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夏戰事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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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講，西夏向關中進逼，契丹王朝必然不肯坐視不理，何況此時元昊已經和契丹王朝結親，兩國之間已經形成聯盟的關系。
我們知道，結親不一定是政治上的同盟，因為封建朝代的君主，通常是多妻制的實行者，不會因為一個婦女而進行戰争，但是這時契丹、西夏間的婚姻，恰恰是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勾結已經成熟的進一步證明，一旦契丹、西夏雙方進逼，宋王朝是沒有多大的前途的。
仁宗可能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但是比較敏感的士大夫，已經不能不感到問題的急迫。
堯臣是一位詩人，他做過三任主簿、一任知縣，現在隻是汴京城内的小官僚。
個人生活的枯燥，使他想起早日還鄉，但是國家處境的艱危，更使他胸中無時或釋。
他能做些什麼呢？首先必須把自己的思想武裝起來。
他把《孫子》仔細讀過，決心把這部書好好注釋一番。
在國難逐步嚴重起來的時候，一頭埋進古書注釋中，可能引起世人的疑問，但是事實已經證明，在階級鬥争和民族鬥争裡，對于《孫子》的探讨，常常能解決不少的問題。
從南宋後期起，流行《十家注孫子》，但是在北宋時期多用曹操、杜牧、陳皞三家注，稱為《三家孫子》。
寶元元年堯臣注《孫子》，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他的原本，堯臣也沒有對于此書新注做出必要的說明。
我們可以從歐陽修《孫子後序》看到堯臣的主張： &hellip&hellip夫使武自用其書，止于疆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于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于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
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
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
”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hellip&hellip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
乃自為注。
凡謬于偏見者皆抉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
吾知此書當與三家并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于吾聖俞多焉。
聖俞為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
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mdash&mdash《歐陽文忠公集》卷四十二《孫子後序》 堯臣注《孫子》，花了很大的精力，但是因為不是從實地經驗出發，我們也很難做出具體的衡量。
從他的詩歌裡，也許可以看到他對于軍事行動的看法。
寶元三年有詩： 依韻和李君讀餘注《孫子》 我世本儒術，所談聖人篇。
聖篇辟乎道，信謂天地根。
衆賢發蘊奧，授業稱專門。
傳箋與注解，璨璨今猶存。
始欲沿其學，陳迹不可言。
唯餘兵家說，自昔罕所論。
因暇聊發箧，故牍尚可溫。
将為文者備，豈必握武贲。
終資仁義師，焉愧道德藩。
揮毫試析理，已厭前輩繁。
信有一日長，可壓千載魂。
未涉勿言淺，尋流方見源。
廟謀盛夔契，正議滅烏孫。
吾徒誠合進，尚念有親尊。
&mdash&mdash《宛陵文集》卷七 這一年宋王朝對于元昊的戰争，已經揭開序幕了，所以有最後的四句，但是堯臣還是一位小小的縣官，一邊固然說是“吾徒誠合進”，但是他正懷着請纓無路之悲，隻能說是“尚念有親尊”了。
康定二年，他有代人寄夏竦一首，那時夏竦正以陝西經略安撫招讨使判永興軍的名義駐兵鄜州： 寶元元年西夏叛，天子命将臨戎行。
二年孟春果來寇，高奴城下皆氐羌。
五原偏師急赴敵，晝夜不息趨戰場。
馬煩人怠當勁虜，雖持利器安得強。
二師覆敗乃自取，豈是廊廟謀不臧。
