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 日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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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第八鎮統制張彪，也化了裝在座。
事後，張之洞派了一個充任“海關洋員”的英國人，尾随歐吉羅，乘機攀談，獲得了若幹秘密，把這些秘密報告清廷。
清廷于是在歐吉羅暢遊武昌、漢口、長沙、九江、南京、上海、福州、廈門，而回到天津以後，收買了歐吉羅的中國廚子，又偷去了歐吉羅的若幹文件，包括各方友人寫給他的信件，向法國駐華公使嚴重交涉。
結果，法國政府不得不把歐吉羅調走，安置在越南。
一方面，張之洞、張彪，及巡警道馮啟鈞繼續派遣暗探對日知會監視；一方面，日知會本身的革命工作日趨積極。
劉道一在丙午年夏天，召集湘、贛兩省同志開會于長沙的水陸洲，策動萍醴浏之役。
在出席者之中，有其後在辛亥年武昌起義前夕擔任過總司令的蔣翊武，蔣是湖南澧州人，這時候似乎還沒有和湖北的同志發生直接關系。
換句話說，武昌日知會的同志似乎到了萍醴浏之役業已失敗，進入尾聲之時，胡瑛、朱子龍與梁鐘漢三人從日本回到武昌，才開始對湖南、江西的同志籌劃支援。
事實卻不是如此。
在這一年的八月間，日知會的同志吳崑已經到了香港，下榻于中國日報館，等候黃興；等了兩個月，黃從新加坡回來。
黃“乃授吳以方略，使回鄂積極籌備，候華僑款集，即可大舉。
鄂省同志聞吳回鄂，非常鼓舞。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卷，頁九八。
） 曹亞伯在《武昌革命真史》裡說：“萍鄉醴陵革命軍起，本日知會之密謀。
主持最力者，即易本羲，湘南湘鄉人。
&hellip&hellip無如萍醴偏僻之地，軍饷、器械無所取材。
烏合之師，未經訓練，其氣雖壯，其力無援。
加以江西、湖南兩省之新軍又無聯絡，數日無一響應&hellip&hellip易本羲吐血數升而死。
” 曹亞伯又說：“時醴陵事起，武昌黨人鹹欲響應。
（劉）敬安急不暇擇，張君（純一）以準備未齊，力遏止之。
且謂胡瑛不日由申至鄂，俟其莅止，如果有軍饷接濟，可操勝算，然後動作。
未及數日，胡瑛果至。
開會籌議，胡瑛亦以未可輕舉為言。
” 張純一主張慎重，是有理由的。
胡瑛也說出“未可輕舉”的話，實在是辜負了孫中山的托付。
胡瑛原籍浙江紹興，父親在湖南候補知縣，哥哥在長沙縣衙門裡面當職員。
胡瑛本人在桃源住過（所以在同盟會的名冊上，籍貫寫作湖南桃源），從十六歲起在黃興所辦的經正學堂讀書，濡染了革命學說，幾乎被捕。
黃叫他逃去武昌，住在吳祿貞家裡，其後加入了科學補習所，進了工程營當兵。
他陪同王漢，圖刺鐵良于彰德。
王漢一擊不中，自殺；胡瑛去日本，參加同盟會，被選為評議員之一。
胡瑛與朱子龍、梁鐘漢奉派回鄂，支援萍醴浏革命軍，不曾帶得有錢回來，說出氣餒的話。
日知會中的一個敗類郭堯階，藉此出賣同志，說有一個劉小霖，是湖南六合銻礦公司的經理，願意貢獻十萬元。
胡瑛約了劉小霖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漢口名利棧會面吃飯。
飯不曾吃完，就被馮啟鈞的巡警抓去。
在名利棧同時被捕的，有季雨霖與李亞東二人。
朱子龍先一天在漢陽被捕。
郭堯階還領了巡警，分别逮捕了劉靜庵、梁鐘漢、吳貢三、殷子衡與張難先。
這郭堯階領了相當數目的賞。
（朱子龍的賞格，是五百元；“劉家運”的賞格也是五百元。
劉靜庵不是劉家運，但是郭堯階誣指他為“劉家運”。
） 劉靜庵是逃到黃陂以後，才被抓的。
他的原籍，是湖北潛江。
在牢裡，他受刑最酷，因為官方逼他的供，要他承認自己是劉家運，而他隻肯承認自己是革命黨。
（劉家運是另一人，為會黨領袖，其後在湖南被逮捕，押到武昌，處死。
） 季雨霖是湖北荊門人，畢業于将弁學堂，這時候在三十一标三營當督隊官。
李亞東是河南信陽人，與季雨霖同學，曾任二十九标一營左隊的督隊官，因革命嫌疑撤職，這時候在師範學堂擔任體操教員。
吳貢三原名之铨，是黃岡的一個老秀才，醉心革命，著有《孔孟心肝》、《作新民》、《破夢雷》等書，在家裡設帳授徒，又辦了一個“日新學社”，吸收同志。
殷子衡，一作子恒，黃岡人，是吳貢三的外甥，也是吳貢三的學生。
張難先是沔陽人，在第八鎮工程營當過兵，這時候在沔陽東北的仙桃鎮辦了一所集城學校，在校中被捕。
張難先與季雨霖被保釋，胡瑛與劉靜庵被判無期徒刑，朱子龍等五人被判有期徒刑。
