
又複夜哭子，痛并肝腸入。
吾将仰問天，此理豈所執。
我惟兩男子，奪一何太急。
春鳥獨蔓延，哺巢首戢戢。
&mdash&mdash《宛陵文集》卷二十四《悼子》 慶曆元年的秋天，堯臣離開汴京經過三年，他又回來了，四十三歲的人，已經折磨得兩鬓俱白，謝氏死了，十十死了，面前剩得一子一女，湖州鹽稅已經卸任，還得聽候磨勘，下一次的任務，不知道在哪裡，眼看正走上窮途末路。
在湖州的時候，堯臣對于國事，所知不多。
到了汴京以後，滿街歌舞升平，又是一番氣象，可是探到實際的情況，他竟不知是悲是喜了。
慶曆二年西夏戰争正在緊張中時，契丹王朝派遣蕭英、劉六符到汴京來了。
國書首稱“弟大契丹皇帝謹緻書兄大宋皇帝”，語氣非常親切有禮，但是目标在于索回三關以南的十縣。
在後晉石敬瑭稱帝的時候，曾經把燕雲十六州割給契丹，到了後周世宗柴榮即位，才算争一口氣，奪回十縣，可是大功未成，因病回汴，不久身死。
宋太祖趙匡胤掌握政權，北邊與契丹以瓦橋、益津、淤口三關為界，不能前進一步。
現在契丹趁火打劫，索取關南十縣，國書中還說：“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維英悟，深達悃悰。
”态度依然很有禮貌。
宋仁宗和大臣們商量。
接受吧，契丹也許還有第二步的要索；拒絕吧，契丹的兵打到三關，彼時西邊和北邊同時緊張起來，如何對付？宰相呂夷簡推薦右正言知制诰富弼出使契丹。
富弼是堯臣在洛陽時的舊交，他看到任務的艱巨，但是态度非常堅決，當仁宗在便殿召見的時候，他隻是說：“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宋王朝的答書也寫好了，同樣地用的四六體，措辭很宛轉，但是卻把不能割地求和的意義，委屈道出，大略是：“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非載書之約。
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勿違先旨，諒惟聰達，應切感思。
” 在富弼出使交涉的當中，宋王朝的官僚們，重新提出範仲淹修建洛陽城的主張。
洛陽的修建，意味着向後方的全面退卻，宰相呂夷簡認定契丹看到宋王朝的怯弱，勢必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即如景德年間，倘若不是真宗渡河前進，那一年的戰局不會得到輕易的解決，因此他主張在河北大名建立北京，表示在必要的時候，宋王朝準備把大本營推向河北，和契丹進行決戰的信心。
北宋王朝共有四個京城：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陽），南京應天府（商丘），現在更添上北京大名府。
盡管宋王朝做出堅強的表示，但是沒有在西、北兩邊同時作戰的決心，也沒有同時作戰的實力，這是契丹王朝看得清楚的。
富弼到契丹以後，通過一再折沖，最後承認在原定歲币三十萬兩匹以外，再增加二十萬兩匹，契丹王朝的君主興宗要求在誓書中加一“獻”字，意義是由宋王朝每年向契丹王朝獻出歲币五十萬。
“獻的意義”，富弼說，“是由下奉上之辭，在平等的國家中談不到獻，更何況兩國之間，宋朝是兄，豈有兄獻于弟之理。
” “改為&lsquo納&rsquo字如何？”興宗說。
富弼還是沒有承認，最後由興宗派遣使者耶律仁先、劉六符到汴京提出要求，宋王朝由于宰相晏殊的建議，承認在誓書中提出納歲币五十萬兩匹，總算把北邊的問題和緩下來。
現在的問題隻剩下西邊的西夏。
在宋王朝和西夏的作戰中，經過幾次的大敗，劉平、石元孫被俘了，任福戰死了，葛懷敏又戰死了，但是宋王朝有的是廣闊的地區、充實的資源、強大的後備力量，而在陝西的範仲淹、韓琦、龐籍又能充分運用後方的有利形勢，即使前敵遭到挫折，還能給敵人以不斷加強的威脅。
從另一方面講，元昊雖然利用宋王朝和契丹王朝中間可能存在的矛盾，但是契丹王朝獲得歲币二十萬的增加，已經向後退卻了，自己不得不用生産落後的西北邊區擔負作戰的任務，内部又因為多民族的存在，矛盾可能随時激化，因此也感到戰事的棘手。
終于在慶曆三年的正月，宋夏雙方發現有和解的可能，但是中間還梗着一個雙方關系的問題。
西夏的祖先本來是宋王朝的定難軍節度使，宋王朝要求在和解之後，西夏對宋稱臣，可是西夏已經稱帝了，倘使對宋稱臣，是屈服而不是和解，因此存在着一個和解道路的問題。
元昊在對宋通問的當中，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以後又稱“邦泥定國吾祖”。
邦泥定國就是西夏國，這問題不大，問題在于身份的稱号。
“兀卒”可能就是“君主”的意義，宋王朝也還可以接受，可是譯成“吾祖”，引起臣僚們的洶湧的言論。
蔡襄反對在“吾祖”的稱号下，和西夏和解，餘靖反對，歐陽修也反對。
我們可以讀一下歐陽修的奏議：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向問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卻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