朝廷又選益經略，三幙賢俊務所長。
或取李悝備邊策，或欲五道出朔方。
仲夏科民挾弓矢，季冬括驢齎道糧。
官軍未進複犯塞，搴旗殺将何倡狂。
遂令士卒愈沮氣，欲使乘障膽不張。
我願助畫迹且遠，側身西望空凄涼。
庶幾一言可裨益，臨風欲寄鳥翼翔。
所宜畜銳保城壁，轉饋先在通行商。
守而勿追彼自困，境上未免小奪攘。
譬如蚊虻噆膚體，實於肌血無大傷。
此言雖小可喻遠，幸公采用不我忘。
&hellip&hellip &mdash&mdash同卷《寄永興招讨夏太尉》 在這首詩裡，堯臣提出他的戰略對策。
宋王朝和西夏的戰争中，大軍都是從河南調去，很少是當地的兵士，在北宋力行中央集權的時候，這原是必然的。
軍隊來自河南，加以那時對于西夏都認為是區區的小國，經不起一擊。
遠來的軍隊，對于當地的情況完全不能理解，再加以無知的誇大狂，急于求戰，這就為宋王朝大軍的一再敗潰創造了必然的條件。
堯臣主張以重兵控制堅城，足食足兵，對于邊區小城小鎮的得失不必計較。
可能他是從宋師屢敗之後，獲得這樣的認識。
能從失敗中汲取教訓，正是制勝的策略。
還有一首詩是嘉祐三年作的，那時龐籍正以故相坐鎮并州，周介之的并州通判發表以後，堯臣有贈别一首： 相公秉文武，視卒如嬰兒。
今往佐其軍，豈不重撫綏。
我有愚者慮，贈君臨路岐。
相公居并州，拓土曾不疑。
羌戎起潛變，一旦覆我師。
我師無不勇，将吏實易之，常抱雪恥志，此旨君所知。
兵家尤戒貪，持重養以威。
正當土門路，自昔屯虎貔。
朔朝及旨望，大校饫酒卮。
未若投單醪，共飲河水湄。
古人維其均，今人意參差。
臨事欲之死，身往心已移。
上能同甘苦，下必同安危。
願君因議論，茲語何難為。
&mdash&mdash《宛陵文集》卷三十二《送周介之學士通判定州》 龐籍曾經參加對西夏的戰争，因此堯臣特别提到當日的情況。
嘉祐三年雖然戰争平息多年了，但是從戰争中所獲得的經驗教訓，還是有用的。
堯臣指出宋軍的失敗，主要由于輕敵，戰士是勇敢的，沒有好領導，戰事隻能以失敗結束。
他又指出在軍隊中官兵平等的必要性，認為将帥能與士兵同甘共苦，戰事才能有勝利的把握。
平時對士兵加以歧視，到臨陣的時候，沒有不失敗的。
堯臣沒有戰争的經驗，但是對于戰略戰術的探讨，不能不認為他有一定的成就。
是什麼思想在那裡支撐他呢？當然這是由于他對國家、對人民有強烈的責任感，使他在不利的環境中堅持探讨，終于獲得這樣的成就。
從堯臣的生活裡，我們看到他和朋友們常時談到作戰。
一次他在騎馬外出的時候，墜地傷臂，劉敞有詩一首： 聖俞墜馬傷臂，以其好言兵調之 知兵心自許，見謂百夫雄。
上馬常慷慨，堕車甯困窮。
誠非代大匠，疑欲作三公。
匹似陳湯病，猶成絕域功。
&mdash&mdash《公是集》卷二十二 劉敞這首詩是開玩笑的，可是也正由此可見堯臣躍躍欲試的情況。
在敵人進迫的時候，詩人的吟詠，有時會成為戰士的咤叱。
對于堯臣注《孫子》，當時也曾有過評價。
嘉祐元年（1056）堯臣為國子監直講，其時胡瑗有《上仁宗興武學疏》： 臣瑗聞，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
今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複以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頗知武事。
若使梅堯臣兼隸武學，每日隻講《論語》，使知仁義忠孝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之術，于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三二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年必有成效。
臣已選《武學規矩》一卷進呈。
胡瑗是北宋一位有名的道學家和教育家，在宋王朝和西夏作戰的當中，曾經由範仲淹的推薦，參加實際工作，具有一定的作戰認識。
從他的推薦，我們可以看到堯臣的注《孫子》，是有切實體會的。
仁宗寶元二年己卯（1039）三十八歲 寶元二年的春天，堯臣以知襄城縣的政治任務出京了。
在這個時候，謝绛也奉有知鄧州的任務。
郎舅二人同時出京。
襄城離汴京不遠，但是由于謝绛的提議，二人先到鄧州一下。
鄧州是河南南部有名的富庶區域，湍水由西向東南流下，離州城一百二十裡，有一座水庫，稱為美陽堰，因為保障水源，人民又在堰外築了一二十座墩子，形成了堰外之堰。
大堰崩潰，必得調動民夫修堰，增加人民的勞役，因此怎樣可以解除這些勞役，便成為關心民事者的第一個課題。
謝绛到了鄧州以後，打聽到當地的老奸巨猾，逐年堆積修堰的茭草，坐待大堤崩潰，賣給公家修堰，取得高價；大堰不崩潰，他們便會決堰，造成人民的災害。
人民的命運，完全落在老奸巨猾的手裡。
