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 日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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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為了支援萍醴浏的革命軍而派回湖北的三個人，胡瑛、朱子龍、梁鐘漢，都是同盟會的會員。
其中，胡、朱二人參加過當年的科學補習所，朱而且是繼科學補習所而起的武昌日知會的會員。
日知會有兩個，在武昌的一個設在武昌府街，其後移入高家巷聖公會；在長沙的一個，從開始就設在吉祥巷聖公會。
這兩個日知會，均為基督徒黃吉亭所先後創辦，是用來幫助傳播基督教、供人閱覽書報的地方。
黃吉亭先在武昌，其後到了長沙，便把武昌的日知會交給胡蘭亭負責。
甲辰年（1904年）九月二十日，科學補習所被封。
所員劉靜庵不見容于黎元洪，辭去黎元洪軍中的書記職務，在聖公會寄食了一些時，就任日知會的“司理”。
他先把日知會的書報，整理得井井有條，然後取得胡蘭亭的同意，添置了若幹新書新報，對各界前來閱覽的人殷勤招待，并且在每一個禮拜天講演時事，宣傳革命。
這樣，差不多過了一年，不僅科學補習所的一部分所員漸漸地重新聚合在一起，而且吸收了數以千計的新的革命同志，其中以士兵為最多。
到了丙午年（1906年）正月，在他的領導之下，便有了一個新的革命團體正式成立，名稱借用這“日知會”三個字，以避免清吏的注意。
他選擇會員也很嚴，隻讓一百多人參加。
這一百多會員，包括朱子龍，而不包括胡瑛，因為胡瑛在甲辰年冬天陪同王漢追蹤鐵良，于王漢在彰德刺鐵良未中，投井自殺之際，逃去日本，一直留在日本，到了丙午年十一月才奉派與朱、梁二人回鄂。
武昌日知會的會員，除了科學補習所的老同志如朱子龍、曹亞伯、時功璧、馮特民、孫武、季雨霖、張難先等等以外，有在辛亥年（1911年）犧牲的劉堯澂與彭楚藩兩烈士，與發難起義的熊炳昆（秉坤）、吳兆麟、王憲章、藍天蔚，又有梁耀漢、吳貢三、殷子恒、李亞東，與其後以佛學著稱于世的熊子貞（十力），主持上海中華書局的陸費逵（伯鴻）。
在萍醴浏之役以前，孫中山便已派遣科學補習所的所員之一餘誠（仲勉），從日本回到武昌，擔任同盟會湖北分會的會長。
餘誠與劉靜庵計議，舍名務實，不把日知會的名稱更改為同盟會分會，而在事實上運用日知會的組織，進行革命工作。
日知會會員之履行宣誓加盟的手續，正式成為同盟會的一分子的，僅為劉靜庵、朱子龍與馮特民三人（宣誓書上的簽名是劉貞一、朱公勇與馮一，日期是丙午年二月十四日）。
孫中山在丙午年，也介紹了法國軍官歐吉羅上尉到中國内地遊曆，經北京、天津、煙台，于五月初八到達武昌，喬義生與鄧家彥和他一齊來。
劉靜庵與日知會的同志，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到會的有幾百人之多。
歐吉羅即席演講，暢談法國革命的原因，世界革命的趨勢，與中國革命的必要。
替他翻譯的人，是日知會會員朱作梅。
這一位歐吉羅上尉，隸屬于法國在天津的駐屯軍。
他的直接上司是布加卑少校。
布加卑奉了法國駐越南總督某氏之命，于乙巳年秋冬之際谒見孫中山于吳淞口外的船中，商定以歐吉羅上尉及其他軍官六人交孫中山調遣，負責各地革命力量的調查與聯絡工作。
越南總督某氏之所以如此做，是因為當時的法國内閣總理克列孟梭吩咐過他；而克列孟梭之所以作了如此的吩咐，是因為其好友前任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總督杜美竭力主張。
杜美為什麼要作如此的主張呢？是因為他早在壬寅年，便已久聞孫中山的革命抱負與道德學問，屢次托法國駐日大使邀請前往越南會面、孫中山在壬寅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由日本到達越南，參觀河内博覽會，不巧杜美業已離任回國。
杜美囑托了他的秘書長哈德安代為招待，接洽一切。
（同時，孫中山也結交了當地的僑胞黃龍生、甄吉亭、甄壁、楊壽彭、黃景南、曾克齊。
這幾位，不久以後都參加革命，後來在欽廉與河口各役，出了不少的力。
） 孫中山終于在1905年春天由美赴歐，與留學生朱和中等組織革命團體之時，和杜美會了面。
杜美介紹孫中山與克列孟梭相見。
而杜美本人對孫中山的友誼，則繼續不斷，以迄于孫中山逝世以後。
筆者的業師，巴黎大學教授馬第埃先生（AlbertMathiez）說，埃米勒·包萊先生告訴過他：孫中山在巴黎極受“共濟會”的歡迎，而且加入了共濟會。
這共濟會，在法國大革命之時，正是幕後的推動者。