且“吾祖”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
今匹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為公，若欲許其稱此号，則今後诏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為我翁矣。
不知何人敢開此口？此蕃賊撰此名号之時，故欲侮玩中國而已。
今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
今自元昊以下，名稱官号皆用夷狄，若蕃語兀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于此事獨用華言而不用兀卒？且彼于我稱臣，而使我呼為祖，于禮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
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于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
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
&mdash&mdash《歐陽文忠公集奏議》卷三《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 從“兀卒”到“吾祖”，不能僅僅看作對音的問題，當時元昊部下，除黨項族以外，有漢族，也有其他的民族，所以這裡實際上存在一種報複性的嘗試。
宋王朝要求元昊稱臣，元昊便要求宋王朝稱他為祖，走得通固然很好，走不通也可借此掂一下宋王朝的斤兩。
餘靖在奏疏中稱：“臣朝夕思之，此乃西賊侮玩朝廷之甚。
古外域稱單于、可汗之類，皆中外共知，若從其俗故無嫌，今昊賊無端撰此名目，且彼稱陛下為父，卻令陛下呼之為祖，此非侮玩而何？” 最後到了慶曆四年的五月間，宋王朝和西夏的和解才算确定下來。
元昊上書自稱“臣”、稱“夏國主”，宋王朝歲賜以絹一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此外還有賀節回賜、生日禮物等項，總稱二十五萬五千，實際數字還要更大一些。
宋王朝在《賜西夏诏》中說：“朕臨制四海，郭地萬裡，西夏之土，世以為胙。
今乃納忠悔吝，表于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永無渝變，申複墾至，朕甚嘉之。
” 自從景祐元年（1034）元昊發動戰争以來到慶曆四年（1045）十二月宋王朝冊封元昊為夏國主為止，前後經曆了整整的十年，在這十年之中，人民受到嚴重的迫害，邊防的戰士也大量死亡，這一切在堯臣詩裡都有沉重的反映。
十年以後，在現今的陝北、甯夏、甘肅的西北，和青海的部分地區，出現了西夏國，這個政權對宋王朝和對契丹王朝都稱臣，但是對内仍然是一個獨立的政權，而因為這個新政權的建立，宋王朝對契丹每年增加歲币二十萬，對西夏給予二十五萬五千。
統治者在對外政策方面，既然以大量的歲币換取目前的苟安，對内當然掙得相當的時間進行内部的鬥争。
當時的士大夫階級之中，明顯地出現了兩位領導人物，一位是呂夷簡，一位是範仲淹。
他們之間，曾經有過不少的鬥争。
康定元年（1040）範仲淹出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讨副使的時候，唯恐呂夷簡從中掣肘，曾經上書夷簡，設法消除兩人中間存在的糾紛。
他說： 伏蒙台慈，疊賜鈞谕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
竊念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
一日登朝，辄不知忌諱，效賈生痛哭太息之說，為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方屬太平，不喜生事，仲淹于缙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龃龉，詞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
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之為狂士。
然則，忤之之情無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已遏，大伸不直，而大醜彰于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豈天性之然哉。
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敗辱久矣。
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讨祿山之亂，則執手相泣，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