在情況完全明了之後，謝绛決心在城西三裡興修新水庫，認為這座水庫離城近，容易掌握。
人民可以獲得灌溉的利益，同時又可以解除逐年大修的勞役。
堯臣在鄧州，想起歐陽修在乾德，離鄧州不遠，因此約他前來
再進一步講，西夏向關中進逼，契丹王朝必然不肯坐視不理，何況此時元昊已經和契丹王朝結親，兩國之間已經形成聯盟的關系。
我們知道，結親不一定是政治上的同盟，因為封建朝代的君主，通常是多妻制的實行者，不會因為一個婦女而進行戰争，但是這時契丹、西夏間的婚姻，恰恰是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勾結已經成熟的進一步證明，一旦契丹、西夏雙方進逼，宋王朝是沒有多大的前途的。
仁宗可能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但是比較敏感的士大夫，已經不能不感到問題的急迫。
堯臣是一位詩人，他做過三任主簿、一任知縣，現在隻是汴京城内的小官僚。
個人生活的枯燥，使他想起早日還鄉，但是國家處境的艱危，更使他胸中無時或釋。
他能做些什麼呢？首先必須把自己的思想武裝起來。
他把《孫子》仔細讀過，決心把這部書好好注釋一番。
在國難逐步嚴重起來的時候，一頭埋進古書注釋中，可能引起世人的疑問，但是事實已經證明，在階級鬥争和民族鬥争裡，對于《孫子》的探讨，常常能解決不少的問題。
從南宋後期起，流行《十家注孫子》，但是在北宋時期多用曹操、杜牧、陳皞三家注，稱為《三家孫子》。
寶元元年堯臣注《孫子》，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他的原本，堯臣也沒有對于此書新注做出必要的說明。
我們可以從歐陽修《孫子後序》看到堯臣的主張： &hellip&hellip夫使武自用其書，止于疆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于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于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
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
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
”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hellip&hellip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
乃自為注。
凡謬于偏見者皆抉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
吾知此書當與三家并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于吾聖俞多焉。
聖俞為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
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mdash&mdash《歐陽文忠公集》卷四十二《孫子後序》 堯臣注《孫子》，花了很大的精力，但是因為不是從實地經驗出發，我們也很難做出具體的衡量。
從他的詩歌裡，也許可以看到他對于軍事行動的看法。
寶元三年有詩： 依韻和李君讀餘注《孫子》 我世本儒術，所談聖人篇。
聖篇辟乎道，信謂天地根。
衆賢發蘊奧，授業稱專門。
傳箋與注解，璨璨今猶存。
始欲沿其學，陳迹不可言。
唯餘兵家說，自昔罕所論。
因暇聊發箧，故牍尚可溫。
将為文者備，豈必握武贲。
終資仁義師，焉愧道德藩。
揮毫試析理，已厭前輩繁。
信有一日長，可壓千載魂。
未涉勿言淺，尋流方見源。
廟謀盛夔契，正議滅烏孫。
吾徒誠合進，尚念有親尊。
&mdash&mdash《宛陵文集》卷七 這一年宋王朝對于元昊的戰争，已經揭開序幕了，所以有最後的四句，但是堯臣還是一位小小的縣官，一邊固然說是“吾徒誠合進”，但是他正懷着請纓無路之悲，隻能說是“尚念有親尊”了。
康定二年，他有代人寄夏竦一首，那時夏竦正以陝西經略安撫招讨使判永興軍的名義駐兵鄜州： 寶元元年西夏叛，天子命将臨戎行。
二年孟春果來寇，高奴城下皆氐羌。
五原偏師急赴敵，晝夜不息趨戰場。
馬煩人怠當勁虜，雖持利器安得強。
二師覆敗乃自取，豈是廊廟謀不臧。
朝廷又選益經略，三幙賢俊務所長。
或取李悝備邊策，或欲五道出朔方。
仲夏科民挾弓矢，季冬括驢齎道糧。
官軍未進複犯塞，搴旗殺将何倡狂。
遂令士卒愈沮氣，欲使乘障膽不張。
我願助畫迹且遠，側身西望空凄涼。
庶幾一言可裨益，臨風欲寄鳥翼翔。