孫中山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主張，與共濟會的宗旨可謂志同道合。
法國志士之所以熱心于贊助中國革命，殊非偶然。
歐吉羅在日知會演講，清吏張之洞等人派了若幹暗探混在聽衆裡面。
其中，胡、朱二人參加過當年的科學補習所，朱而且是繼科學補習所而起的武昌日知會的會員。
日知會有兩個，在武昌的一個設在武昌府街，其後移入高家巷聖公會；在長沙的一個，從開始就設在吉祥巷聖公會。
這兩個日知會，均為基督徒黃吉亭所先後創辦，是用來幫助傳播基督教、供人閱覽書報的地方。
黃吉亭先在武昌，其後到了長沙，便把武昌的日知會交給胡蘭亭負責。
甲辰年（1904年）九月二十日，科學補習所被封。
所員劉靜庵不見容于黎元洪，辭去黎元洪軍中的書記職務，在聖公會寄食了一些時，就任日知會的“司理”。
他先把日知會的書報，整理得井井有條，然後取得胡蘭亭的同意，添置了若幹新書新報，對各界前來閱覽的人殷勤招待，并且在每一個禮拜天講演時事，宣傳革命。
這樣，差不多過了一年，不僅科學補習所的一部分所員漸漸地重新聚合在一起，而且吸收了數以千計的新的革命同志，其中以士兵為最多。
到了丙午年（1906年）正月，在他的領導之下，便有了一個新的革命團體正式成立，名稱借用這“日知會”三個字，以避免清吏的注意。
他選擇會員也很嚴，隻讓一百多人參加。
這一百多會員，包括朱子龍，而不包括胡瑛，因為胡瑛在甲辰年冬天陪同王漢追蹤鐵良，于王漢在彰德刺鐵良未中，投井自殺之際，逃去日本，一直留在日本，到了丙午年十一月才奉派與朱、梁二人回鄂。
武昌日知會的會員，除了科學補習所的老同志如朱子龍、曹亞伯、時功璧、馮特民、孫武、季雨霖、張難先等等以外，有在辛亥年（1911年）犧牲的劉堯澂與彭楚藩兩烈士，與發難起義的熊炳昆（秉坤）、吳兆麟、王憲章、藍天蔚，又有梁耀漢、吳貢三、殷子恒、李亞東，與其後以佛學著稱于世的熊子貞（十力），主持上海中華書局的陸費逵（伯鴻）。
在萍醴浏之役以前，孫中山便已派遣科學補習所的所員之一餘誠（仲勉），從日本回到武昌，擔任同盟會湖北分會的會長。
餘誠與劉靜庵計議，舍名務實，不把日知會的名稱更改為同盟會分會，而在事實上運用日知會的組織，進行革命工作。
日知會會員之履行宣誓加盟的手續，正式成為同盟會的一分子的，僅為劉靜庵、朱子龍與馮特民三人（宣誓書上的簽名是劉貞一、朱公勇與馮一，日期是丙午年二月十四日）。
孫中山在丙午年，也介紹了法國軍官歐吉羅上尉到中國内地遊曆，經北京、天津、煙台，于五月初八到達武昌，喬義生與鄧家彥和他一齊來。
劉靜庵與日知會的同志，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到會的有幾百人之多。
歐吉羅即席演講，暢談法國革命的原因，世界革命的趨勢，與中國革命的必要。
替他翻譯的人，是日知會會員朱作梅。
這一位歐吉羅上尉，隸屬于法國在天津的駐屯軍。
他的直接上司是布加卑少校。
布加卑奉了法國駐越南總督某氏之命，于乙巳年秋冬之際谒見孫中山于吳淞口外的船中，商定以歐吉羅上尉及其他軍官六人交孫中山調遣，負責各地革命力量的調查與聯絡工作。
越南總督某氏之所以如此做，是因為當時的法國内閣總理克列孟梭吩咐過他；而克列孟梭之所以作了如此的吩咐，是因為其好友前任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總督杜美竭力主張。
杜美為什麼要作如此的主張呢？是因為他早在壬寅年，便已久聞孫中山的革命抱負與道德學問，屢次托法國駐日大使邀請前往越南會面、孫中山在壬寅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由日本到達越南，參觀河内博覽會，不巧杜美業已離任回國。
杜美囑托了他的秘書長哈德安代為招待，接洽一切。
（同時，孫中山也結交了當地的僑胞黃龍生、甄吉亭、甄壁、楊壽彭、黃景南、曾克齊。
這幾位，不久以後都參加革命，後來在欽廉與河口各役，出了不少的力。
） 孫中山終于在1905年春天由美赴歐，與留學生朱和中等組織革命團體之時，和杜美會了面。
杜美介紹孫中山與克列孟梭相見。
而杜美本人對孫中山的友誼，則繼續不斷，以迄于孫中山逝世以後。
筆者的業師，巴黎大學教授馬第埃先生（AlbertMathiez）說，埃米勒·包萊先生告訴過他：孫中山在巴黎極受“共濟會”的歡迎，而且加入了共濟會。
這共濟會，在法國大革命之時，正是幕後的推動者。
孫中山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主張，與共濟會的宗旨可謂志同道合。
法國志士之所以熱心于贊助中國革命，殊非偶然。
歐吉羅在日知會演講，清吏張之洞等人派了若幹暗探混在聽衆裡面。