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
重負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栗之極，不宣。
仲淹惶恐再拜。
&mdash&mdash《皇朝文鑒》一一三《上呂相公書》 從這封信裡，我們看到範仲淹有他的一套政治手腕，他看清楚必須解除呂夷簡的嫌隙，在對夏作戰中，才不至于有人從中掣肘。
仲淹死後，歐陽修在《文正
宋王朝和西夏的戰争，到這一年已經接近尾聲，但是敵人的威脅依然存在，所以堯臣詩中說： 未破河西寇，朝廷尚有憂。
淮南命儒帥，塞上足封侯。
莫擐黃金甲，須存百勝謀。
昔嘗經黠虜，今去正防秋。
&mdash&mdash《宛陵文集》卷十《邵伯堰下王君玉餞王仲義赴渭州經略席上命賦》 從邵伯向北，官船在運河中緩緩地前進。
七月七日的深夜，牽牛、織女的星座正在天空發出閃耀的光輝，兩岸的黑影伴随着棹聲逐步後退，突然官艙發出一片哭聲，堯臣的夫人謝氏丢下這十七年的伴侶和她的三個兒女而死了。
親人的死亡，總是深刻的悲哀，何況對于堯臣這是十七年來曾經共過辛苦艱難的妻子呢？到達汴京以後，堯臣請歐陽修為謝氏作墓志銘，他說： &hellip&hellip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
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于旨；其衣無故新，而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鄙，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
吾窮于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
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
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熟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一時賢隽，豈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
今與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于江淮，而天旱且蝗若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
”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
&hellip&hellip &mdash&mdash《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十六《南陽縣君謝氏墓志銘》 堯臣内心的悲哀，經過歐陽修的叙述，因為文字組織完密、委曲婉轉地傳達出來，可是堯臣自己的詩，把深刻的感受，盡情傾瀉，給人更沉痛的印象： 悼亡三首 結發為夫婦，于今十七年。
相看猶不足，何況是長捐。
我鬓已多白，此身甯久全？ 終當與同穴，未死淚漣漣。
每出身如夢，逢人強意多。
歸來仍寂寞，欲語向誰何？ 窗冷孤螢入，宵長一雁過。
世間無最苦，精爽此銷磨。
從來有修短，豈敢問蒼天。
看盡人間婦，無如美且賢。
譬令愚者壽，何不假其年。
忍此連城寶，沉埋向九泉。
&mdash&mdash《宛陵文集》卷十 對于謝氏的懷念，堯臣終身沒有忘卻，尤其使他痛心的，是謝氏臨終那一刹那。
她被病魔折磨得不能說話了，在萬象俱寂、一燈如豆時，她撫摸着堯臣的手，眼神已經幹枯了，卻還是盯着丈夫。
慶曆五年堯臣又有一首詩： 自爾歸我家，未嘗厭貧窭。
夜終每至子，朝飯辄過午。
十日九食齑，一日傥有脯。
東西十八年，相與共甘苦。
本期百歲恩，豈料一夕去。
尚念臨終時，拊我不能語。
此身今雖存，竟當共為土。
&mdash&mdash《宛陵文集》卷二十四《懷悲》 從高郵再向北，過了宿州，到符離縣，堯臣的情感又遭到一次打擊。
他的次子十十死了。
十十是乳名，可能他還很小，因此沒有命名，他的死亡也在《宛陵文集》記載着： 舟行次符離，我子死阿十。
臨之但驚迷，至傷反無泣。
款定始懷念，内若湯火集。
前時喪爾母，追恨尚無及。
迩來朝哭妻，淚落襟袖濕。
又複夜哭子，痛并肝腸入。
吾将仰問天，此理豈所執。
我惟兩男子，奪一何太急。
春鳥獨蔓延，哺巢首戢戢。
&mdash&mdash《宛陵文集》卷二十四《悼子》 慶曆元年的秋天，堯臣離開汴京經過三年，他又回來了，四十三歲的人，已經折磨得兩鬓俱白，謝氏死了，十十死了，面前剩得一子一女，湖州鹽稅已經卸任，還得聽候磨勘，下一次的任務，不知道在哪裡，眼看正走上窮途末路。
在湖州的時候，堯臣對于國事，所知不多。
到了汴京以後，滿街歌舞升平，又是一番氣象，可是探到實際的情況，他竟不知是悲是喜了。
慶曆二年西夏戰争正在緊張中時，契丹王朝派遣蕭英、劉六符到汴京來了。