劉靜庵與朱子龍死在獄中，其餘各人于武昌起義後恢複自由。
日知會的會所，于胡瑛等人被捕以前，在十月二十九日便已被搜查、封閉。
劉道一烈士在長沙就義的一天，是十一月十六日。
事後，張之洞派了一個充任“海關洋員”的英國人，尾随歐吉羅，乘機攀談，獲得了若幹秘密，把這些秘密報告清廷。
清廷于是在歐吉羅暢遊武昌、漢口、長沙、九江、南京、上海、福州、廈門，而回到天津以後，收買了歐吉羅的中國廚子，又偷去了歐吉羅的若幹文件，包括各方友人寫給他的信件，向法國駐華公使嚴重交涉。
結果，法國政府不得不把歐吉羅調走，安置在越南。
一方面，張之洞、張彪，及巡警道馮啟鈞繼續派遣暗探對日知會監視；一方面，日知會本身的革命工作日趨積極。
劉道一在丙午年夏天，召集湘、贛兩省同志開會于長沙的水陸洲，策動萍醴浏之役。
在出席者之中，有其後在辛亥年武昌起義前夕擔任過總司令的蔣翊武，蔣是湖南澧州人，這時候似乎還沒有和湖北的同志發生直接關系。
換句話說，武昌日知會的同志似乎到了萍醴浏之役業已失敗，進入尾聲之時，胡瑛、朱子龍與梁鐘漢三人從日本回到武昌，才開始對湖南、江西的同志籌劃支援。
事實卻不是如此。
在這一年的八月間，日知會的同志吳崑已經到了香港，下榻于中國日報館，等候黃興；等了兩個月，黃從新加坡回來。
黃“乃授吳以方略，使回鄂積極籌備，候華僑款集，即可大舉。
鄂省同志聞吳回鄂，非常鼓舞。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卷，頁九八。
） 曹亞伯在《武昌革命真史》裡說：“萍鄉醴陵革命軍起，本日知會之密謀。
主持最力者，即易本羲，湘南湘鄉人。
&hellip&hellip無如萍醴偏僻之地，軍饷、器械無所取材。
烏合之師，未經訓練，其氣雖壯，其力無援。
加以江西、湖南兩省之新軍又無聯絡，數日無一響應&hellip&hellip易本羲吐血數升而死。
” 曹亞伯又說：“時醴陵事起，武昌黨人鹹欲響應。
（劉）敬安急不暇擇，張君（純一）以準備未齊，力遏止之。
且謂胡瑛不日由申至鄂，俟其莅止，如果有軍饷接濟，可操勝算，然後動作。
未及數日，胡瑛果至。
開會籌議，胡瑛亦以未可輕舉為言。
” 張純一主張慎重，是有理由的。
胡瑛也說出“未可輕舉”的話，實在是辜負了孫中山的托付。
胡瑛原籍浙江紹興，父親在湖南候補知縣，哥哥在長沙縣衙門裡面當職員。
胡瑛本人在桃源住過（所以在同盟會的名冊上，籍貫寫作湖南桃源），從十六歲起在黃興所辦的經正學堂讀書，濡染了革命學說，幾乎被捕。
黃叫他逃去武昌，住在吳祿貞家裡，其後加入了科學補習所，進了工程營當兵。
他陪同王漢，圖刺鐵良于彰德。
王漢一擊不中，自殺；胡瑛去日本，參加同盟會，被選為評議員之一。
胡瑛與朱子龍、梁鐘漢奉派回鄂，支援萍醴浏革命軍，不曾帶得有錢回來，說出氣餒的話。
日知會中的一個敗類郭堯階，藉此出賣同志，說有一個劉小霖，是湖南六合銻礦公司的經理，願意貢獻十萬元。
胡瑛約了劉小霖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漢口名利棧會面吃飯。
飯不曾吃完，就被馮啟鈞的巡警抓去。
在名利棧同時被捕的，有季雨霖與李亞東二人。
朱子龍先一天在漢陽被捕。
郭堯階還領了巡警，分别逮捕了劉靜庵、梁鐘漢、吳貢三、殷子衡與張難先。
這郭堯階領了相當數目的賞。
（朱子龍的賞格，是五百元；“劉家運”的賞格也是五百元。
劉靜庵不是劉家運，但是郭堯階誣指他為“劉家運”。
） 劉靜庵是逃到黃陂以後，才被抓的。
他的原籍，是湖北潛江。
在牢裡，他受刑最酷，因為官方逼他的供，要他承認自己是劉家運，而他隻肯承認自己是革命黨。
（劉家運是另一人，為會黨領袖，其後在湖南被逮捕，押到武昌，處死。
） 季雨霖是湖北荊門人，畢業于将弁學堂，這時候在三十一标三營當督隊官。
李亞東是河南信陽人，與季雨霖同學，曾任二十九标一營左隊的督隊官，因革命嫌疑撤職，這時候在師範學堂擔任體操教員。
吳貢三原名之铨，是黃岡的一個老秀才，醉心革命，著有《孔孟心肝》、《作新民》、《破夢雷》等書，在家裡設帳授徒，又辦了一個“日新學社”，吸收同志。
殷子衡，一作子恒，黃岡人，是吳貢三的外甥，也是吳貢三的學生。
張難先是沔陽人，在第八鎮工程營當過兵，這時候在沔陽東北的仙桃鎮辦了一所集城學校，在校中被捕。
張難先與季雨霖被保釋，胡瑛與劉靜庵被判無期徒刑，朱子龍等五人被判有期徒刑。
劉靜庵與朱子龍死在獄中，其餘各人于武昌起義後恢複自由。
日知會的會所，于胡瑛等人被捕以前，在十月二十九日便已被搜查、封閉。
劉道一烈士在長沙就義的一天，是十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