所宜畜銳保城壁，轉饋先在通行商。
守而勿追彼自困，境上未免小奪攘。
譬如蚊虻噆膚體，實於肌血無大傷。
此言雖小可喻遠，幸公采用不我忘。
&hellip&hellip &mdash&mdash同卷《寄永興招讨夏太尉》 在這首詩裡，堯臣提出他的戰略對策。
宋王朝和西夏的戰争中，大軍都是從河南調去，很少是當地的兵士，在北宋力行中央集權的時候，這原是必然的。
軍隊來自河南，加以那時對于西夏都認為是區區的小國，經不起一擊。
遠來的軍隊，對于當地的情況完全不能理解，再加以無知的誇大狂，急于求戰，這就為宋王朝大軍的一再敗潰創造了必然的條件。
堯臣主張以重兵控制堅城，足食足兵，對于邊區小城小鎮的得失不必計較。
可能他是從宋師屢敗之後，獲得這樣的認識。
能從失敗中汲取教訓，正是制勝的策略。
還有一首詩是嘉祐三年作的，那時龐籍正以故相坐鎮并州，周介之的并州通判發表以後，堯臣有贈别一首： 相公秉文武，視卒如嬰兒。
今往佐其軍，豈不重撫綏。
我有愚者慮，贈君臨路岐。
相公居并州，拓土曾不疑。
羌戎起潛變，一旦覆我師。
我師無不勇，将吏實易之，常抱雪恥志，此旨君所知。
兵家尤戒貪，持重養以威。
正當土門路，自昔屯虎貔。
朔朝及旨望，大校饫酒卮。
未若投單醪，共飲河水湄。
古人維其均，今人意參差。
臨事欲之死，身往心已移。
上能同甘苦，下必同安危。
願君因議論，茲語何難為。
&mdash&mdash《宛陵文集》卷三十二《送周介之學士通判定州》 龐籍曾經參加對西夏的戰争，因此堯臣特别提到當日的情況。
嘉祐三年雖然戰争平息多年了，但是從戰争中所獲得的經驗教訓，還是有用的。
堯臣指出宋軍的失敗，主要由于輕敵，戰士是勇敢的，沒有好領導，戰事隻能以失敗結束。
他又指出在軍隊中官兵平等的必要性，認為将帥能與士兵同甘共苦，戰事才能有勝利的把握。
平時對士兵加以歧視，到臨陣的時候，沒有不失敗的。
堯臣沒有戰争的經驗，但是對于戰略戰術的探讨，不能不認為他有一定的成就。
是什麼思想在那裡支撐他呢？當然這是由于他對國家、對人民有強烈的責任感，使他在不利的環境中堅持探讨，終于獲得這樣的成就。
從堯臣的生活裡，我們看到他和朋友們常時談到作戰。
一次他在騎馬外出的時候，墜地傷臂，劉敞有詩一首： 聖俞墜馬傷臂，以其好言兵調之 知兵心自許，見謂百夫雄。
上馬常慷慨，堕車甯困窮。
誠非代大匠，疑欲作三公。
匹似陳湯病，猶成絕域功。
&mdash&mdash《公是集》卷二十二 劉敞這首詩是開玩笑的，可是也正由此可見堯臣躍躍欲試的情況。
在敵人進迫的時候，詩人的吟詠，有時會成為戰士的咤叱。
對于堯臣注《孫子》，當時也曾有過評價。
嘉祐元年（1056）堯臣為國子監直講，其時胡瑗有《上仁宗興武學疏》： 臣瑗聞，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
今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複以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頗知武事。
若使梅堯臣兼隸武學，每日隻講《論語》，使知仁義忠孝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之術，于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三二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年必有成效。
臣已選《武學規矩》一卷進呈。
胡瑗是北宋一位有名的道學家和教育家，在宋王朝和西夏作戰的當中，曾經由範仲淹的推薦，參加實際工作，具有一定的作戰認識。
從他的推薦，我們可以看到堯臣的注《孫子》，是有切實體會的。
仁宗寶元二年己卯（1039）三十八歲 寶元二年的春天，堯臣以知襄城縣的政治任務出京了。
在這個時候，謝绛也奉有知鄧州的任務。
郎舅二人同時出京。
襄城離汴京不遠，但是由于謝绛的提議，二人先到鄧州一下。
鄧州是河南南部有名的富庶區域，湍水由西向東南流下，離州城一百二十裡，有一座水庫，稱為美陽堰，因為保障水源，人民又在堰外築了一二十座墩子，形成了堰外之堰。
大堰崩潰，必得調動民夫修堰，增加人民的勞役，因此怎樣可以解除這些勞役，便成為關心民事者的第一個課題。
謝绛到了鄧州以後，打聽到當地的老奸巨猾，逐年堆積修堰的茭草，坐待大堤崩潰，賣給公家修堰，取得高價；大堰不崩潰，他們便會決堰，造成人民的災害。
人民的命運，完全落在老奸巨猾的手裡。
在情況完全明了之後，謝绛決心在城西三裡興修新水庫，認為這座水庫離城近，容易掌握。
人民可以獲得灌溉的利益，同時又可以解除逐年大修的勞役。
堯臣在鄧州，想起歐陽修在乾德，離鄧州不遠，因此約他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