國書首稱“弟大契丹皇帝謹緻書兄大宋皇帝”，語氣非常親切有禮，但是目标在于索回三關以南的十縣。
在後晉石敬瑭稱帝的時候，曾經把燕雲十六州割給契丹，到了後周世宗柴榮即位，才算争一口氣，奪回十縣，可是大功未成，因病回汴，不久身死。
宋太祖趙匡胤掌握政權，北邊與契丹以瓦橋、益津、淤口三關為界，不能前進一步。
現在契丹趁火打劫，索取關南十縣，國書中還說：“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維英悟，深達悃悰。
”态度依然很有禮貌。
宋仁宗和大臣們商量。
接受吧，契丹也許還有第二步的要索；拒絕吧，契丹的兵打到三關，彼時西邊和北邊同時緊張起來，如何對付？宰相呂夷簡推薦右正言知制诰富弼出使契丹。
富弼是堯臣在洛陽時的舊交，他看到任務的艱巨，但是态度非常堅決，當仁宗在便殿召見的時候，他隻是說：“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宋王朝的答書也寫好了，同樣地用的四六體，措辭很宛轉，但是卻把不能割地求和的意義，委屈道出，大略是：“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非載書之約。
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勿違先旨，諒惟聰達，應切感思。
” 在富弼出使交涉的當中，宋王朝的官僚們，重新提出範仲淹修建洛陽城的主張。
洛陽的修建，意味着向後方的全面退卻，宰相呂夷簡認定契丹看到宋王朝的怯弱，勢必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即如景德年間，倘若不是真宗渡河前進，那一年的戰局不會得到輕易的解決，因此他主張在河北大名建立北京，表示在必要的時候，宋王朝準備把大本營推向河北，和契丹進行決戰的信心。
北宋王朝共有四個京城：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陽），南京應天府（商丘），現在更添上北京大名府。
盡管宋王朝做出堅強的表示，但是沒有在西、北兩邊同時作戰的決心，也沒有同時作戰的實力，這是契丹王朝看得清楚的。
富弼到契丹以後，通過一再折沖，最後承認在原定歲币三十萬兩匹以外，再增加二十萬兩匹，契丹王朝的君主興宗要求在誓書中加一“獻”字，意義是由宋王朝每年向契丹王朝獻出歲币五十萬。
“獻的意義”，富弼說，“是由下奉上之辭，在平等的國家中談不到獻，更何況兩國之間，宋朝是兄，豈有兄獻于弟之理。
” “改為&lsquo納&rsquo字如何？”興宗說。
富弼還是沒有承認，最後由興宗派遣使者耶律仁先、劉六符到汴京提出要求，宋王朝由于宰相晏殊的建議，承認在誓書中提出納歲币五十萬兩匹，總算把北邊的問題和緩下來。
現在的問題隻剩下西邊的西夏。
在宋王朝和西夏的作戰中，經過幾次的大敗，劉平、石元孫被俘了，任福戰死了，葛懷敏又戰死了，但是宋王朝有的是廣闊的地區、充實的資源、強大的後備力量，而在陝西的範仲淹、韓琦、龐籍又能充分運用後方的有利形勢，即使前敵遭到挫折，還能給敵人以不斷加強的威脅。
從另一方面講，元昊雖然利用宋王朝和契丹王朝中間可能存在的矛盾，但是契丹王朝獲得歲币二十萬的增加，已經向後退卻了，自己不得不用生産落後的西北邊區擔負作戰的任務，内部又因為多民族的存在，矛盾可能随時激化，因此也感到戰事的棘手。
終于在慶曆三年的正月，宋夏雙方發現有和解的可能，但是中間還梗着一個雙方關系的問題。
西夏的祖先本來是宋王朝的定難軍節度使，宋王朝要求在和解之後，西夏對宋稱臣，可是西夏已經稱帝了，倘使對宋稱臣，是屈服而不是和解，因此存在着一個和解道路的問題。
元昊在對宋通問的當中，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以後又稱“邦泥定國吾祖”。
邦泥定國就是西夏國，這問題不大，問題在于身份的稱号。
“兀卒”可能就是“君主”的意義，宋王朝也還可以接受，可是譯成“吾祖”，引起臣僚們的洶湧的言論。
蔡襄反對在“吾祖”的稱号下，和西夏和解，餘靖反對，歐陽修也反對。
我們可以讀一下歐陽修的奏議：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向問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卻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
且“吾祖”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
今匹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為公，若欲許其稱此号，則今後诏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為我翁矣。
不知何人敢開此口？此蕃賊撰此名号之時，故欲侮玩中國而已。
今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
今自元昊以下，名稱官号皆用夷狄，若蕃語兀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于此事獨用華言而不用兀卒？且彼于我稱臣，而使我呼為祖，于禮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
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于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
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
&mdash&mdash《歐陽文忠公集奏議》卷三《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 從“兀卒”到“吾祖”，不能僅僅看作對音的問題，當時元昊部下，除黨項族以外，有漢族，也有其他的民族，所以這裡實際上存在一種報複性的嘗試。
宋王朝要求元昊稱臣，元昊便要求宋王朝稱他為祖，走得通固然很好，走不通也可借此掂一下宋王朝的斤兩。
餘靖在奏疏中稱：“臣朝夕思之，此乃西賊侮玩朝廷之甚。
古外域稱單于、可汗之類，皆中外共知，若從其俗故無嫌，今昊賊無端撰此名目，且彼稱陛下為父，卻令陛下呼之為祖，此非侮玩而何？” 最後到了慶曆四年的五月間，宋王朝和西夏的和解才算确定下來。
元昊上書自稱“臣”、稱“夏國主”，宋王朝歲賜以絹一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此外還有賀節回賜、生日禮物等項，總稱二十五萬五千，實際數字還要更大一些。
宋王朝在《賜西夏诏》中說：“朕臨制四海，郭地萬裡，西夏之土，世以為胙。
今乃納忠悔吝，表于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永無渝變，申複墾至，朕甚嘉之。
” 自從景祐元年（1034）元昊發動戰争以來到慶曆四年（1045）十二月宋王朝冊封元昊為夏國主為止，前後經曆了整整的十年，在這十年之中，人民受到嚴重的迫害，邊防的戰士也大量死亡，這一切在堯臣詩裡都有沉重的反映。
十年以後，在現今的陝北、甯夏、甘肅的西北，和青海的部分地區，出現了西夏國，這個政權對宋王朝和對契丹王朝都稱臣，但是對内仍然是一個獨立的政權，而因為這個新政權的建立，宋王朝對契丹每年增加歲币二十萬，對西夏給予二十五萬五千。
統治者在對外政策方面，既然以大量的歲币換取目前的苟安，對内當然掙得相當的時間進行内部的鬥争。
當時的士大夫階級之中，明顯地出現了兩位領導人物，一位是呂夷簡，一位是範仲淹。
他們之間，曾經有過不少的鬥争。
康定元年（1040）範仲淹出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讨副使的時候，唯恐呂夷簡從中掣肘，曾經上書夷簡，設法消除兩人中間存在的糾紛。
他說： 伏蒙台慈，疊賜鈞谕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
竊念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
一日登朝，辄不知忌諱，效賈生痛哭太息之說，為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方屬太平，不喜生事，仲淹于缙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龃龉，詞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
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之為狂士。
然則，忤之之情無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已遏，大伸不直，而大醜彰于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豈天性之然哉。
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敗辱久矣。
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讨祿山之亂，則執手相泣，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
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
重負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栗之極，不宣。
仲淹惶恐再拜。
&mdash&mdash《皇朝文鑒》一一三《上呂相公書》 從這封信裡，我們看到範仲淹有他的一套政治手腕，他看清楚必須解除呂夷簡的嫌隙，在對夏作戰中，才不至于有人從中掣肘。
仲淹死後，歐陽修在《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